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方式決定一個人的工作方式、行為方式和生存方式。“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蘊含於指揮實踐過程中的指揮思維，在不同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隨著戰爭複雜性的凸現，指揮員要適應作戰環境的新變化，在決策活動過程中創新運用複雜性思維方式。01
戰爭複雜性催生複雜性思維方式1973年，霍蘭發表了《迷失的正規化：人性研究》一文，成為複雜性理論誕生的標誌。複雜性是什麼？用霍蘭總結的觀點就是“適應產生複雜性。”1994年，在複雜性理論基礎上，霍蘭又提出了複雜適應系統理論，認為複雜適應系統是“由規則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體組成的系統。這些主體隨著經驗的積累，靠不斷變換其規則來適應。”按照系統論觀點，複雜適應系統是一個由許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本身又可以是複雜適應系統）組成的系統。在子系統的相互作用下，複雜適應系統“湧現”出一種各個子系統所不具有的整體行為，即“非線性關係”或“複雜性”。戰爭系統的複雜性古已有之。《孫子兵法》曾提到“故兵無成勢，水無恆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戰爭論》也說過：“戰爭這種意志活動既不像技術那樣，只處理死的物件，也不像藝術那樣，處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這一類活的、但卻是被動的、任人擺佈的物件，它處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應的物件。”表明戰爭系統複雜多變，難以把握。從系統理論觀點來看，戰爭可以看成是一個系統，而且是一種典型的複雜巨系統。根據不同的視角，戰爭系統可以是由紅、藍、綠等各方組成的封閉大系統，也可以是隻針對某一方建立的系統。戰爭系統不僅包含大量的武器裝備系統組分，更包含了許多由“人”介入的決策、指揮行為，擁有了由編制編成等形成的組織形式，甚至是國家的政治及行政結構、經濟結構等。進一步分析可知，戰爭系統是由許多的具有自主特性的分系統、子系統和要素所組成，這種具有社會行為的實體相互之間必然要產生相互作用；這些作用表現出來就是戰爭過程中的雙方或多方的對抗、各方內部的合作和協同、各方之間的聯合和同盟等；戰爭系統的輸入輸出是不確定的，戰爭現象是不可以重複的，充滿了偶然性，對戰爭的結果也就不能用傳統的方法簡單地進行預測。思維方式為戰爭實踐活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認知方式，同一個軍事認知過程，思維方式不同，認知結果可能迥異。自覺按照資訊化戰爭的要求進行指揮思維方式的變革，大力推進指揮理論、指揮體制、指揮實踐的創新，進而尋求資訊化戰爭的制勝之道，不僅是我軍積極應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打贏未來資訊化戰爭的重要保證。因此，作為主宰未來資訊化戰爭的指揮員，必須充分認識戰爭系統複雜性，把準信息化戰爭指揮思維脈絡，創新運用複雜性思維方式。
複雜性思維方式是對傳統思維方式的超越複雜性思維方式是與簡單性思維方式相對而言的，它的最基本特徵就是不再只關注事物的部分因素，而是將事物看作一個由多種要素及其複雜關係構成的整體。簡單性思維對事物、系統、現象、關係等的形成一般避而不論，而複雜性思維對事物的產生是從自組織理論、分形的迭代、突變等方面機理上說明。簡單性思維一般把“多”分成二，分成主次兩個方面，並把一方看成決定另一方，而複雜性思維強調把任何認識物件作為“多”來對待，並在“多”之中尋找對人類認識和實踐具有重大意義的適應性。在解釋事物等演化過程簡單性思維一般注重事物的矛盾的推動作用，而複雜性思維注重漲落、催化、邊緣混沌、競爭與合作等非核心說的演化動力的作用。複雜性思維以非線性思維和有限預測為其思維路徑的基本出發點，以整體思維、關係思維和過程思維為這一思維路徑的三種具體表現形式。複雜性思維方式是隨著複雜性科學的興起而興起的。複雜性科學是用以研究複雜系統和複雜性的一門方興未艾的交叉學科。雖然它還處於萌芽時期，但已被有些科學家譽為是“21世紀的科學”。複雜性科學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如從獨尊確定性到承認隨機不確定性，從單純研究物理規律到開始注意事理運籌，從偏愛平衡態、可逆過程到重視非平衡態、不可逆過程，從否認目的性、方向性等為科學概念到重新接納它們，從以物質能量為主導到以資訊為主導，等等，都是複雜性帶來的變革。首先將複雜性研究與思維明確聯絡起來的是貝塔朗菲。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應用》中指出：“我們被迫在一切知識領域中運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複雜性問題。這就意味著科學思維基本方向的轉變。”