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做出一個讓世界為之動容的舉動，為了向受納粹德國迫害的猶太人表示沉痛悼念和衷心懺悔，他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謝罪。有學者評價說：跪下去的是勃蘭特的雙膝，站起來的是德意志民族！
但就是這位敢於承認歷史、勇於道歉的聯邦總理卻因為身邊私人助理紀堯姆被查出是民主德國間諜而晚節不保，被迫下臺！本文將帶你重溫這段精彩歷史，大約需要閱讀5分鐘時間。
維利·勃蘭特
民主德國，我們也稱“東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納粹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基礎上建國，首都是東柏林。
1927年，紀堯姆出生在德國柏林附近的一個小鎮上，父親是音樂家，納粹當政時加入了納粹黨，二戰時參加過入侵蘇聯的軍事行動。紀堯姆從小非常聰明，學習成績很好，常常受到老師的稱讚。14歲開始在一家照相館當學徒。
1944年4月20日是希特勒55歲的生日，17歲的紀堯姆在這一天加入了納粹黨。同一年底的這一天，紀堯姆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隨後便加入德國陸軍前往西線參加戰鬥，在前線被英軍俘虜。
1945年，納碎戰敗，紀堯姆回到了柏林。當時的柏林被英、美、蘇、法分成了四個佔領區，但柏林牆還沒有建，四個區之間往來很方便。紀堯姆先是和朋友一起在法佔區搞起了海底攝影，不久以後他又搬到蘇佔區和父親同住，並在民主德國“大眾與世界出版社”當上了攝影師，紀堯姆像許多德國青年一樣，在這一時期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戰爭結束後，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之間的矛盾開始尖銳化，被四國分割佔領的柏林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最前沿，因此也成了各國間諜最集中、最活躍的地方。就在此時，紀堯姆被民主德國國家保安局所注意，在全面調查了他的家庭背景和身世經歷之後，他被動員加入間諜組織，成為一名職業間諜。
1950年，紀堯姆被東德當局送到蘇聯基輔接受諜報訓練，學習有關無線電技術、密碼技術、縮微技術以及心理分析等知識和技能。返回柏林後經人介紹與機關職員克里斯蒂爾·博姆結婚。克里斯蒂爾也是民主德國情報機構所物色的間諜之一。
1954年底，紀堯姆夫婦接到東德當局命令，前往聯邦德國（西德），設法加入在野的社會民主黨，並儘量爭取高職，幫助該黨在競選中獲勝，進而打入聯邦德國政府的核心部門。紀堯姆先是以普通的旅遊者身份前往聯邦德國觀光旅遊，熟悉環境，調查基本情況。第二年1月，紀堯姆從出版社辭職，隨後他和妻子扮作難民，從東柏林混入西柏林，幾天後又來到法蘭克福。
紀堯姆（左）
當時他妻子的母親定居在法蘭克福，開了一家菸草店。有了岳母的幫助，紀堯姆夫婦很快便順利通過了聯邦德國有關部門的審查，獲准在法蘭克福定居。安頓下來後，紀堯姆開了一家照相館，後來又到一家雜貨店工作。
1957年9月，已經在聯邦德國站穩腳跟的紀堯姆夫婦同時申請加入社會民主黨。入黨後，紀堯姆始終任勞任怨、默默無聞地完成分配給他的諸如拍照、發傳單、貼布告、抄信封等最基礎的工作。
而妻子克里斯蒂爾卻很快便成了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成員維利·比克爾巴赫的私人助理，因此紀堯姆身邊的人揶揄他是“在老婆的裙邊默默無聞地生活的小資”。
比克爾巴赫當時是聯邦德國黑森州的國務秘書，能夠接觸到諸如北約組織戰略計劃之類的機密檔案，紀堯姆在外人看來“默默無聞地生活”的時候，將這些檔案用微縮膠捲拍下，藏在雪茄煙裡，然後由裝作到他岳母的煙店買菸的接頭人傳回東柏林。
1964年，紀堯姆當上了社會民主黨北法蘭克福分部的副書記，但他依然默默無聞地工作，所負責的各項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這時社會民主黨的支援率有了大幅提高，很有可能參與組閣，紀堯姆夫婦向著他們的目標大大邁進了一步。
