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年3月，一位來自揚州府的24歲年輕人考取了三甲進士。這一刻他走到了求學之路的巔峰，馬上也將開啟新的人生路——仕途。
對於好苗子，從來不缺積極的指導者。很快，一位老鄉就勸年輕人：“要找找某某重要人物，給自己要一個美缺”。
他的回應很實在：“我應該安心等待和服從朝廷分配，怎麼可以向人營求職位呢”？
8月份，吏部分配年輕人到了事情少且偏僻的邵武縣（比他小兩屆的袁崇煥起點也在這裡），之後的幾年裡先後任福建晉江、山東濰縣知縣，到了1621年回京參加期滿考核。
今福建省南平邵武和平古鎮。攝影/光影可人處，來源/圖蟲創意
這幾年中，年輕人在邵武移風易俗、在晉江處置販賣女子的分巡道中軍、在濰縣供應遼東軍需，這些事很鍛鍊人，也很得罪人，顯然他得到了鍛鍊，之所以不夠得罪人，主要是由於進士身份帶來的信用溢價，總有人為他說句公道話。
回到京師，他住在城外。此時吏部缺司官，有人專門去給他講：“吏科給事中某某是你的老鄉，找找他你就可以去吏部”。
吏科給事中是言官系統，話語權極強；文選司是六部第一司，好到“寧做文選郎，不為方面官”。
年輕人再一次回答：“古人以自薦求仕為恥，所以我是不會做這樣的事的”。
這個年輕人叫吳甡，後來當到內閣大學士，這是他晚年的回憶。他之所以著重強調這些事，估計當時的官場風氣不是這樣。
吳甡。來源/網路
那麼問題來了，明朝的進士，是如何一步步適應並改變的呢？
初出茅廬的書生意氣
如前所言，中進士後的分配非常重要：是去翰林院做庶吉士整理皇家文獻和擬誥敕，還是去吏部為國家選官員，或是去江南富庶之地當官，抑是去偏遠山區或者邊疆當地方官，區別是非常大的。不過，對於多數人而言，這一步基本是考試成績和吏部決定的，能靠自己改變的畢竟是少數。
新晉進士最不缺的是一腔熱血，最容易做的也是評議朝政。分配到翰林院和言官系統的進士最有書生意氣，也最按照聖人古訓來理解並要求這個世界。
王陽明（28歲中進士、1499年、第九名）的父親是1481年的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王陽明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和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諸多高官多有交流。家學深厚、交遊層次高，按一般的規律，王陽明應該在官場遊刃有餘，但恰恰相反，進入仕途七年後，他在劉瑾掌權的時候上書反劉瑾，結果捱了四十大杖，去貴州龍場驛站做了三年驛丞，重新從知縣做起。一來一去，仕途耽誤了十來年，放到一般進士身上，再回首就是百年春。
王陽明。來源/網路
嚴嵩25歲（1505年）中進士，第四名，被選為庶吉士，散官授編修。這樣的起點和路徑，成為大學士的機率很高，做個尚書侍郎毫不費力，標準的鄰家孩子。剛進入仕途的嚴嵩，面對的是劉瑾當權，嚴嵩沒有選擇直言，而是默默回鄉讀書，一讀就是十年，這期間，他修訂府志，也獲得了整個士林的讚譽。他再出山時，已經是不惑之年，等一步步到了上層，在興獻帝廟號稱宗的問題上才領略到天威浩蕩，清譽毫無抵抗力，一百八十度轉彎，以嘉靖之是為是，徹底從清到濁。
嚴嵩影視形象。來源/網路
徐階20歲（1523年）中進士，第三名，授以翰林院編修。徐階的家庭雖不比王陽明，比起嚴嵩還是強很多的，對官場很熟悉。徐階從小聰穎敏睿、有一定城府，在士大夫間有不錯的聲譽。按一般標準，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好苗子。但在翰林院的徐階，依然血氣方剛，在討論祭祀孔子標準的問題上，堅決反對嘉靖最寵幸的大學士張孚敬，而且是現場直接頂撞。衝動一時爽，後果很嚴重，翰林院的高平臺直接換成了延平府推官，後來一步步府同知、按察僉事、按察副使、學政，走了一大圈彎路。
徐階。來源/《大明王朝1566》
各人有各人的選擇，這些人說到底還是幸運的，但對於更多進士而言，這不是彎路，而是一條不歸路。
