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直
在16世紀前後，世界形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社會的進步，造就了中國與日本以及早期西方殖民者間海上貿易活動日趨活躍的新局面。明初的禁海政策逐漸鬆動，以成化（1465）、弘治（1488）年間市舶司恢復為開端，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巡視福建海防為止，這半個多世紀裡，在明朝閉關鎖國的大背景下出現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貿易時期，人們互通有無，各取所需，海上貿易繁榮。
但世無無爭之地，在販貨者和購買者之間、或不同的販貨者之間也不免為利益發生衝突。商人根據地域因素或其他關係結成一定幫派，常有些摩擦，彼此互不相容。故“商船在海，重貨所挾，必有尖銳之隨。”當時海上的貿易者都有自己的武裝，可謂亦商亦盜，退一步講也是時商時盜，再退一步講，就算是本份的商人，也必得擁有能與海盜相抗衡的武力，從而想立貞潔牌坊也難了。然而若是武裝的衝突只停留在商人之間的小打小鬧上，是無法驚動我大明朝廷的，倭寇的出現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
海盜船
根據大明鐵法，除去進貢，商人私自舶來番貨在沿海販易是違法的，所以海商一般要和大姓以及當地的縉紳接頭，一方面取得他們的庇護，另一方面也有賴他們的轉賣。但問題來了，一些巨室貴官坑騙欺哄、吞食信義，番貨先拿到手，銀錢卻拖欠著，根本不打算還，還常以告官相要挾和恐嚇。這樣商人與沿海的官紳產生了矛盾，為了洩憤報復，時時有所殺傷。而大姓、縉紳一般都有朝廷的背景，不是退休的大員、就是家中有人為官的地方貴族。於是那些昧心佔有商人財富的官紳恐懼商人的報復趕緊告官，而那些海防官員為推卸責任，故意張皇其辭，遂引發出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央的“海上奸民武裝掠奪我轄內良民”的結論，從而海禁愈加嚴厲，商人活動環境大為惡化，原來在中國沿海島嶼上建的據點無法再呆下去了，於是就以日本肥前的平戶島為基地，以倭的面貌開始了具有報復性的反海禁鬥爭。這便是倭寇產生的時代大背景。
嘉靖初年，閩、浙海上活躍的商業集團主要有兩支，一支是閩人李光頭（綽號李七），一支是徽人許棟（也稱許二），王直便是許棟集團的核心成員。許棟是徽商的代表，如果看過餘秋雨的《抱愧山西》一文的話，就會知道徽商和晉商在中國商業史上的地位，而後來徽商沒落，被晉商取代的原因餘先生沒說，不過我想明中後期的海禁，以及許棟、王直反海禁失敗被殺，至使徽商元氣大傷絕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許棟和王直同是徽州府歙（念射音）縣人，由於同鄉的關係，在許棟拉起一干人馬後，王直成為了許棟的心腹。
在正、嘉之交，被稱為佛朗機的葡萄牙企圖在廣州開啟與中國通商的大門失敗，他們便北上閩海尋找新的機會，很快便和閩、浙沿海一帶的海上貿易勢力情投意合。大約在嘉靖十九年（1540），許棟商業集團開始與佛朗機合作，日本的私商是稍後才加入的。
這裡要提一下雙嶼這個地方，此乃當時遠東第一的貿易中心（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還曾上去玩過，還清楚的記得哪裡有個大豐公社，公社門口的廣場上堆著很多的稻草堆，無數的鳥雀在其中覓食......，真是懷念啊）。雙嶼是一個島，距離定海縣東南60餘里，久無人煙住集（熟悉明初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當年鎮國公湯和整頓海防的時候為防止島上居民與海賊勾結，曾把沿海島嶼上的居民全部遷入內地以充船戶）。該島地形險峻，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利於戰守，中間空闊約二十餘里，是南洋諸番和內地貿易的良好中介地。佛朗機直接來此交易則可免向廣東市舶司繳納稅額，內地人來此交易則無需走洋遠販便可得到番物，可謂皆大歡喜。但內地人到島上交易畢竟屬於違禁，頻繁地往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而此時任浙江總督的便是那以鐵碗著稱的朱紈。
