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黨建網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記載：1964年2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同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談話兩小時，就農業、地質、核武器等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錢學森、李四光和竺可楨都是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都在海外名校取得過博士學位並開始奠定在所研究學科的地位。錢學森是“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唯一獲得者；周恩來稱李四光為科學界的一面旗幟；而竺可楨在科學界德高望重，被同仁們視為“本世紀在中國科學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師”。毛澤東在菊香書屋與三位科學家談話，目的是激勵他們勇攀科技高峰。
“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
李四光和竺可楨是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主要成員，他們兩位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組織條例的主要起草者。在舊中國，他們兩位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沒落，同時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眾望所歸。新中國成立前夕，竺可楨婉拒了蔣介石父子請他赴臺的要求，和絕大多數中研院的成員一起留在大陸迎接解放。李四光於1949年12月擺脫國民黨的海外機構監控，從英國轉移到義大利秘密啟程回國，直到1950年5月6日，才輾轉到達北京。錢學森則歷經5年艱苦努力，在中國政府的營救下，於1955年9月回到祖國。
1958年對於他們三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李四光和錢學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竺可楨提出了入黨要求。
李四光回國後，在工作中深切地感到了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1957年，他針對科技人員中有極少數人散佈的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工作的謬論，向新華社發表了《黨能領導科學工作》的談話。他指出，“解放幾年來科學研究工作的巨大成就、科學隊伍的空前壯大”都歸功於黨的領導。1958年10月18日，他在填寫入黨志願書時寫道：“……希望徹底改造自己，爭取踏踏實實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對殘餘乃至潛伏的資產階級思想作堅決鬥爭。”12月29日，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為中共預備黨員。錢學森則在1958年9月24日填寫入黨申請書，10月16日支部大會透過。由於錢學森身份特殊，中科院黨組還專門向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和中共中央寫了請示報告。竺可楨在1958年2月18日的日記中，回顧了1898年至1958年的經歷，感嘆：“最後使我們國家能富強，民族能振拔，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之英明領導。”1962年入黨時稱：“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新中國為廣大科技工作者大展身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臺。毛澤東關注他們三位，並不只是因為他們是黨內的同志，而是他們研究的領域也是毛澤東最關心的領域。
“沒有國防就無從去談發展”，錢學森是毛澤東最看重的一位科學家。1960年11月，錢學森領銜研製的我國第一顆導彈發射成功，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激動地說：“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1963年12月，毛澤東注意到“反飛彈”時代到來的問題，指示加緊研究反導武器。而錢學森正是在這方面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石油被稱為工業的血液，弄清國土的石油資源情況是建國後的急迫任務。1953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把李四光請到中南海徵詢看法。李四光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和對中國地質條件的認識，堅決不相信中國“貧油論”，終於和石油部一齊努力，先後發現和開發了大慶油田等大型油田，到1963年底，中國石油基本達到了自給。1964年元旦，毛澤東請李四光到中南海看豫劇《朝陽溝》。開演前，毛澤東和李四光進行了談話，說：“你們兩部（地質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功勞。”
農業增產問題是毛澤東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竺可楨依據他對中國天文地理研究的深厚知識積累，在各地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發表了數篇關於農田水利、防治沙漠等影響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章。1963年8月，他撰寫的題為《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的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氣溫、降雨量和太陽輻射3個氣象要素的特點，指出了增加糧食生產的有利條件和可能性，並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具體建議。這篇文章很快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因此，毛澤東在這個時間點約他們三位談話，意義非同尋常。
增添攀登高峰的力量
毛澤東約他們三位的談話內容，由於李四光和竺可楨分別於1971年4月和1974年2月因病去世，沒有留下回憶資料。但是，竺可楨去世後公開的日記，有這方面的內容，例如∶“……我坐下正要問好，他就先說見到我關於《中國氣候的幾個特點》一文，並說農業八字憲法‘水、土、肥、密、種、保、工、管’外，還要加‘光與氣’。他對於太陽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為碳水化合物有興趣。”李四光的女兒在回憶其父的文章中，提到了這次談話，說李四光曾告訴她：“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瞭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裡，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
2009年10月去世的錢學森，生前根據回憶，整理了與毛澤東的一段重要對話。《年譜》中毛澤東和錢學森的談話內容，其依據就是出自這裡。從這篇與錢學森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在研製成功中近程導彈之後，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從哲學的角度預見到反導的重要性。而錢學森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從科技的角度，把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體現在具體設計上。一個是哲學眼光，一個是科技眼光，均可堪稱遠見卓識。
菊香書屋談話後，當年12月20日，李四光參加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又特地找李四光談話，表揚了他用地質力學理論找石油的科學方法。李四光十分感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1966年後，他在繼續找鈾礦、找油田後，還開始了對地震的研究。1967年冬，他冒著嚴寒到野外鑽機旁作試驗。1968年春，他在參加國務院關於北京發生地震可能性的會議，力主不發預報，周恩來採納了他的意見，事後證明李四光的判斷是正確的。1969年5月，毛澤東在與李四光談話時，請李四光整理一些他研究範圍內的資料，供中央領導人閱讀。不到一年，李四光終於完成了資料的編寫，分別呈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中央領導人。
據《竺可楨傳》記載，1964年2月，毛澤東曾詳細詢問了竺可楨關於氣候變化概況和未來趨勢。此後幾年，竺可楨決意深入研究我國曆史氣候變遷問題。“有過去相關科學積累為基礎，有世界對此問題的普遍關注，又有毛澤東在這方面的鼓勵，竺可楨在這個領域裡準備深化研究當然也順理成章了。”1972年初，竺可楨完成了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發表在當年第一期的《考古學報》上。後來擔任過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科學家路甬祥指出：“（竺可楨）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這篇著名論文，攀登上世界科學的新高程。”
“文革”中，錢學森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特殊保護，成為“兩彈一星”和核潛艇的實際負責人。其中，1970年他果斷拍板在新建的南京長江大橋上進行核潛艇彈體落水實驗，為國家節約了數億元的資金。“文革”結束後，1980年5月，我國第一枚洲際導彈試射成功；1981年4月，我國第一艘導彈核潛艇下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政治部組織撰寫的《錢學森傳》指出：“從陸上發射到水下發射，從固定陣地發射到機動隱蔽發射，中國導彈家族的擴充套件、中國導彈事業的發展，在艱難的歷程中，築造了一座又一座豐碑。而這些豐碑上面，都大大地寫著一個人的名字——錢學森。”
1955年錢學森回國後先後六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在菊香書屋談話後的那一年12月26日，錢學森受邀參加毛澤東的生日宴會，被安排和毛澤東同一張桌就座。這是他繼1956年後又一次與毛澤東同桌吃飯。毛澤東的每次接見，都給了錢學森極大的鼓舞和激勵。正如錢學森後來回憶的那樣：“每一次都給我指明瞭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
（摘編自《黨史博採（上）》2021年第9期 胡新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