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先後多次修改，這是其中的一稿
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決議》總結了黨從成立到抗戰爆發這一時期、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的正反兩方面的鬥爭經驗，對於十年內戰時期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了正式結論。它是黨中央在延安開展整風教育的成果，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加強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一致，起了巨大的作用。
最近，由於準備紀念毛主席逝世十週年的需要，我們查閱了《決議》起草過程中的各次存稿和有關的檔案材料，訪問了當年曾經歷《決議》起草過程的有關同志，對《決議》的起草情況，得出一個基本認識：《決議》是在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直接指導下經過長時間反覆修改直至最後完成的一個集體創作，毛主席自始至終領導了《決議》的起草工作，多次提出起草《決議》的總的和各部分的指導思想，並對《決議》草案稿作過多次和大量重要的修改，《決議》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思想觀點是他提出來的。所以，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根據黨中央決定將《決議》作為附錄編入。現將《決議》起草經過作一簡要介紹，為關心和研究這方面問題的同志以及廣大的黨史工作者提供一些基本情況。
一
1941年9月和10月，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明確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為全黨整風作了重要準備。這一年的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主席、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五人組成，以毛主席為首，委託王稼祥起草檔案。檔案中儲存有當時起草的檔案，題目是《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結論草案》)。這份《結論草案》是毛主席身邊秘書抄清的，抄清稿上又有毛主席的修改，毛主席在封面上寫了“歷史草案<密>”幾個字。我們分析，這個稿子可能是王稼祥起草，毛主席作了較大修改，然後讓身邊秘書抄清的。
《結論草案》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作了這樣的概括：“這條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是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結論草案》分析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所犯的嚴重原則錯誤，指出：思想方面，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政治方面，在形勢估計上，在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上，在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的解決上，都犯了過左的錯誤；軍事方面，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最後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面，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結論草案》指出，“左”傾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中國極其廣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存在，是我們黨內右的、而特別是‘左’的錯誤思想的來源”。《結論草案》還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幹部政策，“實質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
由於當時全黨還沒有開始整風，黨的高階幹部也還沒有集中學習黨的歷史、回顧和檢討過去歷史上的錯誤，所以對四中全會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瞭解還不夠完整，從而在認識上受到一定程度的侷限。這種侷限性也反映在《結論草案》中。例如，它認為四中全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起點。這個《結論草案》，原來準備提到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透過。後來，隨著中央內部整風的開始，《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內重要檔案彙集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先後編出，和黨的高階幹部對歷史問題討論的逐步深入，從而感到《結論草案》在某些方面的內容和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需要進一步充實以至修正，這樣，它沒有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透過而被擱置起來。但是，它的許多重要內容和思想觀點，都仍然儲存在後來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透過和七屆一中全會修正透過的《決議》中。
二
經過整風運動和高階幹部學習黨的歷史，為了肅清“左”傾路線、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影響，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認識，黨中央重新提出起草歷史決議的問題。
在1944年3月5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作了關於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的講話，針對黨的高階幹部學習黨史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他就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了六條意見，得到會議的贊同和批准，成為政治局的結論。接著，他4月12日在黨的高階幹部會議和5月20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先後所作的報告(這兩次報告後來合併整理成《學習和時局》一文)中，傳達了政治局的結論。這些結論成為起草《決議》的一些重要指導原則。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是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由任弼時負責召集。5月19日，又增加秦邦憲為成員。任弼時作為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主持《決議》起草的日常工作，作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並參加《決議》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當時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如陳雲等，雖未列名於這個委員會，但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經常到會參加討論，提出過不少的意見。1945年春，成立了由在延安的黨的主要高階幹部參加的討論《決議》草案的一系列小組，各小組組長如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陳毅等人，也都參加過委員會的會議，並在會上發言。此外，從1941年起擔任毛主席的秘書的胡喬木，後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宣佈他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書，他作為工作的助手，也曾經歷了1944年開始的《決議》起草工作的全過程。
