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被派去研製原子彈，開國少將急了：我見也沒有見過，怎麼搞呀

1957年6月，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五五開國少將李覺被查出患嚴重的心臟病，無法堅持工作。西藏工委和軍區對他的健康狀況十分關心，在北京的司令員張國華親自打電話，讓他到北京治病。

從1950年初進藏，一直到此時，李覺沒有休過一次假，把到內地開會和出差的機會也都讓給了其他同志，自己則堅守崗位。這次因為身體原因，李覺才乘剛剛通航不久的飛機，來到首都北京。

不但是新中國成立後，李覺第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1936年離開北平21年後第一次回北京。21年來，地覆天翻，換了人間，展現在李覺面前的，是一個嶄新的首都。

當李覺還在北京醫院住院檢査時，一天，副總參謀長陳賡大將來看他：“李覺，身體怎麼樣啦？”

李覺回答說：“能吃能睡，沒什麼事了。”

陳賡笑著說：“那好，我們準備歡送你了。”

李覺感到莫名其妙，問：“副總長，為什麼要歡送我？往哪裡送？該不會把我送到傷殘軍人療養院吧？”

“革命事業尚未成功，你就等著享福啦？沒有那麼便宜的事！”陳賡還是一貫的幽默。

“那到哪裡？”陳賡性格開朗，愛開玩笑，但李覺也知 道，一位大將、在總參分管軍事工業，還兼著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那麼忙的人，不會專門到醫院，來給他這個下屬開玩笑。

“詳細情況，二機部的宋任窮部長會告訴你。”說完，陳賡對他狡黠地一笑，露出一絲神秘的神態。

核工業部初建時叫國務院第三機械工業部，機構調整後，改稱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宋任窮任部長。在這之前，他曾任軍委總幹部部第一副部長，同時擔任中央副秘書長，還兼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軍隊、地方的幹部他都管。

遵照陳賡的指示，李覺準備去找宋任窮。可沒想到，宋任窮先到醫院來看他，寒暄幾句後，開門見山地說：“老李，你的工作已定了，你到賴傳珠同志那裡，他會告訴你。”

賴傳珠同志當時與宋任窮一樣是軍委總幹部部的第一副部長，部長是羅榮桓元帥。

賴傳珠和羅榮桓

李覺到幹部部，賴傳珠同志說：“你來得正好，這幾年你在西藏工作，很辛苦，很有成績，但身體不行，再不能讓你在那裡了。現在是和平時期，中央決定，讓一批軍隊幹部到地方。準備讓你去搞國防工業，也是為了保衛祖國嘛！從總的任務和責任來講，與在西藏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保衛我們祖國的和平建設。”

賴傳珠讓李覺坐下，先問了問他的身體狀況，過了好一會才說：“組織上決定讓你到二機部去，任窮同志是部長，是他點名要你去的，經總理批准。具體搞什麼工作，他會告訴你的。”

賴傳珠同志是軍委管幹部的領導，他的談話就算正式決定了。這時，賴傳珠依然沒有對他講要做什麼，只是特別強調這次從部隊調到二機部、七機部的一批幹部，是經中央書記處和軍委總幹部部研究決定，總理親自批准的。

賴傳珠的談話，使李覺感到去二機部工作的重要性，他不敢耽誤，也不便多問，“八一”建軍節過後，他從北京醫院直接到二機部去報到。問到具體工作時，宋任窮說：“要你來搞原子彈。”

宋任窮

他接著說：“二機部新成立核武器研究所，讓你來當所長。這個研究所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從事原子彈研製的機構，機密性很強。為了保密，對外稱九局，你的職務就是局長。雖然只是小小一個局長，沒有參謀長、司令員那樣威風，但工作很重要。”

聽說讓自己搞原子彈，李覺感到很吃驚：“我哪裡懂原子彈？我不僅不懂，連見也沒有見過，怎麼搞呀？”

李覺後來回憶：當時我心裡一震，是不是我聽錯了，我過去扔過手榴彈，也造過炮彈，還用手電筒的燈泡、搞過電雷管。但從來也沒有想過搞原子彈這樣高精尖的東西。

軍人出身的宋任窮，說話很乾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沒有見過，我也沒有見過。我看還是要靠我們的老傳統，過去在戰爭年代，毛主席教育我們要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們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今天，就要在研製過程中學習研製，一定要把原子彈造出來。”

宋任窮沒有講是他點名要李覺，但他也強調是經總理和小平同志批准的。李覺想，既然組織上決定了，作為一個黨員，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面前，是不能講條件的。

