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期待一個不懂天文學並且忽視倫理的民族能夠製作一件精緻合身的羊絨衣，這就是非分之想。”——休謨
如今，很多人把“消費”和“消費主義”等同，“消費”成了“割韭菜”的代名詞（實際上不消費，錢也一樣貶值）。“消費”的“惡名”是隨著資本主義越發滲入人們的生活開始的，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裡對“消費”進行了符號經濟學批判，揭示20世紀的物已經不是物本身，物與人的關係已經變成了主人-奴隸的關係，人完全淪為物的奴隸。
享有同等待遇的還有“奢侈”“奢侈品”。
今天人們提到“奢侈品”就會聯想到消費主義。
對奢侈的負面看法並非自商業社會開始，古代人們就對奢侈持有負面態度，雖然這種態度並不影響王孫貴胄依然過著奢侈的生活，但人們公認“窮奢極欲”“荒淫無度”是很多城邦、王朝衰落的原因，因此奢侈天然處於道德窪地。
但有一個人卻為奢侈辯護，這個人就是休謨。
01
對奢侈的貶斥態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奢侈會導致一系列問題，放縱、貪婪、不公平、戰爭等等。奢侈是追求多餘之物的行為，而被奢華支配的城市則荒淫無度，註定走向滅亡。
在古代，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奢侈品主要服務於皇室貴族，奢華的生活也僅限於權貴。奢侈品主要的用途是儀式感，並不在於實用性。如陪葬品的華麗程度和墓葬規格一樣體現墓主人生前的地位。
奢侈品體現在質料的稀缺與技藝的精巧，在玻璃技術成熟之前，玻璃也是奢侈品，一旦普及，就成為普通用品了。
《紅樓夢》裡賈府的吃穿用度有實用性的一面，“半舊（新）”一詞多次出現，比如賈政和王夫人的正房裡，“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
並不是所有用品皆為全新的。
但賈府絕對是奢侈的，能將名貴的“軟煙羅”，放到庫房裡，足見賈府的名貴面料數不勝數。
林黛玉是絳珠仙子，曹公從未給過黛玉具體描寫，容貌上多用虛寫，“嬌花照水”“弱柳扶風”，用現在話說更強調是“氣質掛”的。
唯獨在蘆雪庵那一次，曹公罕見地寫了黛玉的穿著。
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狸裡的鶴氅。
這唯一的穿著描寫顯然不是閒筆，展示了黛玉“家底”之厚。後面描寫了眾姐妹的衣著，連同賈母送給寶琴的在內，都沒有黛玉的這件“奢侈”。
白狐活動範圍小，且稀少，白狐皮非常昂貴，整個賈府只有林黛玉有這麼一件白狐大衣，從沒出現第二件。
不只是衣服，在需要儀式感的大事上，賈家也絕不含糊。
比如秦可卿的送殯隊伍就延綿好幾裡。
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子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接連一帶擺了有三四里遠。
這些隆重的儀式感除了諸多傭人、和尚等操辦者外，裡面的物品也功不可沒。
也這是這樣，古代對奢侈的爭論就沒停止過，一方面這些奢侈品是一種浪費，是對底層人士的壓榨，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技術的進步，給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提供了工作。
但主流觀念還是反對奢侈的。
這種觀點在啟蒙運動時期，確切說伴隨資本主義萌芽，生產關係的改變而產生了變化。
02
最著名支援奢侈品和貿易的是亞當·斯密，他認為二者推動了經濟發展，並首次提出了奢侈品經濟理論。
休謨也並不排斥奢侈品，在他出版的政治論文集裡收錄了一篇《論奢侈》，從經濟學、道德和倫理層面為奢侈“辯護”。
這本集子的其他文章都備受好評，唯獨這篇被罵慘了。迫於壓力，休謨將標題改為《論藝術的精益求精》，內容卻一字不改，表明他的立場。
經濟學上，休謨和亞當斯密的觀點差不多，認為在社會整體層面，奢侈品有助於推動社會經濟進步。
他的論證亮點在道德層面。
