書店一角。 笪曦 攝
文 / 陳鵬舉
朋友發我一本書的封面圖片。封面是紅底，一棵幾何形黑色大樹、幾隻黃色小鳥。簡潔的三色，十分悅目。錢君匋曾告訴我，封面最多三色，多了就不好了。可見是大家之言。這是我寫的第一本書，幾萬字的報告文學，書名是《巴金和尋找理想的孩子》。三十五年前，我三十五歲，和芝麟一起寫的。
就著無錫錢橋一群小學生和巴老的書信來回，能否寫成書？當時的少兒出版社社長張秋林，讓他們社裡的編輯高蘊生陪我先去錢橋看一下。見到了那群小學生，感覺能寫。高馬上聯絡了社長，主要是讓他匯點經費，以便我們住上幾天，採訪之餘，還能在隨處的小攤上喝口小酒。
高是個妙人。那晚小醉，他秘而有宣，說今有三大詩人，賀敬之、郭小川，還有就是他高蘊生。我說前兩位大名如雷，緣慳一面。前輩是大名希聲，有緣得見，大幸！於是各盡一杯。匆匆那年，不知高前輩今可安好？芝麟與巴老熟。這書他寫巴老部分，我寫孩子部分。我和他文筆彼此瞭解，各自寫去，合在一處，竟然如一人所作。
賀敬之、柯巖夫婦。新華社 發
上述這些文字，老同學祥宏看到了，告訴我說，高在此五年後去世了，享年六十歲。金聲也給了我電話，說書裡提到的巴老兩封回信，他親眼見過，還發給我原信的圖片。
說到巴老的回信，我同事錦根和周斌年輕時也曾收到過。錦根的話題是關於《我們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一文。巴老先後回了兩封信。周斌求教讀書和寫作問題。巴老也回了信。這幾封回信，後來我都讀到了。直覺是巴老目光平視，捧著真心。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沒見過巴老。一些年後，“朝花”副刊五千期了，我隨芝麟、沈揚、錦根一起拜訪巴老。巴老不擅言談。不多的話，說到了他和“朝花”的一些關聯。回來後，我憑記憶把他說的話記錄下來。排了鉛字，列印了一份，送他過目。這就是後來刊在“朝花”五千期紀念版上、署名“巴金”的文章《我的祝賀》。
前年吧，去上圖看學生陳穎。她說湖南路轉角的一家網紅店，冰激凌好吃。我們散步過去了，不想就近是巴金故居。我第二次走進那個院子，佇立良久。轉眼二十多年，階前芳草依舊。
向公眾開放的上海巴金故居。新華社 發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受命創辦“文博”版，並撰寫“文博斷想”專欄。幾年後，教育出版社陸曉波聯絡上我，要我出一本《文博斷想》集子。曉波是陸一飛公子，之前我們並不認識。我提醒他“文博”版有好些好作者和好文章，提議出一套《文博》叢書。出版社很快答應了，指定我做主編。
叢書共六本。作者分別是劉旦宅、江宏、蔡國聲、潘亦孚、高阿申和我。劉不世出，江是名士，見識和文筆自然林壑高遠。蔡學徒時就接觸文玩，他寫文章，習慣把筆夾在中指和無名指之間，令人驚奇。亦孚是溫州人，家在鹿城城郊的雪山上。據說餘秋雨的《山居筆記》，是在他家開筆的。他流連書畫，文章也寫得好。阿申當時還在東臺路古玩街設攤。他寫瓷器研究文章，每個字都自我較勁。我旁觀他多時，知道他是個有雄心的人。書籍設計和書名題寫，是劉公子天暐。他喜歡裴將軍碑，字寫得大氣。
教育出版社講究用詞規範。我有幾個用詞，編審感覺有些麻煩。我解釋說，文言文裡有的文辭，白話文似該接納。結果很有幸，編審對我網開一面。
這套叢書，當時是曉波花了十幾個日夜，手工一頁頁貼出來排版的。有錯的地方，還得逐字逐條剪刻下來，重新拼接。
給排版好的字模上墨。新華社 發
見到新書那晚，出版社薛培華、曉波，還有江宏、天暐和我，約了個地方飆歌。年齡相仿，又投緣，一時間說的比唱的好得太多，蠻瘋的。窗外復興公園夜涼如水。培華喝醉了，握拳連連捶我的膝蓋，不停地說，我倆是好友。天暐素來重禮節。那天他緊抓酒瓶不放，只管自斟自飲。想來他是更醉了。
隔天，阿申請大家吃餃子。天暐代表他父親出席，早早來到了高家。阿申心直口快，即席舉杯對天暐說，今天主要是請你的。引得滿堂大笑。
