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百多年前，美國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總統說：“所有最偉大的比賽都是戰鬥”“一旦一個種族失去了頑強拼搏的美德，那麼，無論它還保留什麼，無論在商業、金融、科學或藝術領域多麼精通，它都失去了與最優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權利。種族的怯懦，就像個人怯懦一樣，是不可原諒的罪”。
西奧多·羅斯福在美洲地盤多次以戰爭威脅英德就範
（接上）南宋的武臣抑壓，遲早必然，卻於歷史事實發生之際斷行，岳飛的被犧牲也已必然。理由十分明白：
其一，（北伐）反攻新形勢果爾全面展開，無論成敗，都促成武臣氣焰再升高為可預料，則非常期便是南宋朝廷的危險期，必須當機立斷，而形勢前導者岳飛乃被彈壓。
其二，主戰陣線諸將帥原非團結，反而相互間忌功傾軋。岳飛崛起最快速，戰志最旺盛又事業最成功。諸將勝利紀錄均守勢的擊退敵人，惟獨岳飛趨前反攻制勝，個人節操與部隊紀律嚴正，如拒絕張俊建議侵分韓世忠親衛軍，行軍“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又於中興諸名將中為特立獨行，遭嫉、遭忌因之為尤甚。武臣自身間共同排擠的物件，便是秦檜樹威示警選擇最方便、下手最容易的物件，岳飛又註定須被犧牲。
將帥失協，總反攻即使實現，成功並無把握，戰爭又不能無休止持續，因之，和平論非絕對錯誤，趙翼《廿二史劄記》和議篇已堪循參考，適當時機的和平爭取，也是當國者責任。卻是，籌劃和平以犧牲漢族自身的民族英雄岳飛為手段，則代價未免太過巨大。
岳飛與秦檜
岳飛遇害前後，奏斬秦檜的朝廷主戰派領袖胡銓遭貶謫，趙鼎罷相，軍人諸巨頭劉錡、韓世忠等去職，宮廷支援的和平論完全勝利，而有紹興十二年（紀元1142 年）的宋金和平條約談判成立，其條件：
1. 宋向金稱臣；
2. 金歸還高宗之父徽宗梓宮（紹興元年崩，年五十四歲）與高宗生母韋皇后（高宗之兄欽宗以下則續被扣留，欽宗至紹興三十一年崩終未放還）；
3. 宋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
4. 兩國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今陝西寶雞）為界，較北宋時代領土損失已五分之二（徽宗宣和時代一千二百三十四縣，和約簽定時保全僅七百零三縣）。
和約的最大屈辱系對金朝稱臣，也是向來中國主軸的國際秩序一大變化。向來漢族天子君臨天下，視所有異民族均為臣，五代後晉石敬瑭雖然最早臣事異民族的遼朝，但尚可解釋之為石晉建國者自身同系異民族而為特殊事態。宋遼約為兄弟之國，漢族已與異民族變化改立於平等關係，只仍是宋“兄”為長。至是，尊卑關係乃完全顛倒，漢族中國竟已屈從服事夷狄。
柳永《望海潮》極盡錢塘繁華，完顏亮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宋金和平關係締結，宋朝儘管屈辱與領域減削，究竟以領土疆界決定與干戈化消，而得步入正軌的內政整備時期，南宋國礎漸漸安定。金朝方面海陵王完顏亮緊張局勢再製造也違背國內輿情，將士厭戰情緒下侵略失敗，立即遇弒，繼位者乃金朝名君世宗。同一期間，南宋也已是同以賢明善譽的第二代孝宗在位。雙方和平共存形勢繼續好轉，不難自孝宗乾道元年（1165 年）修正紹興年間條約窺測：
1. 君臣關係改金為叔、宋為侄；
2. 歲“貢”改稱歲幣，銀、絹數額也各減五萬為二十萬兩、匹（國界依舊）。
南宋朝廷精神、物質壓力都傾向緩和，叔侄固仍系尊卑關係，卻拉近了感情。南宋的繁榮期，便自孝宗之世來臨，北宋時代盛況重現，而重文輕武的社會意識、弱兵的國家體制，以及對外和、戰問題不再存在時的士大夫間黨爭，卻也一切都已回覆了北宋時代舊觀。
崖山海戰，宋朝十萬軍民蹈海
宋遼因實力均衡而簽訂澶淵之盟，雙方和平相處了上百年；從遼國內部發展起來的金比遼更狠，一舉滅亡了北宋；而更瘋狂的“後浪”蒙元帝國滅金之後推平南宋乃自然之理。1276 年，元軍陷臨安，俘虜恭帝、皇太后、皇族、百官、宮人北去。由遺臣保護沿東南海岸退卻的度宗兩幼子，帝昰（端宗）即位於福州而敗死廣東，帝昺續於崖山（廣東省新會海中）即位又敗死，流亡政府存立僅前後三年，南宋朝命脈絕滅。
