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任總理，忍辱負重
張紹曾從綏遠調回北京後，袁世凱給他加個“樹威將軍”的徽號，掛名將軍府，養了起來。到1915年夏季，復辟帝制的輿論更加緊鑼密鼓，“籌安會”、“全國請願聯合會”等御用復辟組織先後成立。張紹曾看到袁世凱公然背叛民國、要做皇帝，非常氣憤。與其好友蔡鍔，經常私下討論如何扭轉政局、及挫敗袁氏的陰謀。二人秘密謀劃，為了維護共和國體，要廣泛聯絡同志，組織力量，打倒袁世凱。他們的具體計劃是：“蔡到滇發難，張即聯絡北方軍人，共同響應。”為了使蔡鍔順利地離開北京到雲南舉事，張紹曾給他“出了不少謀略”。當蔡鍔秘密離開北京後，袁世凱對張懷疑很大，曾讓他手下的特務頭子、總統府軍警督查長雷震春“傳訊”張紹曾。紹曾接到“傳訊”的通知，估計可能是與蔡鍔的密謀暴露了。便先銷燬了與蔡鍔、唐繼堯的往來函電，然後暗帶手槍去見雷。他拿定主意，如果雷震春逼迫太甚就先用手槍把雷打死，而後“自裁”。見面之後，見雷表面上非常客氣。紹曾估計他沒抓到把柄，也就坦然自若地與雷應酬，一場虛驚隨之冰消瓦解。不過紹曾從此後對自己的言行更為謹慎，除星期六回天津家中度假外，在京時間深居簡出，直到12月下旬蔡鍔在雲南通電獨立，組織護國軍討袁。張紹曾才回到天津，聯絡段祺瑞等密議組織討逆軍，段任總司令、張任參謀總長，響應雲南討袁。不久，袁世凱宣佈取消帝制，張紹曾等組織討逆軍的計劃隨之作罷。
張紹曾
1916年6月袁世凱死，黎元洪就任大總統。同年12月，任命張紹曾為陸軍訓練總監。1917年7月1日張勳在北京演出了復辟醜劇。黎元洪被迫下臺，張紹曾隨之去職，避居天津。這時，第十六混成旅官兵派代表從北京迎接馮玉祥迴廊坊主持軍務，討伐張勳。行動之前，馮親到天津，徵求張紹曾的意見。張極力支援馮玉祥討伐張勳，以為這是馮義不容辭的責任，其行動刻不容緩。於是，馮迴廊坊後立即誓師討逆，趕走張勳，立了大功。馮玉祥的討逆通電就是張代為發出的。當馮的部隊在萬莊與張勳的復辟軍激戰時，張紹曾還親到前線，參與軍機。張勳復辟失敗後，張紹曾一直在津閒居。1921年，為了謀求南北統一，他曾倡議召開廬山“國事會議”，併為之奔走籌備，但沒有取得結果。
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就任大總統。因張紹曾主張恢復法統，實現統一，並一度籌備廬山國事會議，為其上臺出了力，所以黎上臺後，立即任命張紹曾為陝西省長。尚未到任，陸軍總長吳佩孚辭職，黎便提名張紹曾入閣任陸軍總長。此後，到1923年1月初，半年多時間，內閣三次更換，張一直蟬聯陸長。他任陸長期間，曾擬就了一套廢督裁軍計劃，擬在全國推行軍區制，但在內閣會議上就被否定，以後再也無甚作為。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幫助馮玉祥擴大了隊伍、解決了軍餉。二人之間的友誼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馮玉祥任河南督軍時，招募了五個補充團的兵力，而吳佩孚不給其編制。在馮調到北京任軍檢閱使時，張紹曾拼著總長不幹的決心，批准馮玉祥在原有的十一師以外，增編三個混成旅，併為之籌劃軍餉，使馮的部隊得以休養訓練、培養幹部，為後來發動北京政變創造了利條件。
黎元洪
1922年底，汪大燮內閣辭職，黎元洪提出由張紹曾組織內閣。經國會通過後，張於1923年1月4日正式出任第二十三屆內閣國務總理。閣員是外交總長施肇基、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劉恩源、陸軍總長張紹曾兼任、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正廷、教育總長彭允彝、農商總長李根源、交通總長吳毓麟。後因施肇基未獲國會透過，改派黃郛署理外交總長；王正廷不擔任司法總長，改由程克擔任。
