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倌

幹部子女，尤其是高幹子弟，如稍不注意嚴格要求自己，容易滋生一種依賴心理，認為“大樹底下好乘涼”，自己不必努力學習，既使不掌握本領，也能在父母的保護傘下安逸自在地生活。對這種現象劉伯承耳有所聞，因此，他常常告誡自己的孩子，要當普通一兵，要好好學習，努力讀書，掌握一門或幾門本領，長大以後能獨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領吃飯，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勞過日子。

長期以來，他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但從來沒有為個人、為子女、為親屬撈取過半點好處。家屬子女有時覺得他做得太過分了，抱怨他不講情義。他卻說：“我的職權，是黨和人民給的，沒有權利濫加使用。如果誰要借我的名義去撈取什麼好處，那就找錯了門子。我個人的榮譽，不是我從娘肚子出來就有的，而是靠黨的正確領導，靠同志們的支援，是人民寄予的厚望。我能貪天之功為己功嗎？”

一、劉伯承在培養自己的子女的能力和品德方面，可謂下盡了一番苦功

建國初，劉帥率軍進入大西南。為了不影響子女的學業，便將他們留在了北京。臨行前，他把太行和密群叫到身邊，叮囑他們要好好學習，別荒廢了學業。到四川后，對伯承經常給孩子們寫信，要求他們努力學習。每次出差到北京，忙不了叮囑一番。

有一次，劉伯承赴京開會，由於時間緊迫，他只得在吃午飯的時候把太行和密群叫到自己的住處，要兄妹倆讀一篇發表在《中國青年》上的文章《審判後的談話》，然後又去開會。

這篇文章記述了一個教授在兒子犯了罪，受到審判後的談話。這位教授父親在談話中指出，他對兒子的犯罪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因為他一向對自己兒子自認為教授家庭出身，可依賴家庭的思想傾向聽之任之，甚至縱容，結果，這位‘闊少爺”整天吃喝玩樂，最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吃晚飯時，劉伯承回到了住處。他邊吃飯邊和孩子們談讀了這篇文章後的感想。他鄭重地告訴密群和太行：由於爸爸為革命做了一些貢獻，黨和國家給爸爸一些優厚的待遇，你們這些子女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你們沾光了。現在你們在北京，又住在叔叔阿姨家，他們很愛護你們，你們要什麼他們儘量滿足你們。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黨得自己比別人高一頭，容易產生驕傲自大的思想。其實你們真是一點本事也沒有，千萬不能學習那個教授的兒子。說著說著，他的語氣變得十分嚴肅了：

“我們是打掃舞臺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臺整理好了，唱戲要靠你們，你們要唱好戲，就要好好學習，唱戲要靠真本事。”

怎樣才能練就一套真本事呢？

“我的訣竅只有一個：就是刻苦學習。”結合自己在蘇聯學習的經歷，劉伯承諄諄教導：“當初我在蘇聯學習時，儘管漢語的水平較高，但俄文連字母都不認識。一到軍事學院，除了學習俄文外，還要學幾何、三角，校內課程的教育全用俄語，困難是相當大的。但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學，刻苦地學！人家學一遍。我學十遍，人家學十遍，我學百遍。現在你們有這麼好的條件，可要珍惜啊！”

劉伯承的話，一字一句都感撼著孩子們的心。他們決心要好好學習。

一次，劉帥在一個調查報告中看到一份材料，某高校做了一次學生成績調查，結果，班上前10名的學生中，有8名是高階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1名是農民的子女，還有1名是右派子弟。高幹子弟一名也沒有。知道這份情況，劉帥有點“緊張”，他馬上寫信給正在哈軍工就讀的太行，說：“可能這是不全面的調查，但是要警覺的，幹部子女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後——這必須大力教育，扭轉某些落後的幹部子女的壞意識，才能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就在這封信中，他問兒子：“謙虛謹慎習慣在修養否？”