李覺後來說，在他人生道路上，如果說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到西藏去是自己選擇的話，那麼這次搞原子彈是組織上的決定，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服從。但他是自覺自願地服從。因此，也可以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重要選擇。從此，李覺把自己的後半生獻給了新中國的核工業事業。

李覺想著這些事，沒有立即回覆，宋任窮以為李覺還有些畏難情緒，拍了他的肩膀：“老夥計，抗戰時期，你不是造過炮彈嗎？”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宋任窮還記得這件事。

李覺搖搖頭：“那是造小鋼炮的炮彈，跟造原子彈不一樣！”

“戰爭年代，條件那麼困難，我們都能造出炮彈來，新中國成立了，有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有國家和人民的支援，我們也一定能夠造出原子彈來！”

李覺見組織上已經決定了，也不能再耽誤首長的時間，便很快地進入了角色。他問：“研究所現在有多少人？”

“一個人。”宋任窮指著李覺，“就是你！”

李覺不禁愣了一下，一時說不出話。

宋任窮又問李覺：“關於所領導的其他人選，你有什麼考慮？”

“我剛到北京，不瞭解情況，也不認識什麼人。搞原子彈，我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

“大家都是白手起家，從零開始嘛。有什麼困難找我。至於人，我先給你找了兩個，一個是任副局長，一個是吳副局長，他們兩個能力很強。你們三個先搞起來再說。”

臨走前，宋任窮語重心長地補充道：“搞原子彈，我們都是外行，但我相信，只要把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聰明才智發揮出來，原子彈一定能搞成！”

宋任窮說的兩位副局長，一位叫吳際霖，是華西大學的化工專業的畢業生，時任二機部軍工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另一位叫郭英會，是周總理的軍事秘書。

後來李覺對兩個副手讚不絕口：“他們兩位不是我的助手，而是好搭檔，我們合作得很好。”

郭英會是老八路，比李覺小几歲，解放前當過二野的團政委，建國後調到總理辦公室做軍事秘書。在總理辦公室和軍委之間起個聯絡作用。

據曾任九院秘書的胡幹達回憶：“郭英會這個人很精幹，工作抓得有步驟、有檢查，我們兩個秘書經常受批評，但在他手下工作確實受鍛鍊。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彙報工作，囉嗦是不行的。”

吳際霖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封建官僚家庭。1937年從華西大學化學系畢業後，發現自己的專業在當時科學落後的中國，並無用武之地。

一天，吳際霖見到國民黨軍政部開辦特種技術訓練班的佈告，特別高興，覺得自己的一點知識應該為國家效力，就去報了名。

訓練結束後，吳際霖被派到山西前線、為國民黨士兵講防化常識。大概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次離川，告別了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女，一去十幾年，音信全無。

國民黨軍隊裡惡濁的現實，使他覺得原來的想法實在是太天真了。就在他苦悶、徘徊、思索的時候，遇到了在同一部隊的地下黨員王寒秋，經過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談，使他明白了國民黨政府不可能給中國帶來光明的前途，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人民的希望。

吳際霖

1940年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吳際霖在王寒秋的幫助下，帶著機密資料，逃離國民黨部隊，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赴延安。吳際霖開始用自己的知識為八路軍進行彈藥實驗工作，成了共產黨自己的第一批軍工專家。

抗日戰爭結束後，黨派他到魯南，陳毅讓他負責補充部隊彈藥和修理軍械的任務；1948年轉赴渤海地區負責軍工生產。在粉碎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的戰鬥中，他雖然沒有上前線殺敵，但卻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李覺見到吳際霖的第一印象，是覺得他太瘦弱了：中等個頭，身子單薄，略顯消瘦的臉上架著一副高度近視的眼鏡，標準的文弱書生。

“歡迎你！歡迎你！”李覺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

“好……好的。”吳際霖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語調有點不那麼連貫地回答。他不苟言笑，好像還有點拘謹，與李覺的熱忱、爽朗形成鮮明的對照。

吳際霖很快地在工作中顯示出過人的膽識和才華，李覺發現，在他那單薄的身軀中竟蘊藏著火一般的熱情和充沛的能量。

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李覺在談到吳際霖時，對他的人品、他的才幹、他的知識、他的貢獻，依然給予很高的評價。

左5吳際霖

李覺說：“我剛從西藏下來，受命之初，對這方面的情況一點也不熟悉，核武器研究所的第一個計劃，也就是1958年工作綱要，是際霖同志擬定的。”