正當紀堯姆躍躍欲試大顯身手的時候，他與北法蘭克福選區的財政部長卻起了衝突，不得不轉調到了南法蘭克福區。在這裡，紀堯姆出色的工作能力、踏實的作風以及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爾建築行業工會主席萊貝爾的注意。萊貝爾當時是聯邦德國的運輸部長，正在爭取下次的黨內提名，急需紀堯姆這樣能幹的人幫助自己競爭，於是紀堯姆成了萊貝爾的助理。在紀堯姆的幫助下，萊貝爾1969年獲勝，社會民主黨也在戰後首次成為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
1969年，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勝出，維利·勃蘭特成為聯邦德國的總理，萊貝爾則出任國防部長，紀堯姆出頭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這時，東徳當局命令紀堯姆夫婦暫時不要急著進入政府，因為他們明白，紀堯姆即將面臨最嚴格的安全審查，在過關之前不宜輕舉妄動。
果然，聯邦德國的安全部門很很快便對紀堯姆進行了細緻調查，由於他曾在民主德國生活、工作過，聯邦德國的反間諜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對他的審查之嚴厲前所未有，雖然沒有發現紀堯姆有任何可疑之處，但調查人員仍然對他心存戒備，並將他們的疑慮告知了勃蘭特總理行政辦公室。負責人事的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找到紀堯姆，親自詢問他有關的情況，紀堯姆“毫無隱瞞”地講述了當年他在民主德國“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他的坦然與真誠打消了埃姆克的疑慮，紀堯姆終於憑藉著自己十幾年塑造起來的務實、勤懇、忠誠的形象入職聯邦德國總理府。但勃蘭特最親近的顧問埃貢巴爾一直不怎麼信任紀堯姆。
1969年底，勃蘭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僅三週後，萊貝爾向總理推薦紀堯姆成為私人助理。
1970年5月中旬，社會民主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政務，紀堯姆成了這個臨時辦公室的主任，併兼任該辦公室與情報部門之間的聯絡人。會議期間，紀堯姆以他一貫的謹慎、低調的工作態度博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好評。
1972年，紀堯姆被提拔為總理首席助理，從此他成為當代職位最高的間諜。1972年4月，勃蘭特總理宣佈提前舉行大選，他乘坐專列在各地爭奪選票，紀堯姆一直在勃蘭特身邊為其出謀劃策。生性風流的勃蘭特在競選的專列上不斷與不同的女人發生關係，這時紀堯姆已經被勃蘭特當成了自己人，勃蘭特連這種個人隱私也並不太避諱他，他們的臥室之間僅有一層薄薄的板壁隔開。
在這一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組成的競選聯盟大獲全勝，紀堯姆也成了勃蘭特身邊的紅人。從東德政府會議到社會民主黨的內部會議，紀堯姆都有權參加，勃蘭特在與自己的特別顧問以及某些政府要員私下交談時，紀堯姆也獲准在場。他將自己聽到的一切默默記在心裡，之後則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些情報傳遞到東柏林。
就在紀堯姆達到他間諜生涯的巔峰時，噩運也悄悄到來了。1972年年初，一名叫格羅諾的間諜在西柏林被捕，當時他正在與聯絡人接頭，聯邦德國的反間諜人員在格羅諾的記事本和聯絡人身上搜出的便條上都看到了“紀堯姆”這個令人震驚的名字。
事實上，格羅諾和紀堯姆兩人雖然相互認識，但他們並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格羅諾甚至曾建議上級試著將紀堯姆爭取過來；那個蹩腳的聯絡人則是怕忘記紀堯姆的名字，從而嚴重違反規定將一些關鍵詞寫了下來，他是來傳達東柏林方面要求格羅諾立即遠離紀堯姆、和他斷絕來往的命令的。
同年5月，以記者身份潛伏在民主德國的間諜格斯多夫被捕，他的記事本中再次出現了“紀堯姆”這個名字。
1973年初，調查這些案件的反間諜人員在吃飯時和一位無線電部門的同事坐在了一起，閒聊中，他們兩人竟然奇蹟般地將“紀堯姆”這個名字和16年前截獲的三封發給代號為“G”的間諜電報聯絡到了一起。
1957年，也就是紀堯姆夫婦來到法蘭克福不久，聯邦德國的反間諜機構先後截獲了三份發給“G”的電報，前兩份是祝賀“G”先生和“G”夫人生日的賀電，第三份則是祝賀“第二個男人”的生日。德國人十分重視生日、節日這類紀念日，連間諜機構也不例外，民主德國的情報部門認為這些賀電可以為間諜們“帶去組織的關懷”。就是這些被破譯的電文，在紀堯姆背上推了最後一把。