南宋亡國，死節之士特多，文天祥勤王兵敗，被俘不屈所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名詩句。以及死難前幽囚大都獄中作《正氣歌》長詩，均系千古流傳，感人肺腑。張世傑所擁系流亡政府播遷奔波期僅有的武力，最後與負帝昺投海的陸秀夫，先後殉國，共宋祚同亡，合文天祥被稱三忠。謝枋得、陳宜中等，也都是同時期同等忠烈的人物，《宋史》忠義傳八篇，收錄傳記至二百七十四人。宋末如此之多的忠節之士出現，較唐朝覆亡時的現象完全相異，學界向來重視，推崇為宋儒理學的義理學風教養影響，砥礪漢族民族思想發揚至沸點。
然而，宋亡三忠，除張世傑系小校出身的職業軍人外，文天祥、陸秀夫固均科舉甲人，文天祥且是第一名進士及第的狀元，其餘死事國家也多是讀聖賢書計程車大夫。
文天祥被囚禁勸降
相反，南宋朝臣降仕元廷者卻同樣非少，文天祥之弟文璧便是，臨安陷落後追擊流亡南宋朝廷的元朝大將張弘範，又正是立場與之針鋒相對的張世傑從兄弟。事元朝世祖，以書、畫、詩文、理財之術見長的趙孟頫（子昂），更系宋朝皇族身份，此其一。
其二，南宋中期以後幾乎相續盤踞相位，攬權誤國的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三奸臣，韓侂冑之母系高宗皇后之妹，光宗皇后又其侄女，賈似道之姊則理宗寵妃，政治多少加塗了外戚色調，但三人同樣都是進士出身，與忠臣無異。換言之，士大夫間自分忠、奸，又相對立的形勢，南宋與北宋一脈相承，韓侘胄且便是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所以，理學培育忠臣愛國氣節與激發民族意識為誠然，卻非連結絕對的，以及必然的關係。
所堪注目，毋寧須在宋朝社會士大夫層面構成後，龐大政治影響力的潛在。透過科舉考試之門直接參與政治為無論，在學期的“士人”階段已具發言力，則迥非歷代所可比擬。尤其接受國家教育，知識分子前列位置的最高學府太學學生數字，北宋徽宗時代由蔡京擴充至三千人之多，其時以來，太學生政治批判風潮興起，形成左右朝政的盛大輿論。這股潮流，自宣和七年（1125 年）太學生運動領袖陳東最早上書請斬蔡京、童貫等以來，蔚為北宋—南宋轉移階段主戰論最有力的支援（秦檜也是靖康元年和約反對運動領導人之一，其時正任職太學司業）。
靖康之變，宋朝上至徽、欽二帝，下至百官包括秦檜幾乎被一網打盡
北宋亡國，太學生多陷敵手，得以追隨南渡的人數非多，又經秦檜彈壓主戰論而學生運動一度退潮。高宗末恢復太學生數定額一千人，寧宗時禁錮朱子之學，太學生卻再增至一千七百餘人，發言力開始回升，偽學五十九人中便列有太學生六人。黨禁解除以至理宗治世，理學集大成的朱子學已發達擁有學界壓倒勢力，確立其儒學正統地位，學生政治活動高姿態陪伴重現北宋舊觀。
而同一時期，蒙古之興，金朝替代遼朝位置的國際三角關係，也已重現北宋翻版。十分明白，抗拒外侮不能單恃精神而毋須憑實力，愛國運動情緒的激昂雖可喜，威武不能屈的慷慨赴死精神雖可敬，卻都對救扶大廈傾倒無實益，臨安之陷，太學、宗學生數百人便束手就縛，隨皇族、朝臣被蒙古兵俘虜北去。
北宋亡國，系賴武人奮起才得中興南宋，南宋亡國，便只有聽任復國絕望。則與其傲岸於亡國時的死節，不如惋惜亡國原因的重文輕武矯枉過正，以及幸有挽回機會，又於南渡立國初穩之際，立即在毋須考慮武人之弊，是否也可循疏導原理化治的文人獨斷理念下，退回北宋立場。宋朝最終命運因而全行喪失戰鬥力，自是的漢族，也以三百年宋朝為關鍵，而鑄定其民族性格。
姚大中 著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國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裡找不到中國。《姚著中國史》相容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的研究與寫作方式，打破了傳統中國史的認知繭房，具有以下鮮明的特色：
1.突破了傳統中國史由中原向外層層推演的藩籬，為秦楚這些半邊緣國家正名。
2.對東漢以來豪族演化的歷史敘事，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結。
3.對五胡建立的胡-漢聯合政權的本質辨析，客觀展示了大分裂時期的民族紛爭與融合。
4.正視遼金元這些來自長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並將其與漢族政權進行平等觀照。
5.在域外與中國動態聯絡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爬梳了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