據大兒子劉太行回憶，他在十多歲的時候，學習自覺性比較差，一到放暑假，心裡總想著玩。儘管劉帥工作非常忙，但對太行的學習抓得很緊，除了要求兒子完成學校佈置的暑假作業外，還要求他背誦一些魯迅的散文、毛主席的講話以及史記中的一些文章，並且經常抽出時間檢查兒子的作業，要兒子背誦給他聽。

由於太行玩心重，一本新書到他手裡用不了多久，就破損了。有一次，還將書中的一頁撕去了半頁。在檢查背書時，劉伯承發現了，他並沒有因此發脾氣，而是拿出他自己在抗日戰爭時期太行山上讀過的書給兒子看，這些書紙的質量差，用的年頭又久，然而，還是平平整整的，書中有不少眉批，還有不少補貼的地方，但看起來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兒子道；

“書是個老師，而且是一個百問不厭的老師，隨便你問它多少次，書從來不會生氣發火，總是耐心地回答你的問題。因此你要愛惜書。”

說完，便將太行撕掉的半頁書，用白紙補貼起來，用毛筆一筆一筆地把缺頁的內容寫上去。後來，太行說：“父親當時補書的那種耐心的神情和細緻的動作，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1959年，劉太行考入了哈爾濱軍工學院，從中學升大學，課程難度與數量都加大了，使太行產生了某些畏難情緒。劉伯承知道後，馬上寫信鼓舞兒子，要刻苦努力學習，做到又紅又專。

劉帥對孩子在學習上的要求極為嚴格。據劉太行回憶說：

“我在哈軍工學習期間，差不多每月給父親寫一封信，總把一個月來的學習、生活情況做一個彙報。有時寫得比較認真，有時卻很馬虎。但是，爸爸對我的信總很認真地看。每次都親自回信要我在政治方面和學業方面嚴格要求自己，不要特殊化，努力上進。有一次我寫信寫得太馬虎，不僅有錯別字，而且有的語句也不通。爸爸收到這封信後，就把錯別字和語句不通處，用紅筆劃出來，寄給我，要我改正後再寄給他看。當時我照辦了，但是思想不通，總以為自己是學工的，語文水平好壞無所謂。爸爸總是反覆地教育我：我們說話、寫文章，是讓別人聽得懂，看得明白。不管學文學工，都應該這樣。爸爸說他是學軍事的，在工作中下達命令，總是要字字推敲，有時為了一個詞要考慮很久。因為文字是表達思想的，要別人照看辦，這樣就必須用文字明顯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不然會誤大事的。”

二、劉伯承教導兒子劉蒙的故事

兒子劉蒙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會到爸爸劉伯承對我的愛是多麼深沉，對我的教育是那麼深刻和重要，我埋怨自己小時候太不懂事，太頑皮了，對這樣領悟得竟然這樣的遲。”

“從書法、文學、歷史，到為人的準則和思考問題的方法，爸爸都給過我很多教育。雖然我沒有能力把這麼豐富的內容全部有條不紊地歸納起來，但是每當我遇到困難，它經常切切實實地給我智慧和勇氣。一想起爸爸慈祥的面孔、溫和的話語，就感到一種難言的溫暖和激勵人心的力量。”

劉蒙於解放初期出生於南京。劉伯承希望他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材，有感於三國東吳名將呂蒙發奮上進被稱為“吳下阿蒙”的典故，給兒子取名“阿蒙”。

1967年春，劉伯承到南京治療眼疾。兒子阿蒙也到了爸爸的身邊。劉蒙說：“回到爸爸身邊，爸爸就是我的老師。在那個‘焚書坑儒’、學業俱廢的狂熱年代裡，我又做學生了。當時爸爸給我規定的兩門主要功課，一是古文，一是書法。”

劉伯承常對兒子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所以，自己每天早晨5點鐘起床時，總要把兒子也叫上，讓他背書、習字。