張紹曾內閣成立後，面臨的是一團糟的政治局面。內閣方面，軍閥之間勾心鬥角，混戰不停，各省兵變、“匪患”日益頻繁；財政緊張，北京各界和教育界索薪風潮日甚；外交方面，四國銀行因到期外債不能償還而屢次提出抗議，並聲稱要“國際共管”中國財政；在直系內部，曹錕醉心於驅逐黎元洪，自己當大總統：吳佩孚則熱衷於推行他的“武力統一”計劃。面對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張紹曾勉為其難地苦撐局面。一心想在他這一任上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他親書“忍辱負重”四字，壓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作為座右銘自勉。上任伊始，便於1月8日致電各省，申述“對內先謀事實上之協商，對外完成法律上之統一”的主張，並建議召開有各省實力派代表、各政黨領袖、在野名流參加的“國事協議會”，協商和平統一問題。這一倡議首先得到廣州軍政府的贊成，孫中山先生派人到北京接洽和平統一問題，並於1月25日發表了先裁兵後統一的“兵工計劃”。張紹曾也準備派代表南下與孫中山商討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辦法。由於1月26日發生了陳炯明叛變，所派代表未能成行。與此同時，張紹曾還派出代表分別到西南各省聯絡。對奉系軍閥，他不顧直系保、洛兩派的反對，也主動接觸。提升張學良、楊宇霆為陸軍中將，還打算取消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徐世昌所發懲辦張作霖的命令，恢復他東三省巡閱使的名義。
張紹曾謀求和平統一的努力，招致直係軍閥的不滿。他先行統一後搞大選的主張不僅與曹錕急於當總統的野心格格不入，而且也不符合吳佩孚“武力統一”的想法。這些直係軍閥看到張紹曾並不聽話，因而堅定了趕他下臺的決心。從內閣國會的情況看，張內閣本來是以保派三閣員（內務總長高凌蔚、財政總長劉恩源、交通總長吳毓麟）為基礎的，失去保派支援，也就失去了控制內閣的能力。在國會中，張紹曾開始是用分配閣員名額的許願取得國會透過的，後來沒有“還願”，引起了議員不滿。試想，處於四面楚歌之中的張紹曾總理，怎麼能有所作為呢？所幸的是，大總統黎元洪對張內閣的關係還是過得去的。黎本來不願有個津保派內閣，後來看到張紹曾的所作所為脫離了津保派設計的軌道，才感覺到張任總理對於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是有利的，因而“府院合作”的狀態尚能維持。殊不知，府院關係越融洽，津保派越是不能容忍。他們看到張紹曾已成為驅黎的障礙，便進一步加快了倒閣步伐，採取的手段也更加惡劣。首先是無理要挾，製造難堪。1923年2月下旬，孫中山粉碎陳炯明叛變回到廣州復大元帥職。曹錕、吳佩孚認為這是“破壞約法”而主張加以討伐，並提出由沈鴻英任廣東督軍，孫傳芳任福建督軍，目的是拆孫中山的臺。張紹曾本來不同意這兩個人的任命，因為這樣做矛頭對著廣州軍政府，不利於實現和平統一。可是曹、吳多次派人到北京催促發表。曹的代表還拍著桌子罵張“全無心肝”。張紹曾氣憤之下，於3月8日，主持國務會議，正式通過了拒絕釋出粵、閩兩督命令的決議，並用內閣總辭職的方法，對付曹、吳大軍閥的壓力，當天以內閣名義發表辭職通電稱：“紹曾等授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統一為職志，以促成憲法為旨歸。近日以來，粵中有僭名竊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調劑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民。”通電發出後，皖系軍閥多通電挽留，黎元洪也不同意張內閣下臺，紹曾等只得留職。