人們譴責奢侈品的一般理由是奢侈導致腐敗、道德墮落。休謨稱這類人為“嚴格的道德主義者”。
他認為奢侈品是一個因人而異的概念，並不天然具備道德屬性。
就像今天人們認為愛馬仕、香奈兒這些牌子是“奢侈品”，可是對於有些富豪來說，這些是普通用品。
同樣，對於普通人來說很“平價”的牌子，對貧困者來說也是“奢侈品”。
在休謨所處的18世紀，商業社會遠非今天這樣發達，也很少“大牌”。
休謨將奢侈品定義為“極大地改進了感官滿足”的東西。
改進感官滿足既可以包括追求極致的享受，也有對生活品質的提升，所以休謨的這個定義落腳點就不是傳統的“追求享受”。
休謨為奢侈品“正名”了兩點：第一，追求奢侈品是有益於道德的；第二，奢侈品身上的利弊是一體兩面。
休謨認為，幸福需要三個要素：勞動/行動（action），樂趣/愉悅（pleasure），閒暇/休息（indolence）。
這三個要素需要以適當比例組合在一起才構成幸福，單獨的某個要素佔比過高是不會幸福的。
比如人們需要“勞逸結合”，但如果休息得過多，人就會無聊、消沉，在家呆了一個漫長暑假的大學生應該對此有很深體會。
奢侈品首先帶來了工藝的進步與提升，有利於人的自由。
帶有輪子的行李箱解放了人的雙手，而一件輕薄又保暖的大衣無疑能提升人的生活品質，有助於增加幸福的要素，樂趣/愉悅。
而從反面說，奢侈品也有助於人性負面因素的無害釋放。
與費盡心思去除“貪婪”的哲學家相比，休謨認為貪婪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是無法去除的，一時的強行去除只會導致日後報復性發作。
幸福應該是可持續的，美好的生活不能單純靠理性去約束慾望，應該是一種和諧的狀態。
就像減肥的本質是養成良好的生活（鍛鍊/飲食）習慣，節食只是一時之舉，節食者多半會日後報復性進食。
奢侈品正是在這一點上提供了無害的滿足。
不僅在個體層面，在社會層面，奢侈品同樣有優點。
慾望是動力的源泉，一個沒有慾望的佛系社會，是沒有進步的。
在社會層面，貪婪具有積極作用。工業是“行動/勞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如果勞動沒有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中被異化，勞動是人實現本質的途徑和表現。
休謨認為，從事奢侈品生產給窮人提供了工作，如果沒有人追求奢侈品，那麼這一部分人就要失業。
當然，休謨的時代馬克思還沒有出生，並沒有對勞動“剝削”和“異化”進行深入研究，畢竟深究起來，富人和窮人到底誰給誰提供職業，還是值得爭論的。
而對一個民族/國家而言，能夠生產奢侈品，不僅需要先進的技術，更需要文化底蘊。
如果我們期待一個不懂天文學並且忽視倫理的民族能夠製作一件精緻合身的羊絨衣，這就是非分之想。——休謨
03
今天基於對網路營銷的反叛，反對消費主義的聲浪日漸高漲。
而在休謨的年代，消費還沒有發展到如此程度，休謨為“奢侈品”“消費”的辯護基於個人價值的不同，他認為“奢侈”是不可定義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奢侈”定義。
人們對奢侈品的價值認可有著很強的個人化傾向，很多奢侈品的設計具有審美價值：喜歡的人特別推崇，而無感的人卻覺得完全不值得。
因為奢侈品終歸是“多餘之物”，不能用實際功用性的標準來衡量。
但現代社會中“必要之物”的範圍已經越來越小，人們消費也很少是出於“必要”。
或者說，如何定義“必要”成了新的問題。每到夏天關於“學校該不該裝空調”的討論中，很多年輕時候“苦”過來的人認為學生完全可以“吃苦”而不需要空調，而學生則認為既然學校有條件，就沒必要讓學生“吃苦”。
在這個話題裡，對學生來說，有條件改善生活的東西，就是必需品；而對於“吃苦派”來說，只要不妨礙生存的東西都是非必需品。
休謨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給奢侈正名。在財力不允許的情況下過分追求物質和技術當然不可取，但在財富能力允許的情況下，追求更好的品質無可厚非。
畢竟人對品質的追求也是人的無限性的一面，是人類獨有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