那時，劉伯承的視力已經不好了，但記憶仍十分準確，青年時期讀過的《古文觀止》幾乎篇篇能背。每天早飯後，他都要親自檢查兒子背書。劉蒙將父親的檢查稱為“晨關”，並說“晨關難過呀！”

一天早晨，劉伯承讓兒子背《辨姦論》。劉蒙覺得這篇文章太難了，怎麼也背不通。於是，預先想好一個藉口，便跑到樹林子裡去玩了，直玩到吃早飯時。結果，在履行那天的“晨關”時對爸爸說：“《辨姦論》是蘇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張革新變法，所以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劉伯承知道兒子的脾氣，他沒有揭穿兒子的“鬼心眼”，而是沉靜對他說：“你從小就想做個勇士。在北極閣山上亂跑，說要打狼。你現在大了，應該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難，勇者不懼嘛，只要你不伯困難，半個小時後，一定能背下來。”

在父親的鼓勵下，劉蒙真的化了半小時將《辨姦論》背熟了。

晚飯後，劉蒙常陪父親散步。每逢這時，劉伯承總要給孩子講些歷史人物、故事和他自己的經歷，那天晚上，他問兒子：“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你學《辨姦論》嗎？”

劉蒙將《辯奸論》從頭至尾想了一遍，仍感到茫然。只得說：“我沒有好好地想過。”

劉伯承和藹地說：“阿蒙，以後學習每篇文章，都要多想。讓你學習《辨姦論》，是要你學習細緻的觀察問題和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去認識問題的方法。”

劉伯承知道兒子阿蒙有點兒魯莽。為了克服兒子這一脾氣，一天晚上散步後，他給兒子講了一個西漢開國功臣張良的故事。

張良非常痛恨秦始皇，想以匹夫之勇去暗殺他。於是找了一個大力士，趁秦始皇出遊之時，用一個上百斤重的大鐵椎狙擊他。結果，沒有成功。秦始皇嚴令全國，捉拿張良，張良只好改名換姓地躲藏起來。黃石公認為磨掉了張良的那種少年剛銳之氣，今後才能成就大事。所以，有一天，黃石公坐在橋頭，故意把鞋子丟到橋下，讓張良給他拾上來，穿好，張良是個逃犯，不敢惹事生非，只好忍聲吞氣地按照老人的吩咐做了。黃石公覺得張良懂得了忍耐，是可教之人，於是把一套有名的講謀略的書《三略》交給他。後來，張良努力學習，成了漢高祖的謀士，被封為“留候”。

講完故事的第二天，劉伯承就讓兒子學蘇東坡的《留候論》。他重點給兒子講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忍小忿而就大謀。”然後批評兒子說：“你的二憨子脾氣、不是勇敢，而是魯莽。真正的勇敢，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都不畏懼它，並且能夠冷靜地想出辦法，去克服它。”說完後，以“智深，勇沉”四字相贈兒子。

劉蒙深情地說：“在南京那段時間，爸爸不僅教我學習古文，提高文化素養，更重要的是教給我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想起這些，我也像許多孩子一樣，覺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三、劉伯承經常給子女講“勤能補拙”的道理，並且他的教育方法很特殊

他總將一條抽象的道理蘊藏在一個具體的故事裡，一件具體的小事中，使孩子們深受啟發，終生難忘。

一年秋天，劉伯承帶孩子去香山觀賞紅葉。劉蒙開始跑得很快，但還沒到半山，就累了。劉伯承一而鼓勵他要繼續爬到山頂，一面給他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

“我們四川有兩個和尚，一貧一富，窮和尚對富和尚說：‘我準備去佛教勝地普陀山。’富和尚就著呢他：‘你那麼窮，靠什麼去呢？’‘我有一個瓶子，一個飯碗。我靠它們就足以去普陀山了。’窮和尚笑著回答富和尚。可是富和尚不信，他說；‘多年來，我就想買一隻大船去那裡，尚未去成。你憑一瓶、一碗就能去普陀山？我不信！’一年之後，窮和尚不僅到了普陀山，而且從普陀山回來了。而富和尚呢，雖然富有，但始終沒有行動，所以一輩子也沒有去成普陀山。”