儘管如此，直係軍閥並不退步，繼續日甚一日的緊逼，張紹曾只好屈服，發表了任命粵、閩兩督的命令。這樣，不僅內閣的威信遭到嚴重損壞，也引起了南方軍政府的強烈不滿。曹、吳等直係軍閥倒閣的另一手段是利用事件，借勢生風，製造國會與內閣的矛盾。如北洋政府時期有名的“金法朗案”就是一例。1922年7月，中法簽訂恢復中法實業銀行的協定，法國乘機偷換概念，將“庚子賠款”之法朗說成是金法朗。（其實法國根本沒有金法朗這種貨幣）如果照金法朗償付，中國將損失關銀六千二百多萬兩。當時中國未予接受。1923年2月7日，法又提出要求按金法朗償還庚款，並限中國2月10日前答覆，否則將取消中法實業銀行協定。張紹曾內閣於2月9日透過此案。津保派藉此鼓動國會，否決此案，進行倒閣活動（後來津保派王克敏任財政總長，又想承認此案，可見他們原來反對透過金法朗案，不是真心考慮國家利益）。津保派倒閣的再一種手段是煽動閣員倒閣，從內部拆臺。5月3日召開國務會議時，發生了交通總長吳毓麟為塞北關監督任命一事大鬧內閣會議的醜劇。從那以後，內閣中的矛盾進一步加劇。5月5日舉行國務會議時，保派閣員都不出席；8日，出席國務會議的只有農商總長李根源一人。這時，內閣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但張紹曾仍然抱著不下臺的決心。當時，他所依恃的，是與黎元洪尚能合作，但不久，這最後一點仗恃也不存在了。6月2日，國務會議透過任命薛篤弼為崇文門監督一案。原任監督陶立是吳佩孚推薦的，總統府的經費由該稅關撥付。為了解決馮玉祥部的軍餉問題，國會決定崇文門關稅監督改由馮的聯絡人薛篤弼擔任。而黎元洪拒絕在薛的任命書上簽字蓋印，從而導致了“府院矛盾”。6月6日國務會議上，津保派閣員又藉此大生事端，提出內閣總辭職的主張。張紹曾還沒來得及開口，高凌蔚就脅迫說：“如果總理不辭職，我們也可以聯名辭職。”張紹曾無可奈何地說：“要辭職還是大家辭職的好。”高凌霨沒等其他派系的閣員發言，便把保派閣員事先擬好的辭職呈文拿出來，讓大家簽名。吳毓麟說早已備好專車，約定全體閣員一同赴津。但當晚張到車站時，只有新任秘書長張廷諤一人相送，這才發覺受了騙，只好乘車離開北京前往天津。
張紹曾從一月四日出任總理，到6月6日被迫下臺，不到半年時間，風雨飄搖，多災多難，空抱謀求和平統一的志願卻到處碰壁，無所建樹。
曹錕
五、息隱津門，被害身死
曹錕策劃倒閣驅黎擠垮張紹曾內閣，趕走黎元洪以後，又以五千元一張選票的高價，賄選為大總統。張紹曾雖息隱天津，對國家政治仍然十分關心。他從直係軍閥的所作所為，認清了他們只知個人謀位稱霸，根本不顧國家民族前途。中央大權落到這些人手中，和平統一更沒指望了。就在這時，南方廣州卻發生了一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實行改組，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國民革命政府，制定了出師北伐的戰略。已經對北洋政府失去信心的張紹曾，又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和前途。他知道馮玉祥與孫中山及其他一些國民黨人士早有聯絡，因此，進一步加強了與馮的往來。兩人還結為兒女親家。同時，對馮玉祥的一些重大政治軍事活動，也多出謀劃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愛國將領馮玉祥乘吳佩孚主力同奉軍激戰之際，率部撤離前線，返回北京，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一舉推翻了直係軍閥把持的北京政權。在這次具有重大影響和進步作用的政變中，張紹曾直接參與了馮的策劃。為之獻出了不少謀略。事先，馮玉祥曾秘密派人去天津徵求張紹曾的意見，請他“代為決策”。紹曾非常支援馮的計劃。認為在直係軍閥只知窮兵黷武、排除異己、不顧國家和平統一的情況下，只有打倒直係軍閥，才能消除混戰、拯救國家。他在給馮的回信中，提出了二十四字策略：“死中求活，只有如此；事成之日，善後需圖；究是敵人，毋為已甚。”從而，進一步堅定了馮玉祥的決心。10月22日夜，北京政變成功，囚禁了大總統曹錕，組織了“中華民國國民軍”。
