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之後，韓趙魏三個國家各自成立諸侯國，東周正式進入戰國時代。相比於之前的春秋時代，戰國的爭鬥更加地殘酷，這也是戰國時代，基本所有國家都曾進行過變法的原因。
畢竟落後就要捱打，對於實力弱小的國家來講，四周強敵環繞，無異於夾縫求生，稍有不慎就會國破家亡。但因為各個國家的基本國情不一樣，每個國家的發展形式也不盡相同，因此，有的國家走向了強盛，而有的國家則一直衰落，韓國就是後者之一。
但韓國的發展條件還是不錯的，地處中原核心地段，內部有不少肥沃的土壤，這是發展農耕經濟的天然優勢，同時，韓國還擁有當時天下最大的鐵山，在兵器的鍛造等方面也是得天獨厚。
在戰國時代，韓國是最早進行變法的諸侯國之一，是魏國李悝變法之後，第二個變法，雖然所取得的成就遠不如李悝變法和後來的商鞅變法，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韓國的國力發展卻一直處在“半死不活”的狀態下，相比於同期分晉的魏國和趙國，韓國顯然被甩在了後面。
魏國最先強盛，戰國初期無人能敵，趙國在中期透過軍事變法也發展壯大，與當時的秦國勢均力敵，而韓國卻默默無聞，那麼，為什麼同出一源的三個國家，韓國一片衰落呢？本篇文章我們來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是什麼導致了韓國的活力喪失。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韓國申不害變法遺留下來的弊端。申不害變法是韓國成立之後唯一的變法，在申不害在世時也曾一度強韓。可是，韓國的變法卻有著很大的弊端，因為，變法的形式為術治，其成果根本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術治變法也屬於法治的一種，卻不能和法治一樣真的為國家明確行為框架，它將君主的權力凌駕在法律之上，君主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律法，不具備秦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條例，法不責眾，這也讓韓國的朝堂風氣變得烏煙瘴氣。
畢竟，做君主身邊的紅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在立法上獲得優勢，律法很難違背君主的意願去懲治君主寵信的官員，因而，陰謀權術就成了韓國朝堂上的潛規則，各家都各懷鬼胎，如此，選拔出來的人才雖然很符合君主的意思，卻很難真的為國家服務。
換句話說，君主在虛假的律法面前被矇蔽了，無法真正地辨識忠奸，可偏偏君主還認為自身的律法公平公正，如此，各路官員如果想要更多的利益就必須明爭暗鬥，當面叫哥哥，背後掏傢伙。
而這樣的情況，在申不害和韓昭侯均去世之後變得更加嚴重，畢竟韓昭侯雖不像秦孝公一樣雄才大略，但也算一個合格的君主，在申不害的輔佐之下，對於律法還有些許尊重，而他的後人就一言難盡了，因此，在術治弊病的影響下，韓國的朝堂越來越混亂，且君主偏偏對這種混亂不自知，如此，國家能不衰落嗎。
其次，韓國的地理因素也是原因的其中之一。韓國地處中原核心，土地肥沃是真的，但是強敵環繞也是真的。韓國的四面鄰國皆是強國，戰國初期有魏國壓制，戰國中期有秦國、趙國等虎視眈眈。
到了後期，韓國與秦國又關係緊張，如此，韓國的發展根本逃不出別的國家的眼睛，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放任鄰國成長對自己造成潛在的威脅。
因而，韓國的發展甚至比不上北方偏遠地區的燕國，燕國雖然地理位置偏僻，但也正因如此，攻打燕國的價效比低，以至於燕國的敵人除了兩個鄰國——趙國和齊國之外別無他國，這為燕國省去了不少麻煩，而韓國實力低又佔據重要戰略位置，這讓他吸引的仇恨值不斷增加。
同時，三家分晉時韓國是獲利最小的國家，無論是領土還是人口都排在最後，沒有人口資源，發展就缺少資源和動力，社會生產力得不到推動，無法支撐國家的巨大開銷，在軍事方面就難以發展，如此一來，韓國的自保都是問題，對外擴張更是想都不要想，因此，韓國的發展一直都很難。
韓國的發展之路是內憂外患並存，內部沒有辦法革除術治變法的危害，無法擁有良好的政治環境，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就都有阻礙，君主的命令無法正確地下達，比如韓國曾決定獻十七座城池給秦國，而守城將軍卻可以私自改變命令轉而將城池獻給了趙國。
由此可見，韓國國君對於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切實把握，如此，自然沒辦法凝聚國家實力。不僅如此，韓國還缺少土地和人口資源，這就更加失去了內部發展動力。
而韓國的外部條件也非常嚴峻，無論是魏國、趙國這樣的老牌強國，還是透過變法新興起來的秦國，他們對韓國的壓制力都很強，而且一旦對外擴張韓國必然首當其衝，秦國東進滅六國時不就是拿韓國開刀的嗎？所以，韓國作為一個強敵環繞又不能內部發力的國家，一直衰落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