講完故事後，他問兒子：“普陀山離我們四川有幾千裡的路程。可是窮和尚去了，富和尚反而沒有去成。你說這是為什麼？”

兒子搶著回答：“因為富和尚光想去，沒有實際行動唄。”

劉伯承說：“對。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條道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透過人的努力，難可以轉化為易。如果你不去努力，易也會轉化為難，我知道你在學習上有個毛病，缺乏腳踏實地，持之以恆的努力，以後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毅力才行。”

在父親的鼓勵下，劉蒙終於爬上了香山之巔。

劉蒙要去四川讀書了，坐在爸爸身邊和爸爸聊天，心裡感到非常溫暖。

劉伯承對他說：“阿蒙，你要去四川學習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讀書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愛好太廣，卻又不專心於自己的學業，這是不對的。對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別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別使用心力。”

聽了父親的批評，劉蒙低下了頭。

這時劉伯承問他：“你在學校裡學英語，知道英國人有這樣一句話嗎？‘Jack of all trades，but special of none’你能不能把它翻譯翻譯。

劉蒙想了想，答道：“這句話的意思是：‘各種商業的傑克，而沒有特別的’。”

劉伯承對兒子這種文理不通的翻譯很不滿意。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一無所長的萬能先生’。”

停了一下，劉伯承又接著說：“你學習外語，光記單詞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語言規律。單詞就像一個個銅錢，語言規律就是一根錢串子，如果你沒有這根錢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銅錢。外文就像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門，多開啟一扇，就多一條認識世界和學習知識的途徑。”

隨後，劉伯承又問起兒子的專業成績。劉蒙得意地說：“只有一門4分，其餘都是5分。”

出乎兒子的意外的是，劉伯承不僅沒有讚揚兒子的好成績，反而生氣地說：“你總不用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你要記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見兒子不說話，劉伯承婉轉地說：“是不是今天批評多啦？”

“不！”劉蒙輕聲答道。

劉伯承說：“那你給我查一個詞吧：高標。”

劉蒙拿起《辭海》查詢，劉伯承旁邊說；“高標就是山上的最高峰，我記得《辭海》裡引了李白的一句詩‘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

“1927年四川滬州起義失敗後，我們翻越秦嶺出川找黨，道路很難走，正像李白寫的‘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山中虎豹和豺狼很多，真是蜀道難。你現在去四川的路好走多了，但是你還是應該看看秦嶺高聳的山勢。”

夜深了，汪榮華進來催劉伯承去休息。

劉伯承站起來去臥室，轉過頭來對劉蒙說：“常言道兒行千里母擔憂。去四川后，要常給我們寫信，談談你的生活，學習，我老了，以後你獨立生活的日子還很長。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長為一個能夠克服困難的人。”

“四川下雨多，我讓你給孩子買的雨鞋，買了嗎？……”劉伯承又問扶著他的妻子。

劉蒙去成都到了秦嶺山頂的略陽車站，他下車來，眼前是層層益登的山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知到底誰是“高標”。這時他想起，“這是不是爸爸特意囑咐我，要我觀看秦嶺山勢所應悟出的道理呢？人自然也是強者之中更有強者，只有用最高標準要求自己的人，才永遠不會自滿。我閉上眼睛，彷彿又回到了爸爸的身邊、在聆聽他的教誨。”

“10多年過去了，每當我遇到困難，或懶惰又鑽進我的頭腦時，我一想起爸爸對我的批評、期望和無限深情，就會振奮精神去工作，向生活中的‘高標’攀登。”劉蒙永遠也忘不了父親的那次諄諄夜談。

作者簡介：史倌，高校歷史老師，歷史研究員。長期耕耘於黨史、軍史、戰爭史。歡迎廣大歷史愛好者交流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