雙嶼基地的被破是嘉靖二十七年四月的事，朱紈在攻破雙嶼後親臨島上勘查，他驚奇地發現，雙嶼島中有40餘里長的寬平古道寸草不生，便脫口說：“賊徒佔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由於雙嶼島的攻破事發突然，外海不知，外番和沿海其他地方的船隻仍不斷湧來。據統計，從4月7日被破到5月10日，從外洋來的商船竟有一千二百九十餘艘，其貿易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朱紈繼攻破雙嶼後，又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漳州府詔安縣走馬溪捕獲正在與佛朗機交易的沿海百姓96人，並全部斬首。朱紈的強硬舉動大大損害了沿海官紳的即得利益，平時通番的大多是這些人，哪96個“百姓”與這些官紳實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於是他們在朝廷上一運動，以“不等朝廷批覆，私自刑戮”為罪名要罷朱紈的官。朝廷核查後證實了此事，於是下旨：逮朱紈至京鞫訊。但在此之前，朱紈已經憂憤自殺，臨死前悲嘆：“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現縱天子不欲我死，閩、浙人必殺我！”隨著朱紈的死去，先前海防整頓的一切努力全部化為烏有。東南沿海地區再一次獲得了自由貿易的機會，王直等海上勢力就是在這以後的數年時間迅速壯大的。
雙嶼被朱紈襲擊後，閩幫首領李光頭被擒，徽派首領許棟逃逸。王直收其餘眾，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移住烈表山是王直在雙嶼失敗後俱有戰略眼光的選擇，烈表山位於定海縣偏北約50裡的海中，和東南面的金塘山只一港之隔，地理位置重要，是浙東寧、紹的屏障。
與王直同期在浙海一帶活動的還有陳思盼（閩人）、鄧文俊（閩人）、王丹、盧七等海商集團。在這些勢力中，有些與政府軍在嘉靖二十七八間已交過手，發現官軍並不可懼，產生了官軍易於對付的念頭，所以朱紈禁海失敗後重新興起的海上貿易集團多帶有海盜的性質。相形之下，王直的眼光要更長遠一些，總設法與海道、衛所官員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之剿除某些海盜性質的團伙，以換取他們的好感和支援，從而實現開市交易的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1550），盧七、沈九一夥搶擄戰船，襲擊杭州江頭西興壩堰，劫掠婦女、財貨。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賊投獻始容互市”為條件命王直追捕。王直不負囑託，獲船13只，斬殺千餘，生擒7名，獲被擄婦女2人，解送至定海衛。
另一勢力陳思盼在浙海一帶也頗有勢力，當時王丹領船20只往投，不想陳思盼竟起謀心，將王丹殺害，奪領其船，王丹手下轉附陳思盼，但具為王丹不平。陳思盼與王直也有矛盾，從海路上看，烈港往來的船隻，都必須經過陳思盼居住的橫港，所以王直的船時有被陳思盼搶劫的事。當時對於陳氏官兵也不能敵，於是海道衙門命寧波府通判唐時雍、把總張四維託王直幹掉陳思盼。嘉靖三十年（1551）王直利用陳部中原王丹的勢力為內應，又取得了海道官兵以及寧波慈溪縣積年通番的柴美德的家丁數百人為外援，乘陳思盼慶賀生日不備之時發動突然襲擊，內外合併殺之，盡奪其財。燒燬大船7只、小船20只，俘虜164名，救脫被擄婦女12人，解與海道副使丁湛。陳氏外出劫掠之船回還時因無所依，全部投靠了王直。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夥倭賊圍攻舟山，形勢十分緊急，海道副使李文進命把總張四維夥同王直前去解救，獲倭船2只。
這樣，王直的海上壟斷地位逐漸確立，後來新入海通番的船隻都只有插五峰（王直）旗號方敢在海上行駛。幾次與官府的幕後交易和在臺上較出色的表演，再加上地方官府私下許諾，王直此時幾可稱為浙江寧波海防官員的坐上客。王直實力的增強和他為人的忠實，寧波海防官員對之更為倚重，視為股肱。然而，正所謂“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由於有了這樣一段美好的時光，王直對官府產生了過分信賴，以為找到了天大的靠山，但這些“靠山”充其量不過是些徇私的地方官，人品如何暫且不論（日後王直有難他們沒一個出來的），主要是他們無法影響中央的方針決策，等到海防官員一換，王直面前就又是一條荊棘路。