楊循吉二十八歲（1484年）進士，實習（觀政）結束後分配到禮部儀制司，擔任主事。或許是在飯桌聽翰林朋友的資訊，或許是自己研究典制的結果，他決定上疏請求朝廷釋放建文帝的子孫。建文朝的相關問題，對於朝廷而言是大忌，屬於不可討論範疇。幸虧旁邊的一位同事對他說：“你為何要參與這種滅族的事？”並把他的奏疏拿走，最終上奏沒有成功。楊循吉覺得自己志向施展不開，直接辭官回家讀書。讀書多年，無人問津，曾經的少年變化很大（這點和嚴嵩一致），在武宗南巡時，走伶人的路子出山，結果被安排去作曲，顯然非其所求，再次求歸。一生即如此蹉跎掉。
楊循吉，明代官員、文學家。來源/網路
鄒智21歲（1487年）即中進士，成為翰林院庶吉士。鄒智顏值高（秀偉）、人聰明（聰悟），前途無可限量。然而，恰好這年，天象有變，朝廷下詔求言，要求“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一般的奏疏都在事務層面，鄒智卻直接談朝廷用人，將萬安、劉吉、尹直等多位大學士批評一通，並批評了皇帝。奏疏上去，成化皇帝將其留中不發，但在幾年後，依然被牽連到貶謫，死在了謫居的地方。
甚至狀元郎都難以免禍。羅倫（24歲狀元、1466年）因彈劾李賢奪情被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張昇（28歲狀元、1469年）因彈劾大學士劉吉被貶為從五品的南京工部員外郎，舒芬（33歲狀元、1517年）因勸諫武宗南巡被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
從教化到現實，差別異常大，能像王陽明、徐階、張居正做到歸來依舊是少年就算完美了。時人陸容說：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
關鍵時刻的朋友
在萬曆朝擔任過吏部尚書的張瀚（25歲中進士、1535年）在回憶自己剛入仕途，在都察院實習的時候。當時的都察院負責人（左都御史）名臣王廷相（20歲中進士、1502年、文學前七子）對他的河南同鄉新科進士講“剛進來仕途，交朋友要謹慎，比如說張瀚，可以和他交朋友”。這是前輩對張瀚人品的一種認證，也是久經宦海的職場前輩的殷切指導。
三十年前，王廷相、康海、李夢陽是文壇赫赫有名的新秀，有“前七子”之稱。康海是陝西人，二十七歲中狀元（1502年），文學造詣很高。李夢陽生在甘肅，二十一歲中進士（1494年）。當時是明武宗時期，劉瑾的威望與日俱增。起初，翰林院的康海遇到了很關心老鄉的大太監劉瑾，作為新入仕途的年輕人不可能對宦官有好印象，一直對劉瑾保持距離。顯然他不知道許多嘴上對宦官保持距離計程車大夫都未在事實上保持距離，當然如果一直保持下去也不是壞事，可惜壞就壞在沒堅持。
劉瑾影視形象。來源/電影《太極張三丰》截圖
1507年，為尚書韓文起草疏稿的李夢陽因為同僚出賣（會語洩）而先被貶後被抓，甚至有被殺的危險。這時候李夢陽在獄中給自己的文學小夥伴康海遞了“對山救我”一紙，“對山”是康海的別號。康海前去找劉瑾。劉瑾在知悉才子老鄉登門後，連鞋子都沒穿就跑出來見面，並將其奉為上賓。顯然李夢陽的事就不是事了，有劉公公的招呼，第二天就出獄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大太監並沒有那麼臉譜化的狠毒惡，歷史的面向需要深入理解。
劉瑾被族誅時，康海被列為同黨，免職回鄉；李夢陽卻成了“抗閹”典型，官復原職，並很快得到了提拔。居鄉的康海感慨“以文為身累”，一腔才華終究留在了梨園。一百多年後，李光地和陳夢雷也是如此。
另一位就比較幸運了，陸容（30歲中進士、1466年）在工部實習期間，父親的好友對他講：“和別人坐一塊討論時千萬別談人長短，就是討論詩文也要謹慎”。在兵部職方主事任職期滿考核時，陸容任河南道御史的同年，因為關係不睦，在考察評語上給了負面評價。這樣的評語很影響考核結果，幸運的是，吏部後來在徵詢兵部多人看法的基礎上給予重新評價（至於為何徵求，顯然不是平白無故），陸容也得以一年幾遷。這時候的陸容對叔叔的話深信不疑，而且感慨人自有命。
陸容，性至孝，嗜書籍，與張泰、陸釴齊名，時號“婁東三鳳”。來源/網路