三
我們從檔案中看到《決議》草案的一個複寫稿，註明時間為1944年5月，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共五個問題。據延安時期在中央秘書處擔任速記工作的同志辨認，複寫稿是當年參加速記工作併兼理任弼時交辦的日常事務工作的張樹德的筆跡。對這個複寫稿，任弼時作了修改，並加寫了一個問題——“(六)檢討歷史的意義和學習黨史的重要”。我們分析，這個複寫稿應是任弼時起草的。這是檔案中儲存的1944年重新起草歷史決議的最早的一個稿子。經查對檔案，發現這個複寫稿主要來源於1941年的《結論草案》。在結構上，這個複寫稿同《結論草案》基本相同，加寫第六個問題，是考慮到黨的高階幹部學習黨史以後的一些情況。在內容和文字上，這個複寫稿的主要部分也跟《結論草案》基本相同，不少重要段落同《結論草案》一字不差，只是對四中全會的評價不同，這是因為經過延安整風和高階幹部學習黨史以後，中央對四中全會的認識和評價已有重要的變化。
檔案中還有一份胡喬木起草的《決議》草案稿。根據分析，該稿起草時間是在上述複寫稿之後。他起草的這個稿子沒有題目，共四個問題。其中的第二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和第三個問題(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根源)，一些基本思想也是來源於《結論草案》。這個稿子同前一個稿子在結構和寫法上有較大的不同，在主體部分的框架結構上比較接近後來的《決議》。這個稿子任弼時修改過三次，加上了題目《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加了一段關於“左”傾教條主義得到經驗主義支援的內容，特別是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寫了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這七點意見是：第一，不瞭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特殊關係；第二，不瞭解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性革命；第三，不承認任何其他階級有成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組成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第四，對革命的長期性沒有認識；第五，不瞭解農村武裝鬥爭的重要意義及戰略戰術；第六，政治鬥爭策略上的錯誤；第七，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根據當時黨中央的工作情況和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的工作情況，可以認定這七點意見顯然是集中了集體討論中提出的意見。
檔案中還有一份張聞天修改的稿子。張聞天修改所用的底稿是毛筆抄寫的（其中有兩頁不是毛筆抄寫的，而是用胡喬木起草的稿子的複寫件），沒有題目，起草人現在還不能正式確定，時間應是在胡喬木起草的稿子之後。檔案中所存的張聞天修改過的這件文稿不全，缺後半部分，只有前面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概述了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至1937年抗戰爆發期間的革命鬥爭歷史和黨反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在這個問題的末尾，張聞天加寫了三段話，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一段：“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十年內戰更使我黨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統一的思想，在內戰中有了極大的發展，給中國共產黨指出了正確的行動方向。而毛主席終於在內戰的最後時期確立了他在中央的領導，這領導，無疑的，將保證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完全勝利。”第二個問題，敘述大革命失敗至抗戰爆發這一期間黨的歷史，講到了十一月擴大會議、六大、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四中全會、臨時中央、五中全會、遵義會議等。張聞天在末尾加了一段話：“大會欣幸的指出：黨經過了自己的一切成功與失敗，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第一次達到了這樣的一致與團結!這是要勝利的黨，是任何力量不能戰勝的黨!”第三個問題，講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改變了以前的稿子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四個方面分析的寫法，而是綜合地講七點，基本上是按照前面說過的那七點提綱式的意見寫的(後來還曾有稿子增加為八點)。對這個問題，張聞天作了較多的修改和增補。
四
毛主席對《決議》草案稿的修改，是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開始的，時間當在1945年春季。毛主席使用的抄清件有第四、第五個問題，並有題目。這五個問題，基本上就是後來《決議》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個問題。檔案中現存毛主席的六次修改稿。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底稿的原題《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改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這次修改對第一個問題加寫了很多內容。“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這句話，就是這次加上的。
第二次修改的主要內容是：強調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打擊所謂“右派”的錯誤，對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受打擊的同志作了充分肯定的評價；指出遵義會議實現的轉變對克服張國燾路線、挽救一部分主力紅軍的重要意義。在這個稿子的首頁上，他寫了一個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後印若干份，編號發給四十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成定議，再交七中透過。毛澤東三月廿四日”。
在毛主席批示後，《決議》草案於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印鉛印稿。
《決議》草案第一次鉛印稿經修改後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毛主席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修改的底稿，都是這一次鉛印稿。他主要是在開頭加寫了一大段話，說中國共產黨從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自1921年以來的二十四年中，進行了英勇奮鬥，取得了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日益鞏固，成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領導者。這一大段話，基本上就是後來《決議》的第一個問題的內容。
檔案中，有一份胡喬木以4月5日印稿為底稿，彙總毛主席等的修改意見的稿子。在這個修改稿後面裝訂有一封他9日寫給任弼時的信，全文是：“弼時同志：歷史稿送上，因考慮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許多地方因記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將來的改正稿望你給我一份以便繼續研究。關於教條主義宗派我是先講小集團，待宗派主義事蹟說清後才安上教條主義宗派的頭銜，以見實事求是之意，經驗主義的問題也是先說事實後說責任，這樣說不知是否有當？敬禮喬木九日”。
經毛主席修改過的稿子，在同年4月8日再次排印。這次鉛印稿印出後，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這一部分重新改寫了，將原來講的八點又恢復為從政治(包括軍事)、組織、思想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內容也大大地豐富了。毛主席對這個稿子作了修改，加寫了一些內容，這是他對《決議》草案稿的第六次修改。
