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上午10點,人民大會堂內,一聲尖叫打破原本觥籌交錯的氛圍。此時,周總理正在和外賓進行重要的國事活動。這等異常的尖叫聲,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眾人紛紛走了過去,赫然發現服務員用手指著的玻璃窗戶上,有一個明顯的彈孔!
是誰在這麼重要的日子開槍射擊人民大會堂?他為什麼要射擊人民大禮堂?眾人心裡一凝,都嚴肅起來。而周總理得知訊息後,立刻下發了兩條指示。根據指示行事,槍擊案最後取得了好的結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那麼這個影響是什麼?
當天槍擊案發生後,周總理歡送外賓之後,立刻驅車趕到了案發現場。此時總理怒不可遏,這麼大一件事,若非不是服務員發現了,槍擊案都不會被人發現。
因此,當總理見到在現場的工作人員時,便嚴肅地指出:“現在你們麻痺大意、放鬆警惕到連槍響的聲音都聽不見了!這槍是什麼時候打的,竟沒有一個人知道嗎?”
總理頓了一會兒,繼續說道:“這件事必須嚴肅對待,要站在高度敏感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當成大事來辦!”
看到總理痛心疾首的樣子,公安部成員不禁羞愧地低下了頭。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再沒有發生過如此惡劣的事件。槍擊案的案發現場,與周總理進行外事活動的會客廳只有一牆之隔,若非窗戶有雙層玻璃,或許真的會產生無法挽回的結局。要是那天真的出現無法控制的事,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想到這裡,公安部全體人員都嚇出了一身冷汗。於是他們立刻成立專案小組,由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呂展等人全權負責此案件。
但是,案件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
現場留下的破案線索,只有殘留在窗戶玻璃上的那個彈孔,以及在現場找到的一顆,口徑為5.6毫米的步槍子彈。
這種小口徑槍,是那個時候的槍統一採用的口徑,雖然口徑小,但威力確實是不弱的。只要在一公里的範圍內,人就會被擊中,而一旦被擊中,只有兩種結局:一,死;二,重傷。
而在當時,要弄到一把槍非常容易,幾乎人人家中都會有這麼一把槍,因此需要排查的範圍很大,也就是說,無形中給偵查工作增加了難度。
為了準確地找到犯罪嫌疑人,專案組又去研究彈孔。經過檢查發現,彈孔不足一釐米,而且很圓,從彈孔中心產生的裂紋,像水波紋一般往周圍散去。有的專家從這個彈孔形狀和深度,推測出子彈的射擊距離,也許只有6、70米,這也就表明:槍手的射擊位置,離人民大會堂非常的近!
確定射擊距離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兇手的射擊位置。一般在開槍時,都需要有一個“三點一線”的瞄準動作,所謂“三點一線”,就是指槍上的準星、標尺以及射手的眼睛在一條線上。而這也正是子彈的“彈道軌跡”。
透過這個“彈道軌跡”,專案組進一步推匯出兇手的射擊位置,就在長安街的快車道上!專案組成員都開始激動起來,因為射擊位置、射擊距離以及作案工具都已經找到,那麼只要從周圍的居民行進排查,很快就能夠抓到兇手。
然而,此時一件事又擋住了專案組的辦案進度。原來,根據執行警戒任務的工作人員反應,槍擊發生的時候,長安街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異樣。這樣一來從周圍居民入手是不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成員又進行推測,兇手或許是藏在車裡,等到汽車開到人民大會堂附近,便從車中開槍射擊。
於是專案組決定先從嫌疑車輛入手。經過排查,辦案人員在開槍的那段時間裡,共有一千多輛汽車經過人民大會堂,而這經過的一千多輛車,專案組並沒有發現有任何異常。案情一時之間陷入膠著的境地。
專案組成員反覆梳理每個細節,但依然沒有發現任何新的線索。沒有新的線索,槍手的位置就沒辦法確定,進而導致兇手本人無法確定。就在大家抓耳撓腮之時,專案組成員之一的陳建華,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
陳建華仔細觀察彈孔留下的痕跡發現,被擊中的玻璃破碎不均。從他以前做過的,槍彈擊碎玻璃的試驗來看,人民大會堂玻璃上的彈孔,更像是兇手遠距離射擊形成的。
因為從子彈留下的痕跡,比如彈孔的大小、深度、破碎程度等,可以推斷出子彈飛行的軌跡是直線還是拋物線。而直線、拋物線則可以推測出兇手射擊的位置,這樣一來,就可以透過位置排查兇手了!