研製原子彈，是一項宏偉的事業，但開始階段，只有正副局長三人，連個辦公室也沒有。新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從這裡起步，走向輝煌。

然而，用李覺的話講，當時他是一無所有，一無所知。除了他們三個人，什麼也沒有，連一間辦公室也沒有。他們三人第一次見面，是在二機部辦公廳一間小會議室裡。

好在三個人的責任心很強，彼此自我介紹後，就研究怎樣開展工作，立馬明確分工：李覺抓全域性，吳際霖抓科研。要調哪些科研人員，他比較熟悉，請吳際霖擬定名單，制訂一個初步方案。郭英會負責政工和人事。吳提名單，他去調人。

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要找個辦公的地方，把人調來了，就要讓他們工作。再就是基地建設，李覺自告奮勇，承擔找辦公地點和建基地的事。參謀長出身的李覺，有很強的行政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自信能辦好這件事。

李覺到二機部，找到有關人士，首先自我介紹，然後提出要求。劉傑副部長和其他部領導當然知道，熱情接待，主動介紹情況。

電視劇《國家命運》中的李覺少將

去其他部門就沒那麼順利了，因為保密的原因，很多部門甚至不知道二機部什麼時候又新成立了一個“九局”，也沒見上面下文呀，更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的。

這期間，李覺遇到了不少冷麵孔，也沒少生氣。在西藏，李覺大小也是個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還曾兼任後勤部長， 手下參謀幹事一大堆，什麼時候為幾間房子、幾張桌子、一部電話犯過愁！但在北京，幾間房子，就把他給難住了。跑了幾天，一無所獲。

為了儘快把原子彈搞出來，難辦也得辦。該燒香就燒香，該磕頭就磕頭，李覺全認了。

當時，吳際霖和郭英會對老資格的李覺老是跑外面求人，也感到過意不去。李覺哈哈大笑：“你們兩個文質彬彬，臉皮薄，求人的事幹得了嗎？任窮同志雖然是二機部的部長，但他還兼著中央和軍委的職務，總不能為幾間房子的事去打攪他。那還是我去求人好點。”

後來，李覺找到了老領導、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同志。當年彭真同志在北平組織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李覺就是他麾下的得力干將。

得知老部下來意，彭真二話不說，直接安排九局在西苑旅社辦公，問題暫時解決了。

當時，吳際霖和郭英會在北京有家，李覺的夫人魏俠還在西藏，因此他就住在西苑旅社。西苑旅社條件較差，與一般的招待所差不多。李 覺白天黑夜堅守崗位，吳、郭二人有點過意不去：“李覺同志剛從西藏下來，身體不好，我們天天回家，他天天在這裡辦公，成了值班員，這怎麼行？”建議為李覺另外找個住處。

李覺謝絕了：“這裡挺好了，換別的地方我也不習慣。”

九局工作的保密性很強，而旅社裡人來人往，情況複雜，在二機部劉傑副部長的關懷下，很快從部機關騰出幾間房子，作為九局辦公的地方。

但宋任窮和劉傑明確指示，九局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在 部機關久留，必須獨門獨院，而且最好在郊區。李覺又馬不停蹄弛開始跑。

主管人事的郭英會說：“不能讓老李這麼跑，得趕緊調幾個人，先把辦公室搞起來，讓他們去跑。”

吳際霖也同意，他立即從部機關和國務院辦公廳連借帶調，弄了幾個精幹的人，成立了九局辦公室。

二機部副部長——劉傑

最後，在德勝門外的花園路找了一塊地方。幾十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北京發展很快，花園路已在三環邊上，可那個時候，花園路一帶是郊區的一片農田，比較偏僻。

李覺卻很滿意，向部領導彙報，得到批准，又報請北京市委要地皮，彭真親自批示同意。李覺等人立即辦理有關手續，動手施工。

李覺見郭英會精明能幹，關係多，情況熟，穩重可靠，覺得完全可以放心，就把九局北京的基建任務全權交給他負責，自己則決定到西北去選核武器試驗基地的地址。

吳、郭二人急了：“你剛從西藏下來，身體也不好，你在北京坐鎮指揮，讓我們年輕人去。”

李覺這位山東大漢快人快語：“在北京辦事，我不如你們；上高原，你們不如我。你們要抓緊時間物色人。研究所和基地建起來了，沒有人怎麼行？我們這些人只是為他們搭臺子，做一些服務性工作的。唱主角的，還是那些專家。”