按照這一觀點，轉變前的科學思維方式是簡單性思維，因為“系統問題實質上是科學中分析程式的侷限問題”；轉變後的科學思維方式是複雜性思維，即用整體或系統概念來處理複雜問題的思維方式。縱觀科技發展史，以往400年的科學主要處理簡單性問題，可以粗略地稱為簡單性科學；未來的科學主要處理複雜性問題，可稱為複雜性科學。處理簡單性問題，不管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活動，都不能完全沒有複雜性思維，但居於主導地位的是簡單性思維；處理複雜性問題，不管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活動，都不能完全沒有簡單性思維，但居於主導地位的是複雜性思維。總之，複雜性思維的產生是人類思維方式發展到現代的必然產物，是理論思維的一種現代形式，它為人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方法和認識手段，對認識事物從產生到滅亡的整個過程以及各階段的漲落等具有指導意義。它不僅適合於人們認識世界，揭示事物的運動規律，而且也適應人們改造世界、變革現實的需要。特別是在戰爭充滿複雜性的軍事領域中，創新運用複雜性思維，提升指揮員決策科學性、合理性。
指揮員掌握複雜性思維方式的途徑
未來資訊化戰爭，是數量巨大、相互作用的指揮實體和行動實體，運用大量高技術武器裝備在陸、海、空、天、電、網等多維空間同時展開的系統與系統的對抗。指揮員應創新運用複雜性思維方式來尋找新的思路，獲取新的決策思維增長點。一是實現思維方式的大轉型。思維的內容來源於生活，不同的思維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思維方式適應時代的發展，則特別有益於解決現實問題。反之，如果思維方式滯後於生活方式的變化，則明顯成為社會進步的阻礙因素。軍事思維是軍事形態最深層次的構成要素，軍事轉型必定包括軍事思維方式的轉變。同方法論上的還原論相匹配的思維方式是簡單性（分析）思維，在工業文明從興起到今天一直佔居主導地位，並不斷得到強化，支配著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諸多方面的理論思考和實踐。但隨著資訊――生態文明的興起，還原論方法和簡單性（分析）思維的侷限性日益顯露出來，新文明需要新思維方式，文明轉型要求並推動著思維方式的轉型。20世紀80年代初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其目的就是要尋找更具實效性的思維方式，轉變我們的思維，使中華民族在新時代更富有創造力。具體到指揮決策活動過程中如何運用複雜性思維，只要你在解決問題時注重把握問題的整體性、關聯性、開放性、動態性、非線性、不確定性，你就在自覺不自覺的運用了複雜性思維。二是努力掌握複雜性科學理論知識。思維方式屬於文化傳統中最深層次的東西，帶有很強的哲理性。複雜性科學的哲學基礎是唯物辯證法，複雜性思維是辯證思維的具體化和科學表現形式。所以，學習辯證思維是掌握複雜性思維的必要措施之一。但複雜性思維是一種科學思維，不可能直接從哲學辯證法中匯出，只有透過學習理論科學，主要是向現代科學學習，才能掌握。這就要弄清它的理論源頭。複雜性思維的理論和技術的主要源頭是一個新興學科群，如控制論、系統論、資訊理論、運籌學、博弈論、系統工程等，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後陸續出現的系統動力學、模糊理論、大系統理論、軟系統方法論等，特別是耗散結構論、協同學、自組織理論、非線性動力學、混沌理論、複雜適應系統理論、開放複雜巨系統理論等新支流，共同構成了複雜性思維的理論大廈。欲真正掌握複雜性思維，就得全面涉獵這些科學理論。三是在指揮實踐中磨練複雜性思維。“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親躬。”複雜性思維也不是單靠對複雜性科學理論的研讀就能夠真正掌握，思維方式的形成與人的實踐活動有更為重要的、更為直接的關係。一方面，思維方式是歷史和社會實踐的產物。恩格斯指出：“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思維方式具有歷史的特點是被不同時代所面臨的具體實踐課題鑄就的。另一方面，個人思維方式又是具體實踐的產物。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是由個人在實踐中所面臨的問題的特點造成的。此外，思維方式的發展與轉變也是由實踐來決定。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因此，指揮員要形成指揮決策複雜性思維，不能侷限於思維方式本身，而應深入指揮實踐，從中發掘複雜性思維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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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鄒振寧
來源： 科普中國-軍事科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