當時都不知道，叢書中劉旦宅所寫的，是他平生唯一一本藝術筆記。這套叢書的分量，原來很重。
世紀之交，劉旦宅策劃出一本《海派五十家》。書中五十篇千字文，請徐建融、盧輔聖、江宏、毛時安和周陽高等，各家挑選撰寫。後來，定了我寫序，我成了主編。我在序言裡，說了個想法：《海派五十家》中的“五十”，不是序數，而是一個數。面對藝術和歷史，所有的人群必然瓦解，所有的幫襯都是輓歌，只剩下孤獨的個人，去爭奪光榮。
書中的千字文，有兩篇我寫了篆刻家。一篇寫陳巨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中國畫院見過他。他個子小，一雙腳也小，可頭顱碩大，見了難忘。一篇寫吳子建。我和他苦無交集，擋不住劉旦宅先生激情勸說，也寫了。去年，我學生啟程結識了子建，又在網上無意翻到我的那篇舊文。感覺有緣。特地安排了我和子建的初見。至此，舊文存世，已二十年。
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還是曉波。書籍設計做得也好。內頁有烏絲欄的感覺，繁體字，配上書畫印佳作，厚重大氣，自是天暐做派。
還有一本《驚豔：陳詩張畫》，是張桂銘和我合著的。張和我都肖兔，張比我大一輪。我三十幾歲時，在畫院和他初識，互有眼緣。他說要送我一張畫，我立刻感謝。曹用平在一旁笑著對我說，我會看好桂銘，讓他儘快畫出來。
我五十幾歲時，那天在張家。張問我：“是否願意合著一本書，我的畫，你的詩?”我感覺意外，說，“先生抬舉我了。”他含笑說，“是我一個心願。”又說，“你答應了，就忙你的吧。接下來出版的事，我來安排。”
我們擬了書名。想到“驚豔”二字。他一時沉思不語。之後他說，“豔”字是他女兒的名字，是否會“驚”了她？我說，哪會？只會讓她“驚喜”。他笑了。我說再加上“張畫陳詩”四字。他說好，不過要換個次序，“陳詩張畫”。我說，“先生是長者，該在前面。”他說，“‘詩’一定是要放在‘畫’前面的。”
他作五十多張畫，我寫五十多首詩。原先說，看一張畫，寫一首詩。後來發覺，他所有的畫，放在一起，像是一張大畫。我的詩好像也這樣。飽覽了他的畫，我用朵雲軒的陳年花箋書錄我的詩，竭力想配上他的畫。
作為書的序言，我們合作了一張畫。他畫，我題詩。我提議由我先題，然後他畫。果然，效果很好。這張合作的畫，他讓我留著。我問他，“我的詩箋，可喜歡？”他說，“當然喜歡。”我就把全部詩箋裱了單片，整合一盒，請他儲存了。
那天在印刷廠校色。出門時，他突然說了句：“我的畫能配詩，以後誰也不要說我畫的不是中國畫了。”那音容笑貌，忘不了。
一直有人說張是“中國的米羅”。其實，米羅是到了日本，見到了浮世繪，才變成我們熟知的米羅的。而日本的浮世繪源於中國。這麼算來，米羅的畫，好比是中國畫的孫兒輩。這個道理，大畫家都懂。黃永玉和石虎，都和我提起張，吳冠中也寫文章誇獎張。而這三人，都和張沒交往。張是中國畫家。他天賦的色彩和空間感並世少見。
參觀者觀看展出的浮世繪作品。新華社 發
張請袁銀昌作書籍設計。銀昌也是別緻的人。譬如封面上“驚豔”二字，應他的要求，我寫了個“驚”，張寫了個“豔”，猛然放到了一起，好別緻。這本書，很快由祝君波當時主持的出版社出版了。
還得說到安樸。那年，他退休前做了一件事，是促成《解放日報》“彩色畫刊”版用整版圖文介紹《驚豔：陳詩張畫》。這份榮光，對於張是瓜熟蒂落，對於我是極意外的。
我和張最後一面，是在從嘉興回上海的車上。在此前幾天，我說他的畫有三個特點。一是每張畫都不一樣，二是每張畫都像是區域性，三是每張畫看了都記不清。他說他因此想了幾天，他問我，“是說我的畫好，還是不好？”我說，“是說好。”
之後沒多少天，張去世了。追悼會上，播放了我學生雙強幾年前做的一個影片，是我寫張的一篇舊文，題為“豔色天下重”。
屈指算來，是《驚豔：陳詩張畫》出版七年之後，他去世的。到今年，是又一個七年了。
（刊於2021年11月11日解放日報朝花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