兼有海道性質的集團劫掠行為已經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繼朱紈之後於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委派山東巡撫王抒（此字應為豎心旁）為浙江巡撫兼福、興、漳、泉道，提督軍務。王抒啟用了鎮壓走馬溪私番被誣仍囚繫於閩獄達4年之久的名將盧鏜和駐守廣東瓊州的右參將俞大酋。
奉王抒之命，嘉靖三十二年（1553）閏三月，參將俞大酋和湯克寬分為兩哨：俞氏由列表門正面進攻，湯氏由西后門出擊，防其奔逸。王直以逸待勞，攻守隨意。第一次餘氏攻擊未果。硬攻不行，只得智取。恰好有兩士兵有罪當斬，主動向俞大酋請命贖死，前往燒燬王直營寨。據載兩士卒渡海翻山，晝伏夜行，潛入營寨，當時夜近四鼓，寨內人困劇而睡，二士卒便點燃其火藥庫，於是火藥橫發，群寨俱燃。當時俞大酋看見火焰沖天，遂命舟師齊進。王直由於防備疏失，為人所乘，遂率精銳突圍而出，暫泊馬跡潭，收集餘眾。王直原曾天真地以為浙江的海道官員恆久地把他作為維持海面秩序的助手，而王抒的行動則使他的這一幻想徹底破滅，王直感嘆雲：“此皆赤心補報，諸司俱許錄功申奏，何反誣引罪逆及於一家？”由於在大陸沿海無法活動，便只得到異域日本開拓據點了。好在與日本私商的貿易一直在進行著，而此時日本各諸侯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也為他提供了棲留的良好條件。
王直講義氣，重信用，慷慨好施，因而廣泛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和推崇。王直在平戶島定居後，以此作為基地，收聚反明勢力，並利用日本浪人，運籌帷幄，一次次向閩、浙、南直等沿海地區發動攻擊。同時秘密同中國沿海地區貿易，這得到了當時肥前平戶的藩主松浦隆信的庇護和主持。據《大麴記》載：“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氣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個名叫五峰（王直）的大唐人來到平戶津，住在現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國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於是大唐商船來往不絕，甚至南蠻的黑船也開始駛入平戶津。大唐和南蠻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們稱作西都。”嘉靖三十一年左右王抒有段大唐街的記述：“閩、廣、徽、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
王直雖身在倭國，但和內地的聯絡還是很密切的，甚至可說是親密，正如王抒所云：“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饋之，打造槍刀、鉛丹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這種感情已不能簡單地用圖利來解釋，王直已與內地居民在長期的貿易中，互相講求信義，已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開市通商已是歷史的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一目瞭然。
