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劉奭(shì )生於昭帝元平六年(前75年),是劉詢與嫡妻許平君生的兒子。劉奭“好儒”,做太子時,所習儒家經典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然而他太過拘謹,優柔寡斷,信用宦官弘恭、石顯等,統治期間,自然災害不斷,社會危機日深,土地兼併之風盛行,於是昭、宣二帝的中興之業“衰焉”。
漢元帝的“柔仁”僅舉一例便可知。劉奭的60多歲的師傅、“當世名儒”蕭望之,因宦官石顯進讒言而被逼自殺。其時劉奭正在用午膳,聽到這個噩耗後淚流滿面,飯也吃不下去了。他立即找石顯責問,石顯嚇得摘掉帽子,磕頭不止。從那以後直到自己病死,漢元帝劉奭每年都要派使者到蕭望之的墳墓上去祭奠。然而,對害死師傅的石顯,漢元帝卻沒有任何處罰,沒有任何懲治。
漢元帝做太子時,見父親漢宣帝用法嚴酷,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寬饒等只是說了點風涼話就獲罪而誅,便委婉地勸諫父皇說:“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而其父親漢宣帝卻說他要敗家呢?就是因為他的柔弱!
西漢的歷史,一般以宣、元之間為一界線,分為兩個時期。宣帝是“中興之主”,維持了西漢平穩發展的局面,但從元帝開始,西漢開始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漢元帝為何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漢元帝即位后土地兼併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投入田莊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到“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的鬥爭。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漢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漢元帝主要採取瞭如下措施:
一是尊崇儒學:採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孫孔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這是以皇帝名義奉祀孔子的重大舉措,孔霸被封為關內侯,賜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府第一所。尊崇儒師的社會效應,必然導致人心向儒,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地位。
二是以儒家標準選官用人,劉奭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由宣帝時的二百人,激增至千人。對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當時人多以讀書求取功名,以軍功求取功名的反倒稍遜一籌,一反“宰相起於州部,猛將發於卒伍”的常規。
三是以經義為本,治國施政。元帝即位後,摒棄了宣帝“霸王”之道相雜的政治,釋出的各項政令以及詔書,多引經據。
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了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漢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能為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
漢元帝也做出過一些積極的歷史貢獻。為結束百餘年來西漢同匈奴之間的戰爭局面,他以宮人王昭君和親匈奴呼韓邪單于。初元元年(前48年),漢元帝在車師地區(今新疆吐魯番東南)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建昭三年(前36年),漢打通西域道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