吳佩孚得知北京政變的訊息後，倉促回到天津，指揮兩個旅討伐馮玉祥。在楊村剛同國民軍一接觸就潰敗下來。這時，直奉戰場上直軍也紛紛潰退，加之山東鄭士奇宣佈“武裝中立”，並在濟南阻止沿津浦路北上援吳的直軍，使吳佩孚陷入前進不能，後退無路的窘境。他急得束手無策，只好派人把兒女親家張紹曾請到辦公列車上。一見面，吳就氣急敗壞地說：“你總說馮玉祥好，現在他反了，我二十萬大軍都毀在他手裡，怎麼辦？”紹曾見吳佩孚生氣，笑著指責吳說：“這都是你督率無方，御下乏術，又好與部下爭功，用人每多疑意，才有此變。馮玉祥練好兵，打仗肯賣力氣。在河南打趙倜給你出了不少力。你如對他稍有恩義，何至倒戈？”吳佩孚聽了勃然大怒。張紹曾還要說話，旁邊的人紛紛相勸，並請張出面調停一下。紹曾看到親家翁到這種地步，也和緩下來說：“我還能不管嗎？試辦著看看吧。”第二天便乘車去北京找馮玉祥。馮見張紹曾到來，非常高興，寒喧之後，紹曾說明來意，馮答應只消滅吳的武裝力量就完了。接著，兩人談到善後問題。馮說你來太好了，我正想派人到天津請你來共商大計。他告訴紹曾，已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和平統一會議”組織政府。還說：“我想請你還當國務總理。叫老段（祺瑞）主軍，你主政，中山先生做總統。我們這些人都聽從指揮，把中國治理成世界上最大的強國。”紹曾聽了馮玉祥的打算，一方面同意請孫中山先生來治理國家，並指出，除了孫中山領導，中國前途不會好的。同時，提醒馮，段祺瑞是個野心家，向來反對革命，不要“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最後，紹曾表示自己不願再當國務總理。馮聽了很著急說：“在這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總得有個有聲望的人出來維持一下局面，你不肯幹，也得替想想請出哪一位來合適。”紹曾向他推薦由黃郛出任總理。善後方案就這樣初定。而後，二人又研究瞭解決戰局的辦法，列成“和平救國大綱”作為與吳和解的條件。10月30日，紹曾由北京回到天津，勸吳接受和平救國大綱。吳態度強硬，拒不接受。於是馮的國民軍和奉軍一起攻打天津。吳佩孚撤到軍糧城。最後由於馮軍網開一面，使吳得以從海路脫身，坐軍艦逃出羅網。
北京政變是馮玉祥在北方共產黨人影響下，脫離直係軍閥而與南方國民黨革命勢力聯合的結果。它既促進了軍閥勢力的崩潰，也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武裝的開始形成”。遺憾的是，政變後建立的黃郛內閣，僅僅維持了十天，沒能等到孫中山先生北上，就因各派軍閥的反對而下臺，由臨時執政段祺瑞所替，政變的成果被軍閥竊取。馮玉祥本人也一度被迫辭職，最後結局是段祺瑞給了馮玉祥一個“西北邊防督辦”的頭銜，才算結局。張紹曾看到政局如此，非常氣憤，決心不再與北洋軍閥往來。住在天津英租界四十四號路公館（今和平區馬場道天津市第五中藥廠舊址）。過起了息政隱居的生活。每天或與朋友圍棋、聯詩；或獨自閱內典、練書法；偶爾也赴朋友酒會；更多的時間則是潛心研究佛、道學說。曾寫《三教談論》手稿一部，並著《覺道日記》，惜均失存。
馮玉祥
1925年底，馮玉祥在張作霖、吳佩孚的逼迫之下通電下野，次年3月赴蘇聯考察。在此期間，紹曾與馮一直保持“信使往還”。1926年8月南口大戰後，國民軍損失嚴重，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9月，馮玉祥從蘇回國收拾殘局。這時，廣州國民政府已經出師北伐並取得了重大勝利。張紹曾打電報給馮玉祥，勸他“加入革命軍，借謀出路”。這對馮玉祥誓師五原，宣佈脫離北洋軍閥、加入廣州國民政府又都受張紹曾一定影響。直至以後，馮部平甘肅、踞陝西、出潼關、入河南，配合北伐軍與直係軍閥作戰，張紹曾始終為馮收集有關方面的動態，提供情報。為了及時把直、奉方面的部署，動態及其他情況告知馮玉祥，張紹曾自費購買了一部電臺，由丁春膏負責，每天與馮聯絡。他自己也常常給馮寫信，出謀劃策，為北伐戰爭做出了一定貢獻。此外，他還利用其合法身份和社會地位，盡力掩護、援助在天津活動的革命人士。