他們三人都是“老八路”，都有老八路的光榮傳統。李覺雷厲風行的軍人作風，給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九局的研究所在北郊的元大都土城附近，據說老北京叫“牤牛橋”，現在叫花園路。他們很快在這裡建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個核武器研究所。

從外表來看，這裡的建築都很一般。兩棟普普通通的紅磚小樓，一棟四層的灰樓坐落在農田村舍之間。一般人絕對想象不到，就在這樣幾棟普普通通的樓房中，匯聚著新中國最傑出的一批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正在從事一項震驚世界的偉業。

為核工廠選址，難度更大，要具備很多條件。《當代中國的核工業》一書中，在談到選址問題時說：

為核工廠選擇合適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是保護環境和周圍居民免受放射性物質影響的重要條件……1956年8月，建築技術局成立選廠辦公室，派選廠小組按照上述條件，到西北、西南、中南和華北等省、自治區選址。到1957年二、三季度，共選擇了60多個預選廠址，以後進行了複選，並補充了個別新的廠址。

李覺到九局時，地址尚未確定，但已從60多個預選廠址，縮小到10多個，而且基本上將大方向鎖定在大西北。

宋任窮和劉傑要李覺親自考察，拿出個肯定的意見，報中央審批，立即建設基地。李覺對西北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對比了新疆、甘肅、內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幾個點的情況，覺得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的環境比較好，傾向於在那裡建基地。

李覺選定的核試驗基地——青海省原子城

原來部裡打算讓李覺擔任二機部副部長兼九局局長，因為李覺在西藏就是副司令員。可李覺拒絕了：“我現在就管造原子彈，二機部的其他工作我也忙不過來，還是算了吧。”只好“暫時放一放”。這一放，就是6年。

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以後的1965年2月，國務院才任命李覺為二機部副部長。

不久，李覺又向二機部提出，免去他九局黨委書記的職務：“如果新址選好了，我未來很可能長期在西北坐鎮，不在北京，九局的一把手長期不在北京怎麼行呢。”於是部裡任命吳際霖為代書記。李覺、郭英會為副書記。

李覺的秘書和警衛員，早已被派回西藏，另行安排工作。那時，九局除了他們三個人，連一個秘書和辦事員也沒有，甚至沒有電話，樓上樓下，從這個辦公室，到那個辦公室，都要自己跑。幸好北京不缺氧，跑這一點路，還不氣短。

李覺歷來把職務、名利等看得很淡，用他的話說，只要有工作就行。他對自己的老領導說：“任什麼職，不重要，我真的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做就行。”

宋任窮說：“工作有你乾的，而且很重要，西北基地的地址，中央書記處已經同意了，是小平同志親自批的。二機部給中央的報告，就是根據今年3月你在海北州給部黨組的報告寫的，現在你的主要任務就是馬上到當地，立即組織開工！”

這樣，李覺6月從西藏回來，8月又上了高原。這一上，就是8年。解放後，李覺在西藏8年，在青海8 年，一共在青藏高原16年。

1950年進軍西藏的時候，李覺36歲，1966年從青海基地回北京時，52歲。他把一個人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青藏高原，從事了兩件最有意義的事情。

話分兩頭，就在李覺忙著個基地選址時，1958年底至1959年初，代號叫“02”的地方建起了幾座樓房，可以住人、可以吃飯，可以工作了。吳際霖便立即組織新來的科學家們開展研究工作。

李覺深深意識到，到了新崗位，沒有樓房，沒有宿舍，沒有裝置，沒有實驗室，沒有人才……一切需要白手起家，從零開始。

更重要的是，關於核武器的知識，自己的腦子裡是一片空白，他與錢三強、吳際霖這些懂行的領導幹部缺少“共同語言”；與鄧稼先這些年輕的科學家，更沒有“共同語言”。李覺坦率地說：“他們講的好些事，我聽不懂。”

李覺是個很真誠、很樸實的人，從來不會不懂裝懂，裝腔作勢。他知道，科學是老老實實的東西，原子科學更是這樣，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欺騙，否則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錢三強

他想，我不懂核科學，不懂原子彈，怎麼領導這些科學家制造原子彈？需要我拿主意的時候，我拿不出主意。需要我做決定的時候，我做不了決定。長此以往，怎麼能搞好工作？

他想起了宋任窮對自己說的話：不懂就學，過去從戰爭學習戰爭，現在就要從科研學習科研。

李覺決心從零開始，從頭學起，不能以外行自居、以外行為榮，必須下功夫學習，甘當小學生，老老實實地學，刻苦認真地學，鑽進去，雖成不了核工業專家，要當一個懂核工業的明白人，而不能做一個糊塗的當家人。

