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晨
1939年出版的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歷史簡要讀本
去年10月，書商大飛惠讓給我一冊《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歷史簡要讀本》，這是一本當年的名著，難得之處在於這是冊抗戰期間的遞藏本。
1938年10月，蘇聯出版了由蘇共中央特設委員會編寫，蘇共中央審定的《蘇聯共產黨（波）歷史簡要讀本》（又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全書分為導言、正文12個章節與結束語，總結了聯共（布）建黨、奪取革命政權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被認為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文獻”，俄文版發行半年後銷量即達1200萬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蘇聯最權威的黨史教材。
書的中文版由謝唯真、張錫疇等蘇聯外文出版局中文部的中國同志負責翻譯編輯，富有中國革命經驗的任弼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同志也參與了此項工作，確保“譯本在意思上為最精確”。1939年初中文版問世，由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該書製作精良，皮面燙金精裝，使用道林紙印刷。這本書的問世恰逢其時，1938年9月中共在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指出：“《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中共中央將此書列為幹部學習的中級課程教材，為了加強黨員學習，延安還專門設立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李維漢分任正副部長。
在這本書的扉襯頁處，留有四人的筆跡與五個人名，從而得以瞭解其流轉過程。按時間順序，題字內容分別是：“民廿捌九月一日旅行延安買 陳庶 志”（1939.9.1）、“應家同志惠存 庶謹贈卅四年六月十日”（1945.6.10）、“嘉達同志 家贈七一”（1945.7.1）、“贈給梓華同志 嘉達於赴東北前夕 一九四五.八，廿八日”（1945.8.28）、“贈給彭志海同志作為學習留念 劉梓華 9/30”。這些名字看似普通，其實背後頗有些故事。
1939年陳庶買書、1945年嘉達贈劉梓華
書的第一位主人是香港華僑陳庶，他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經濟系。1938年來到延安，曾任八路軍軍醫學校英文教員、八路軍總衛生部秘書。從他上世紀80年代的回憶文章看，1941年4月，他參加了延安第一個外文宣傳刊物《中國通訊》（Report from China）的工作，這本英法俄三語的油印刊物由中宣部創立，後由新華社接辦, 吳文燾負責具體工作，旨在對海外宣傳八路軍新四軍和延安根據地的情況。陳庶的工作主要是用英文編寫延安與陝甘寧邊區各根據地的通訊報道。在“精兵簡政，生產自救”時期，因為延安沒有發電裝置，為了抄收世界各地的訊息，只能用手搖馬達發電。每晚搖六個小時馬達之後，陳庶才開始自己的本職工作，在昏暗的油燈下，凝神閱讀鉛筆寫的手抄電報，校對外電的譯稿。同事肖希明看來，陳庶“對大家的幫助都很大”，“對同志們翻譯中的疑難問題，都熱心盡力解答”。
陳庶購買這本書的日期是1939年9月1日。這一天是以宣傳馬列主義，宣傳中共政策為己任的新華書店搬遷到延安北門外新址的第一天。隨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大批愛國青年為了追求革命真理，響應黨的號召，源源不斷地“到延安去”，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等院校日益擴大。為了更好地滿足進步青年們的求知需求，新華書店搬遷至北門外魯藝舊址營業。毛澤東特地題寫了“新華書店”四個大字以志祝賀，朱德、張聞天親臨門市部視察。書店的喬遷在當年的延安是一樁文化盛事，推測陳庶也躬逢盛會併購書留念。新華書店為解放區的知識青年帶去了無數精神食糧，自1937年5月起的三年間，共發行出版物一百六十餘種五十萬冊，報刊雜誌數十種數百萬份。