可以說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書還把他們稱為海寇，倭寇一詞並不多見。但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表山被破之後，倭寇一詞就屢屢出現在朝廷的奏摺中，可見所謂的倭寇擾民其實就是王直對明朝政府背信棄義的報復。之所以打扮成倭的形式出現，是想以此為掩飾，轉移人們的視線，這樣其在大陸的家屬和族親可常保無事、免受牽連。因此，他們儘量把自己的髮式裝扮成日本人的模樣，以便和稱謂一致。正如有人說的：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墜其計也。但話雖如此，真倭還是有的，但極少，最多不超過三成，並且在倭寇中地位較低，大多為僱傭來護送商船的保鏢。這裡有一封曾任福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給友人的信，其中敘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縣的事，從中可見華人對倭人的“妙用”，說：“海寇大多華人，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這段文字清楚說明在攻城危機時讓真倭衝在前面，一旦攻下城堡，首先獲利的卻是華人。
胡宗憲故居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1556），胡宗憲出任浙、直總督。此人在歷史上很有爭議，大多說其攀權附勢，人品不佳，特別是誘殺王直這件事上，尤受後人指責，說其前後行為不一，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誘王直時將王直母、妻、子從金華監獄中放出厚待，並許開市貿易（其實他無權做這個許諾，皇帝在禁海問題上的立場是堅定並且一貫的），待王直來後卻推翻前面所有的許諾，並軟禁直至殺害王直。在後世講求道德大義的迂腐文人看來，他的確是個出爾反爾的小人。從“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大趨勢看，他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反動的，不符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但從作為一個臣子、朝廷命官，吃的是大明的飯，就該替老朱家辦事這個角度，他胡宗憲可是個大大的忠臣，比那些個吃裡扒外的海防官員強似百倍，如果能再結合當時明朝的實際現狀，再看一看他剿倭的功績，不得不說胡宗憲也是個大大的能臣。寫到這裡，不由得想起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對戚繼光的評價：儘自己的努力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儘自己的努力得到適當的享受，至於合法不合法，從他的政治眼光看已無關宏旨。
先來看看胡宗憲上臺時的一些有關國民經濟、軍備的統計資料：此時的明朝土地兼併嚴重，經濟已陷入絕境，軍備也已衰弱到了極點。明朝的稅制此時還是夏秋兩稅，但與明初洪武年間兩稅收入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相比，已銳減為米1822萬石，麥462萬石。主要原因是由於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隱匿賦稅。財政大幅減少，支出卻大量增加。僅皇族祿米一項，較之國初，激增數十倍，太祖有26子，經過一代代繁衍，到嘉靖末年，依皇族譜牒所載，有28492位之多。洪武初年，晉府一王，歲支祿米1萬石，到嘉靖時，晉王已生2800多個子孫，歲支祿米達87萬多石。再加上官僚機構日益膨脹，南北邊患日深，軍費激增，嘉靖朝入不敷出，每年虧空400萬兩。土地兼併使明初行之有效的屯田制破壞殆盡，因明朝屯田分軍屯、民屯兩種，軍屯是讓衛所士兵靠屯耕自給，所交屯糧作為本衛所軍官俸糧，明初龐大的軍事開支中的大部分都由軍屯解決了。但到了明中葉，土地兼併的觸角伸向了軍屯，這嚴重消弱了國防力量。弘治時，國家半數軍屯已入私人手中，到正統時，軍糧便只能依靠國庫支付了。士兵原來耕種屯田，但現在田歸豪室，賦累貧軍，重賦、勞役、剋扣，使士兵苦不堪言，於是不斷逃往。嘉靖時，京軍團營冊籍上有38萬人，而實際只有14萬人，其中可以算作兵的只有2萬人而以。
胡宗憲少保府故居