《決議》草案在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後，在7月24日又印出一次稿子。在這一稿上，關於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部分，把軍事方面獨立出來，成為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個方面。
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透過的《決議》草案，七大委託七屆一中全會修改和透過，後來在同年8月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透過。同年8月12日，《決議》正式印成黨內檔案。
△1945年8月印刷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原件，現藏於延安革命紀念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建國後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1950年8月19日由毛主席提議，後經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意，把《決議》作為附錄編入第三卷，並在文內加上了應對第三次“左”傾路線負主要責任的人即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的名字。
五
在《決議》草案起草過程中，黨的高階幹部進行了多次的認真的討論。在1945年3月至4月，討論進入加緊進行階段，高崗、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陳毅、朱瑞、林楓等負責的各個組，連續開會討論，提出很多意見。如前所說，各組負責人有一部分還曾多次參加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的討論。所有討論中提出的重要意見，都及時向毛主席彙報。黨中央、毛主席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認真地研究了這些意見，將合理的有益的意見儘量吸收在《決議》中。下面根據檔案材料，舉幾個例子。
《決議》草案關於六大的寫法，在討論中不少人多次提出意見，草案進行了反覆修改，才基本上定下來。從張聞天修改用的底稿開始，直到1945年3月26日印稿中，都說六大“仍然沒有在思想上給盲動主義以徹底的清算。這樣就埋下了‘左’傾思想在黨內得以繼續發展的一個根苗”。在討論中，大家對“根苗”的說法意見較多，不同意說六大埋下了“左”傾思想繼續發展的根苗，而認為應當強調六大的正確方面。這樣，在4月5日印稿中去掉了“根苗”的說法，但對六大寫得比較簡單，只說：“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批判了陳獨秀主義與盲動主義，特別指出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與命令主義。”討論中，有同志提出對六大的評價應再高一些。4月15日的印稿中，對六大的正確方面就作了比較充分的闡述，對它的缺點只用“這裡不來詳說”幾個字一筆帶過。對這種寫法，討論中又提出意見，認為：六大有缺點，應指出，不提反而不好。7月24日印稿中，對六大的正確方面和缺點作了全面的闡述和評價。
關於四中全會是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開始這個問題，從《決議》草案起草開始，直到印出1945年3月26日鉛印稿，都只說四中全會在清算黨內“左”傾錯誤上不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而且擴大與發展了許多“左”傾錯誤，認為1931年9月20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才是第三次“左”傾路線充分形成的開始。對四中全會的評價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從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起，特別是1943年9月開始的政治局會議以後，中央反覆考慮和研究，一直沒有做出正式結論。《決議》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又斟酌這個問題，也聽取了黨的高階幹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例如，有同志提出從四中全會起就是“左”傾路線，不應只強調九一八事變後中央九月二十日決議）。在1945年4月5日印稿中，對這個問題作了重大修改，第一次明確肯定四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開始。
關於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問題改為八點的寫法，討論中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八點的寫法要改變，應當加以歸併。在1945年4月8日稿印出後，對這一部分重新改寫，從政治、組織、思想三方面進行闡述和分析。後來，又根據討論中的一些意見，把軍事問題單獨列為一個方面，並在內容上加以充實。
對於被錯誤的肅反所迫害甚至冤殺的同志，討論中提出應當給以昭雪。根據這個意見，《決議》草案增加了這樣一段話：“擴大的七中全會在此宣佈：一切被錯誤路線錯誤地處罰了的同志，應該根據情形，撤銷其處分或其處分的錯誤部分。一切經過調查確係因錯誤處理而被誣害的同志，應該給予昭雪，恢復黨籍，並受到同志的紀念。”
參加討論的同志還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意見，如要求在《決議》草案中寫上“教條主義宗派”和“經驗主義宗派”，要求寫上第三次“左”傾路線使根據地損失百分之百、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九十，不同意說四中全會和臨時中央是合法的，等等。對這些意見，黨中央和毛主席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和解釋。194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七中全會的一次會議上說：草案中沒有說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的問題，沒有說品質問題，也沒有說非法問題，也沒有說宗派。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成為錯誤。毛主席的這一講話，對黨的高階幹部進一步領會中央處理黨內歷史問題的方針和起草《決議》的指導思想，統一大家的認識，起了重要作用。
在《決議》草案的起草和討論中，充分體現了黨內生動活潑的民主生活，參加討論的同志暢所欲言，各抒己見，黨中央和毛主席認真地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這充分說明《決議》是集體智慧的成果。關於這一點，毛主席作了很好的說明，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預備會議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針》報告中說：“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很多東西在討論中你們提出來了，這很好，叫做謹慎從事。”又說：“最近寫決議案，寫過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
六
上述情況說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幾次起草，經過黨的高階幹部多次討論，經過多人和多次的修改，從1941年10月起草《結論草案》算起，前後經過將近四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決議》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不是某一個人的作品。參與這一集體創作的每一個人，都對這一歷史文獻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有一些同志作了較多的貢獻。歷史事實和檔案材料明確無誤地表明，貢獻最大的始終是毛主席。
（作者：馮蕙，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紅旗》雜誌1986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