六年之後，陳庶將熟讀多遍並留下累累英文筆記的這冊書送給了應家，其後7月1日應家轉送嘉達。限於材料，暫未能考證出應家的身份。嘉達在1945年8月28日赴東北前夕，將這本書送給了劉梓華。據此或可推斷嘉達應為延安抗大的學員，由張秀山、林楓帶隊挺進東北。而受贈者劉梓華是位老紅軍，江西宜春人，1935年時是紅一軍團二師四團黃開湘、楊成武部的一名排長，飛奪瀘定橋22勇士之一，還參加過平型關戰役。1942年劉梓華入中央黨校學習，之後曾任抗大七分校教育長、教導一旅二團參謀長等職。他五次榮立戰功，九次重傷。1951年年僅39歲就因病去世。
1945年陳庶贈應家、應家再贈嘉達
劉梓華贈彭志海
這本書的最後一位受贈者彭志海也是老紅軍，是黃崖洞保衛戰的親歷者。黃崖洞位於太行山中部，山高路險，地勢隱蔽。1941年4月中央軍委在《關於兵工建設的指示》中，“要求各抗日根據地注重兵工建設”。總部決心要把黃崖洞兵工廠建設為“攻不垮、打不爛的鐵壁銅牆”，由左權親自選點負責具體實施。黃崖洞兵工廠是八路軍規模最大的兵工廠，被朱德譽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1941年5月前，是我軍的步槍製造廠，百團大戰後，逐步轉為生產擲彈筒和炮彈。（彭志海相關資料源於《黃崖風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
黃崖洞地區條件艱苦，八路軍基本的吃穿住等生活保障都很困難。連年大旱，日寇的“三光政策”使得當地的群眾幾年來以糠菜充當糧食。部隊出去籌糧，常空手而歸；當地的通風光照條件極差，山洞窯洞裡溼度很大，下雨時間稍久就會從石縫裡滲水出來；戰士們的衣服也都破爛不堪，一年一套衣服根本無法維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左權曾經指示：“夏糧下來，自己種的百多畝地的糧食、蔬菜，給施工部隊多分一點；戰士住地條件要改善，辦法是，每孔窯每個洞，燒一盆炭，擱上幾挑石灰，驅走溼氣。跟後勤聯絡，多撥一點舊衣服，每人多發一雙鞋子、一條毛巾給施工連隊戰士。”此外，山地的野戰工事材料主要依賴就地開山採石，自己動火燒製石灰，重點碉堡用的水泥，透過敵工從敵佔區購買，鋼筋是破擊鐵路扒來的鋼軌，黃砂由民工從濁漳河裡挖運而來。
1941年，日寇對晉東南根據地發動了上百次千人以上的大“掃蕩”，瘋狂進行“蠶食”、“囚籠政策”，大搞“鐵壁合圍”。歷時八天的黃崖洞保衛戰就發生在這年的11月。當時彭志海在八路軍總部特務團（朱德警衛團）八連任副連長，這支新成立的連隊共一百餘人，全部是共產黨員。在連幹部中，彭志海是僅有的一位紅軍幹部，戰鬥經驗豐富．因此上級指定由他負責八連前沿陣地斷橋溝口的指揮作戰，扼守南口斷橋陣地，阻擊敵人經由斷橋進入黃崖洞兵工廠。斷橋在黃崖洞東南，是南側唯一的出入口，也是這次保衛戰戰事最激烈的兩個地方之一（另一個是黃崖洞）。
彭志海帶領十一名共產黨員，組成三個火力點，在斷崖頂上和斷橋橋頭居高臨下的工事裡防禦作戰。自十三日起，在冰天雪地中堅守了整整三晝夜，經受了日寇多次施放毒氣的考驗，頑強地打退了敵人十二次衝鋒，寸土未失。激烈的戰鬥中，彭志海的左臉中彈負重傷，但仍堅持不下火線，繼續指揮戰鬥。他的戰鬥小組共殲敵百餘人，戰後，彭志海戰鬥小組被總部授予“黃崖洞斷橋勇士”的稱號，全團被授予“黃崖洞保衛戰英雄團”稱號。左權在總結大會上高度評價：“從紅軍到八路軍的戰史上，和敵人打這麼長時間的陣地戰，這還是第一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一個模範戰例。”
《解放日報》隨後刊載“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九日電”《冰天雪地中對敵激戰》一文：“黃崖洞保衛戰中，敵我傷亡六比一之輝煌紀錄，實由於我各團健兒高度發揮英勇頑強之戰鬥精神，而該團全體共產黨員堅決服從命令誓死與陣地共存亡之模範作用，亦為造成此次勝利戰果主要因素之一。據統計，全團傷亡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共產黨員佔九十九名。”
這本書原本是陳庶在1939年“旅行延安”時買下的，他在解放區的“旅行”延續了一生，終生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物盡其用，後來書又流轉到應家、嘉達、劉梓華和彭志海處。在扉襯頁上留下名字的幾位，未必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卻都是歷史大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或許就是收藏這本書的意義所在。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