兩個反間諜專家立即從檔案中找出這幾封電報，但第三封電報的內容讓他們百思不得其解。從電報拍發的時間上，他們認為這“第二個男人”可能指的是紀堯姆剛出生的兒子，但其他的分析人員否定了他們的假設，理由從電文來看，應當是祝賀紀堯姆第二個兒子出生，而紀堯姆夫婦只有一個兒子。紀堯姆幾乎被排除在嫌疑人之外了，不幸的是，一個情報人員突然恍然大悟：通常在一個家庭中父親被看做是第一個男人，而“第二個男人”自然就是長子了。
聯邦德國的反間諜機構最終斷定，紀堯姆就是那個神秘的“G”！
聯邦德國情報局鎖定紀堯姆之後，卻苦於沒有充分證據，他們不能僅憑著幾封電報和記事本中的一個名字就逮捕一個政府要員。他們決定對紀堯姆及他身邊的人進行嚴密監視。情報局推測，紀堯姆竊取的情報應該是透過他的妻子克里斯蒂爾傳遞出去的，如果能夠在克里斯蒂爾傳遞情報的時候人贓俱獲，那麼也就能夠證明紀堯姆的間諜身份了。
紀堯姆夫婦也感覺到了不對頭。一次克里斯蒂爾在波恩一家餐館的後花園中和聯絡人安妮塔碰面，她剛把搞到的情報交給安妮塔，兩個男人就走進了餐館。他們認出，這兩個男人正是在剛剛分別跟蹤她們的人。安妮塔看到，其中一個男人用自己的公文箱對著她們，而且公文箱中發出照相機鏡頭的反光。他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喝完飲料後坦然分手。
在路上，安妮塔尋找機會將儲存著情報的微縮膠捲拋入河中，然後甩掉了跟蹤者。這些情報記錄著1973年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時美國與聯邦德國私下談判的內容，其中有尼克松寫給勃蘭特的私人信件、兩國秘密會談的詳細情況以及勃蘭特的顧問對此進行的分析和建議，後來事情洩露後，在北約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紀堯姆夫婦直到去世都不知道這批情報並沒有送達東徳當局。
德國聯邦情報局
克里斯蒂爾發現自己被跟蹤後，夫婦二人知道形勢對自己已經非常不妙了，但他們並沒有離開，而聯邦德國情報局也沒有對他們實施監視之外的任何其他限制性措施，整整一年，紀堯姆依舊可以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
1974年3月，紀堯姆突然決定前往法國南部度假，這一舉動讓聯邦德國情報局十分緊張，他們以為紀堯姆打算逃跑，急忙發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法國本土警戒局、聯邦德國情報局的近百名特工對紀堯姆進行了全方位監視。誰知紀堯姆享受完他的假期後，又若無其事地回到了德國。經此一事，聯邦德國情報局不敢再拖延下去，於是迅速下達了對紀堯姆的逮捕令。
紀堯姆在法國就已經發現自己被跟蹤了，當時他完全有機會立即逃亡到民主德國，但他卻放棄了這最後一次機會。紀堯姆前往法國實際上是和他的情人幽會。當他發現自己被監視後，為了不拖累情人，堅持要回到德國，把他的物品從情人家中搬出。
1974年4月24日凌晨，聯邦德國警方闖進紀堯姆家中，向他出示了逮捕證。此時的紀堯姆非常鎮定自若，輕聲說：“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和軍官，對我放尊重點！”這相當於還沒有審訊就已經招供了。
警方在紀堯姆的家中搜出了大量他和妻子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包括全套的顯微照相裝置、用來收聽短波的半導體收音機、大量從民主德國發來的密碼電報等，發現的證據表明，紀堯姆夫婦至少將900份各種檔案傳遞到了東柏林。紀堯姆夫婦被捕的訊息傳開後，他的情人自殺身亡。
經過審訊後，紀堯姆夫婦對間諜一事供認不諱。於是聯邦德國的反對派就此事對勃蘭特大肆攻擊，給勃蘭特扣上了“叛國者”的帽子。社會民主黨內部對此事也袖手旁觀，甚至為了保持社會民主黨能夠繼續執政對勃蘭特落井下石。在媒體的大肆渲染下，國內要求勃蘭特下臺甚至認罪的呼聲甚囂塵上，最終，勃蘭特被迫宣佈辭職。
勃蘭特在1969年以社會民主黨身份參加競選獲勝後，積極與蘇聯、民主德國以及其他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和解，並建立外交關係，對緩和東西方陣營之間的敵對局面做出了極大貢獻，因此獲得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