一次，李覺從青海回來向部裡彙報工作，正碰上鄧稼先組織一批大學生學習核物理知識，鄧稼先親自給他們講課。他覺得很有意思，就去了解。

鄧稼先告訴他：這新來的28個大學生，都是清華、北大和航空學院的尖子生，但都沒有學過核物理專業，更沒有學過如何研製原子彈，我就組織他們學習有關知識。

李覺問：“你們學些什麼？”

鄧稼先拿起桌子上的幾本書給他看：“我讓他們從這幾本書開始學起。”

鄧稼先

李覺一看，是法文原版，他懂一點英文，法文一竅也不通，就問：“這書講的是如何製造原子彈嗎？”

鄧稼先笑了：“我的大局長，今天的世界上，還沒有一本書講怎樣製造原子彈，每一個國家都絕對保密。不過你說的也對，這幾本書都與製造原子彈有關。是錢部長從法國帶來的，對我很有啟發。”

看到李覺若有所思，鄧稼先認真地說：“關於核工業的知識，不但您這位局長，這些大學生要從頭學習，我們這些留過幾年洋的人，懂得也不多。歐美國家根本不讓我們接觸這方面的知識，我們整個國家都需要從頭學起。我打算先以這幾本書為基礎，從原子世界的ABC開始講起，大家一起上課，一起研究，總好過我們幾個留洋回來的單打獨鬥。”

“好！”李覺一拍桌子，高興地說：“我就上你這個掃盲班，從ABC聽起，你就收我這個學生吧！”

“李將軍，我可不敢收你這個學生了。”

“稼先同志，你可不敢再稱我李將軍，以後就叫我老李，我虛長你幾歲，當個大哥還是夠格的。你就收我這個學生吧！從今天開始，我就向你學習。另外冒昧地問一下，這本書有沒有漢文版？我也打算先從這本書學起。”

鄧稼先告訴他，還沒有翻譯過來。李覺隨便翻了翻，覺得這幾本書對他來說，還是太深，就問：“有沒有再淺一點的，從ABC開始學的？”

鄧稼先見李覺是認真的，就說：“您要學一點，對工作是有好處的，這幾本對您來說可能深了點，我給您另外找幾本。”

從那以後，李覺就開始聽鄧稼先講課。聽了幾講，李覺覺得很受啟發，感到大有好處，便與吳際霖、郭英會商量，在九局大力弘揚邊研究，邊學習的作風：能者為師，互幫互學，不固步自封，不自以為是。不搞門戶之見。在討論問題時，不是看誰的地位高，權力大，而是看誰有真才實學，誰有解決實際問題的真本事；不講誰說了算，而是看誰說得對。

李覺明確提出，不搞“武大郎開店”，要襟懷坦白，心胸開闊，虛懷若谷。我們決不做阻擋科學家們前進的障礙和絆腳石，而要為他們鋪路搭橋，做好服務工作。要作伯樂式的領導，讓千里馬在廣闊的草原上奔騰向前，而不做王倫式的山寨王。

鄧稼先是最早到九局的科學家，這位“娃娃博士”帶了個好頭，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學習風氣。以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朱光亞、于敏等一批老科學家來了之後，繼承和弘揚了這個傳統，濃厚的學習空氣在九局蔚然成風。

王淦昌

當時，無論是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洋博士”，還是剛從西藏下來、自稱“只會扔手榴彈”的李覺，誰都沒有意識到，在德勝門外的一片高粱地裡，中國的“曼哈頓工程”已悄然興起。

晚年，不少記者、作家問李覺：“中國的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是誰？中國的奧本海默是誰？”

李覺回答：“中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與蘇聯也不一樣。你們這些記者、作家，一定要寫什麼‘之父’，其他國家的情況我不知道，中國的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是黨、是人民。沒有黨，沒有各族人民，中國的原子彈、氫彈是造不出來的。”

“在舊中國，中國人笨嗎？中國沒有科學家嗎？中國人並不笨；科學家雖然少一些，但不是沒有，我們有科學家，而且有像吳有訓、嚴濟慈、葉企孫、趙忠堯這樣非常傑出的科學家，但為什麼造不出原子彈？為什麼老是捱打？因為制度不好、國力太弱，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有了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各族人民的聰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如同核裂變，放射出巨大的能量；科學家們非凡的創造力，才有充分展示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