專案組的成員根據陳建華的資訊,再次查看了現場,發現子彈在擊穿第一層玻璃後,沒有走直線,在第二層玻璃上留下的痕跡有所偏離。那麼之前,按照兩個破碎玻璃上,留下彈孔的延長線來判斷位置的方法是錯誤的,兇手並不是近距離射擊,而可能來自一個遠距離的地點。
不過專案組有些人對5.6毫米子彈,在遠距離射擊產生的效果上,持有懷疑態度。因此為了嚴謹,專案組決定做個實驗,來驗證這一假設。
專案組成員首先找到了,一把與案發現場那枚子彈相同口徑的步槍,然後一行人來到靶場,模擬案發現場的環境,射擊距離從100米到500米進行試驗,以測試效果。
等專案組成員試到400米左右的時候,專案組成員發現,這次試驗出來的結果,與案發現場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因此根據試驗結果,專案組成員將兇手的位置確定在長安街400米以上的地方。
秘密排查開始了,專案組成員由東向西,逐個巡查制高點,以及任何一個可能發射子彈的地方。但是找了很久大家也沒能找到。難道線索又要斷了嗎?專案組成員不肯放棄,這可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事啊!
他們更加細心,不放過任何一點細節,一直盤查到南長街南口西側的一處大宅院,案件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專案組成員向院內的門衛室老大爺說明了情況,經過主人的同意後,一行人走進院子裡細細檢視,院子、前廳、車庫、院子裡的兩層小樓,到處都不放過,可還是一點資訊都沒有。
專案組成員不免有些沮喪,就在他們準備離開時,卻發現旁邊門衛室的角落裡有一把小口徑的獵槍槍。專案組成員立刻進去拿起槍細細檢視。老大爺見狀,隨口向專案組說道:“最近這幾天,院內的孩子們經常著這把槍,在房頂上打麻雀。”
聽見老大爺這樣說,專案組成員立刻問道:“那今天有人用過這把槍嗎?”大爺想了想,好一會兒才說道:“應該是有的。”專案組一喜,又向老大爺詢問道:“那他們平時一般在哪打麻雀?”大爺指了指車庫的房頂,表示孩子們正是在那裡打的麻雀。
專案組成員立刻來到車庫前,然後又向大爺借了個梯子,爬到屋頂,仔細觀察分析,從這裡到人民大會堂案發現場,大約在600米左右,5.6毫米小口徑步槍的射程範圍內。
接著專案組成員,又端著這把槍實地比劃了一下,證明這裡確實有可能成為作案地點。為了得到切實的答案,專案組成員將這把槍,以及配備的子彈一起帶回去分析檢查。
經過分析證明,這把槍的確就是作案工具,地點也確實是在那家小院,所有的證據最後都指向了了開槍打麻雀的小孩!也就是說,槍擊人民大會堂的“犯罪嫌疑人”,是開槍打麻雀的孩子,只是無心之失造成的烏龍情況,而不是一些不懷好意的人,進行地政治犯罪。
專案組全體人員鬆了一口氣,把案件的結果報告給周總理。隨後專案組成員又找到當天開槍的學生,進行了一頓批評教育。
而總理得知案件的真相後,卻並不感到樂觀,在鬧市區開槍,傷到了來往的行人怎麼辦?這件事證明群眾家裡有槍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一旦家中的人對槍的危險性認識不深,很可能再出現今天這種情況。為了避免這樣的事再次發生,周總理急忙下達了兩個指示:
一、組織有關部門到現場參觀,使各單位切實提高警惕性,堵塞一切安全上的漏洞;
二 、對所有槍支彈藥進行檢查清理,然後登記造冊上報。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各部門都開始行動起來,草擬了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登記管理試行辦法》,同時登記並收繳了個人存有的槍支彈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社會治安的不穩定性。
也是從這個槍擊案後,中央開始一步步試行槍支管理辦法,直到1996年7月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並於1996年10月1日正式實行。
槍支管理法施行後,人民的安全逐步提高,像今天美國街頭持槍火拼的情況根本不可能出現,中國成為了世界上安全感、幸福感最高的國家之一。由此來看,幾十年前的槍擊案,雖然過程很驚險、結局很烏龍,但是帶來的影響卻是福澤萬代的。而這一切離不開周總理等先輩的努力,感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