張紹曾與北伐軍的聯絡，漸漸被張作霖發覺。為了進一步試探，便派邢士廉到天津，請張紹曾出面調解奉系與馮的關係，藉以察看張紹曾的動靜。紹曾聽了邢的請求後說：“你叫大帥先把軍隊帶出關外，再來和我商量。”張作霖得知此情，遂生殺紹曾之心。紹曾也聽到此種傳言，一些友人勸他離津南下躲避。但他考慮到：當時馮的北伐軍正需天津的情報，不能離身；而且奉張既有此意，早有佈署，出津也不容易，加之家人阻攔，籌備經費也有困難，所以未能成行。不過卻格外加強了戒備，不再出門應酬。
此時，張作霖暗害紹曾的陰謀也在暗中策劃著。1928年3月，他派親信王琦到天津，與天津警備司令褚玉璞共同佈置，於3月21日由直隸督辦公署總參議趙景雲出面，在天和玉飯莊宴請住津的在野名流。恐張紹曾不參加，事先收買張的同鄉張覺五（會卿）約他同往。另外，褚玉璞令其手下謝玉田、劉茂正透過紹曾門婿吳道時的門路，到張公館催請紹曾赴宴。隨張同去作保衛的有汽車司機王義達、馬弁蘇以行、劉富友。飯後客散，趙景雲又約紹曾等十幾人到綵鳳班喝茶。有個僕役打扮的人手拿信件，說要見張總理面交，等侯迴音。張紹曾聞報從室內出來，剛問：“那裡的信？”伸手去接，那人迎面開槍，子彈打穿了張的掌心。接著又是兩槍，一槍穿透左耳，一槍透過肺部。張當時昏倒，送回家中後第二天早晨死去。年僅四十九歲。
張紹曾逝世以後，當時草草入殮，靈柩浮厝于謙德莊江蘇義園。直到1933年秋，其生前友好及一些知名人士集資，由呂均（字習恆）經管籌備，在北京香山臥佛寺旁購置山地，興建陵墓。舉行了公葬。葬禮是當時國民黨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黃郛主持的。北京的軍、政、學界，在京中外名流以及張紹曾的生前至交、部屬、親友、鄉誼均有參加。國民黨中央派員參加葬禮並送了輓聯，詞為：“大城起龍蛇杯酒竟攖來歙禍；中原靖鼙鼓香花難報汾陽功。”
張紹曾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國社會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他立志救國，接受了革新思想；辛亥革命時期，他率先響應，積極支援武昌起義，為促進北方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加速清王朝的滅亡做出了貢獻；中華民國建立後，他贊助共和反對復辟；維護統一反對分裂；主張和平反對軍閥混戰，並身體力行，建立了卓著功勳；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後所進行的北伐戰爭中，他以在野之身，積極支援馮玉祥將軍率部參加北伐，併為之秘密收集情報，以致最終引起軍閥忌恨而遭到暗殺。當然，在張紹曾一生中，既有其功，也存其過。他曾主張君主立憲，當辛亥革命高潮時，提出立憲政綱，被清廷鑽了空子；他在主持內閣期間，曾通過了所謂“金法朗案”，雖因國會抵制未獲批准實施，但畢竟是一種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誤國行為；他處事多慮，優柔寡斷以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能果斷決策，不僅影響了他一生事業，對國家民族也不無損失。儘管如此，瑕不掩瑜，張紹曾的歷史功績還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