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因為琴的歷史久遠而稱其為“古琴”，但它究竟有多古？創制者是誰？又源於何時？至今也只能是在許多神話傳說中見到有關答案，這些神話傳說雖然不足憑信，但也決不會是憑空而來的，從其間還是能透露出一些資訊的。
雖然在各種文獻典籍中琴被頻繁提及，但琴的創制及具體形制卻始終沒有詳細的記載。概括有關創制創始，有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等幾種說法，如宋代朱長文撰寫的現存最早的琴史專著《琴史》中記載“昔者伏羲氏既畫八卦，又制雅琴”、“舜弦之五，本於羲也。”
漢代琴家桓譚在《新論•琴道》中記載“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另外還有文獻記載“昔者舜作五絃琴，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等等。
在眾多傳說文獻資料中，人們大都把“琴”的創制發明歸功於伏羲。伏羲是在上古歷史傳說中居古代三皇五帝之首的神話人物。伏羲是原始社會中改善人們生活、發展生產、推動文明進步的傑出人物。
由於伏羲創了最早的中華文明，在當時沒有文字僅靠口頭傳播的情況下，於是人們就把發明權都冠到聖人頭上了。雖然這樣，但琴作為歷史久遠的古樂器，其歷史根源是完全可以追溯到伏羲時代的。
如果說神話傳說的說法不太可信，那麼，文字的記錄就比較真實可靠了。我國常有“書畫同源”之說，意思是書法與繪畫的最初是同一源頭的。然而，在文字被創造出來之前，已有巖壁繪畫存在了，中外皆同，說明文字晚於圖畫，不是“書畫同源”而應該是“畫為書源”，文字不可能先於圖畫產生。
文字與圖畫雖然同是表現現實生活，但畫是以再現事物形象表明心跡的，而文字則受圖畫的啟發並借繪畫之形，目的是明確的表達語意語音。我國古文字的起源是象形文字，從中可以看到許多字都是簡筆畫的再簡化符號，也可以看出圖畫和文字之間的緊密聯絡。漢字的起源是圖畫、象形，其中主要就是以記錄生活為目的的。因此，文字所表現的記錄生活方式與繪畫中的寫生本質上是一致的，並且文字記錄的方式更為簡潔明快。
在甲骨文中，“樂”字就是“絲附木上”的造型，先民們造字時應該就是以琴為參照物的。至於為什麼會依照琴的造型來造字，其實，“琴”在古代就代表“音樂”，不僅是演奏起琴來人們會感到身心愉悅，可能更因琴的豐富表現力可以代表音樂的最高水平的緣故。
音樂的“樂”與快樂的“樂”是相通的，這就是指“樂”字記錄的古琴歷史，古人造字時古琴便已出現併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重要樂器，古琴的歷史應早於文字。
在春秋時代，琴不僅已經發展為可用來獨奏的樂器，更湧現出許多高水平的琴家和眾多動人的琴曲作品了。據史料記載，在春秋時代各國的宮廷中，都有技藝精湛的宮廷琴師，如鍾儀、師曠、師文、師襄、師涓等。
值得注意的是，現存記載中最早的專業琴人鍾儀，作為楚囚為晉侯演奏時，晉侯竟然能聽出琴曲是南方音調，這幫助琴在當時已經應用廣泛並具有了鮮明的地方風格。春秋時代另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琴人當數晉國的樂師師曠。
師曠具有很深的音樂造詣，他不僅具有一雙精於審律辨音的耳朵，還擁有高超的演奏技藝，相傳琴曲《陽春》與《白雪》就是他創作的。像《左傳》、《國語》等古代史書典籍中都對他有充滿激情的描述：當師曠彈起琴，馬兒側耳傾聽而忘記吃草，天上的神靈為之佇足，玉羊、白鵲應聲翩翩起舞環繞在他身邊。
當師曠彈奏起琴曲，白色的神燕銜來神奇的丹書，黑色的仙鶴銜了璀璨的明珠，玉龜從河東之涯游來，玉馬也從西方的大澤趕來一一這些精彩的描寫不僅幫助了師曠的琴藝高妙，同時也證明了琴在當時已經具有了豐富的表現力。
另外，師曠還多次以琴來喻政事，以琴來勸諫國君，反映了琴所具有的哲理性已經超越了樂器本身從而擁有的崇高地位。正如嵇康在《琴賦》中所說“眾器之中，琴德最優”，這也許正是古人以琴為重的另一原因。
如果還有疑問，那麼，我們還可以從出土最早的琴的實物中去尋求答案。
一九七八出土於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五絃琴與十絃琴，是在公元前四三三年戰國初期被埋到地下的。再就是於一九九三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一件重要的先秦七絃琴實物標本，這件琴的形制與曾侯乙墓的十絃琴相近，年代也相去不遠，明顯屬於同源關係。
但郭店琴首先確立了 “七絃”的規範，形制與今天的古琴有許多的共同點，其後延續數千年至今不變，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而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中也出土了一張琴，是公元前一六八年的遺物，形制與郭店墓的琴相近，但馬王堆漢琴在琴面上留有大片磨損痕跡，幫助右手彈音、用左手按弦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