吏部的作用有多大
永樂初年，內閣儒臣任滿考核後，升任的話就不一定繼續留在內閣。想象一下，作為皇帝的秘書群體（這時候都是五品文臣），皇帝某天找他們開會，發現少了一個人是什麼感覺？一問才知道吏部給調走了。看著荒唐，卻並非不可能。所以在永樂五年十一月，朱棣專門對吏部尚書蹇義講“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有了聖諭，自然就不存在吏部給外調的可能了，側面也說明吏部的許可權是多麼的大。
關於吏部許可權。趙翼在讀完《明史》後即感慨“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
對於新科進士，與吏部打交道非常關鍵。1536年秋，吏部給新科進士安排職位。孫植和張瀚是一榜，名次靠前一名。在操作上，吏部誤以為張瀚名次靠前，選了張，沒選孫。孫當時在家聽受官職，知道後很詫異，兩個小夥伴相約去吏部問詢。當時吏部文選司屠姓郎中對他們說“是書吏謄寫的時候搞錯了，孫留選，張暫還”。對於吏部而言，這已經很客氣了，對於張瀚而言，這就是失去機會。張瀚直接說“我是按照吏部公文來的，說回就回去，得有個說法”？郎中嘆了口氣，說道：“兩位都是賢者，姑且定一塊安排吧”。後來張被選為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這一次孫爭取到自己應得的，張也沒有稀裡糊塗回去，還頂住了吏部。
當然，對吏部官員態度還是要好一點。何良俊在南京翰林院時，堅持不給吏部郎官讓路，直接說：
“豈有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參便參，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某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體。”
後來他自己覺得比較成功，因為吏部對他無可奈何。事實上，吏部隨意一點，他就沒機會了。
何良俊。來源/網路
張瀚在擔任陝西左布政使期間，得罪了巡查御史。御史隨即對其彈劾。在明代，得罪言官後果是很嚴重的。朝議雖然覺得張瀚沒什麼問題，但計劃把張瀚調開以對言路有交待。這是常見解決措施，只是這一調動，給外界的訊號就是張瀚有錯，很可能毀掉一位優秀的方面官。調動需要吏部走程式，當時陸光祖（26歲中進士、1547年）為文選司郎中，直接頂住不調，對相關人員說到：“張之生平操履，餘可剖心白之，豈得以浮議蔽賢，輒議調也！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稽鄉評賢否，古月旦遺意。今某心知其枉，直言不用，如國家設官之意何？調張某，寧罷某官！”。陸光祖不僅表態，而且有行動，直接以生病為名回家。對言路要交待，對吏部更要交待，這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張瀚晚年都在感慨“可謂生平知己者矣。”
在後來的仕途中，張瀚受益良多。張瀚擔任大理寺卿時，有一天，吏部尚書胡松對他說：“計劃考慮你任刑部右侍郎”。對於三法司而言，刑部依然是主流，如果能成為部院堂官，等於仕途直接開啟，顯然這是好訊息，他依然謙遜地答道：“聽說某某已有定議”。胡松對他說：“文學才氣、政事熟練、資歷人望，誰能和你比？”隨後，直接將張瀚列入推舉名單。
新科進士進入仕途，和吏部打交道的能力基本可以看出其處理複雜事物的能力。
明朝進士雖然起點很高，但其升級通關之路，中間的變數依然很多，每一個變數足夠改變其一生，最終有的將書生氣昇華成一代大家，有的隱去鋒芒圓滑於官場，有的慘遭摧折一蹶不振。對於明朝進士來說，科舉考試之後，更為殘酷的競賽才剛剛開始。
明代官員工作狀態。來源/《大明王朝1566》
參考文獻：
《明史》《五雜俎》《松窗夢語》《菽園雜記》《四友齋叢說》《萬曆野獲編》《廿二史札記》《柴庵疏集·憶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