擺在胡宗憲面前的便是這樣一副爛攤子，同時胡宗憲又是非常清楚賊寇武力的厲害的，就在一年前（嘉靖三十四，1555），還是浙江巡撫的胡宗憲曾率兵4000人，約蘇、松巡撫曹邦輔夾擊屯居在松江陶宅的所謂柘林殘賊，結果大敗，指揮以下的將官戰死20餘人，兵損千餘。這一失利給胡宗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深切地意識到來硬的是不行的，心中已有了招撫之意。於是胡宗憲上疏世宗皇帝，不過此一疏花大筆墨講述的不是招撫，而是建議“募人出海，通諭日本國王，使其約束倭夷，不使侵擾我境......”。然而，他卻在一很不顯眼的位置用簡短數語寫道：“至於柘林等處之賊，名雖倭夷，而沿海奸民實居其半”。這一假倭實情胡宗憲是非常清楚的，並且他已從寧波計程車民那裡得到了日本國的最新情況：“其散處別島之夷背其君長之令”，處於諸侯紛爭、君長無控時代。既然實情如此，那麼他為何老愛叨叨不休地強調戒諭日本國君要其約束其民呢？其緣由恐怕是：此前不久已有人已提出招撫王直的建議，如他的前任王抒和兵部的一些官員，並在朝廷引起討論，然而最後皇帝採納了“一意剿賊，賊首不赦”的方針，故胡宗憲不敢再從正面專門提出招撫。
為了使招撫得以進行，同時萬一不成又不讓朝廷有傷威重，胡宗憲提出了以地方政府的名義進行招撫的建議（王直一生的悲劇即在這裡，與他打交道的都是地方而非中央，他看到的全是假相）。並於當年（1555）九月派蔣洲、陳可願出使日本，與王直接觸。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初，在王直義子王滶（即毛海峰）親率大福船4只的護送下，陳可願先回，帶來了王直的回答：“願將松江各處舊賊或擒或剿、或號召還島，惟中國所命，但要通貨、互市。”王直希望可以不受限制地敞開自由貿易的大門，但此條件遭朝廷拒絕是必然的。這次招撫行動雖然毫無結果，但卻給胡宗憲帶來了一個意外的大收穫。
當時在浙西戰場還有徐海、陳東、葉麻明等幾支力量非常強大的海上流民力量。陳東只要屯居於松江地區（現上海松江區），徐海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展開強大攻勢，分三路直逼浙、直地區：北路直指瓜、揚；南路直逼寧、紹；中路由徐海率領，以進攻浙江乍浦為主，是全軍主力。徐海糾合柘林陳東勢力，合計起來有萬餘人。他們的戰略目標很明確：以乍浦為老巢，下杭州，席捲蘇、湖，以脅金陵。相形之下，時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所控制的兵力只有3000人，除個別客兵外（客兵即外省兵，軍紀很差，當時百姓有防客兵甚於防倭寇之說），大多系孱弱不可用之人。
著名的桐鄉之圍是令政府最難堪的一件事。桐鄉屬於浙江嘉興府，南可至杭州，北經秀水和嘉善可達蘇、松，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該年四月下旬，徐海、陳東圍攻桐鄉，浙江巡撫阮鶚被困其中。徐、陳使用雲梯、雲樓、銅將軍等各種攻城武器晝夜輪番攻城。身陷重圍的阮鶚恐懼萬分，幾次發信要求胡宗憲增援，而胡宗憲自知兵弱數寡，保護杭州責任更重，無能去解桐鄉之圍。正值一籌莫展之際，前去日本招撫王直的陳可願在王直義子毛海峰的伴護下返回定海。胡宗憲急派人諭知毛海峰，使其前去遊說，說：“王直已遣子到了定海，朝廷已赦他們無罪了。新任總督胡宗憲威名遠播，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腹。若不乘此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並帶去了大量的繒綺和黃金以為誘餌。徐海真的相信了，徹底動搖了初衷，從桐鄉撤圍，岌岌可危的局面頓時煙消雲散。此時陳、徐二人已有分歧和漏隙。隨後，胡宗憲又利用金錢離間了徐海和葉麻明的關係，又利用葉麻明偽書激起徐海對陳東的惱怒並借徐手逮捕了陳東，最終使徐海自剪輔翼，陷入孤立。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初六，尚書趙文華調集各路援軍齊集海鹽，七月二十九日向徐海發動總攻，徐海勢力覆滅。
此戰所帶來的影響的深遠之處在於海上流民力量和官軍力量的對比已經發生了變化，雖說王直一支精華力量尚在，但已構不成對明官軍的絕對威脅，這也成為了胡宗憲對王直的態度由招撫到誘殺的改變的根本原因。胡氏是一個“多權術，喜功名”的人，看到形勢的轉折和王直已沒有了利用價值（前面王直提出以幫助政府剿除松江各處之賊為條件換取開市貿易），便迅疾放棄了原先的考慮，轉生歹意，由真撫變為真剿。而從兵法上說，此時的胡宗憲確已立於了不敗之地，接下去就是等王直自己出錯了。
胡宗憲先是故意製造出一種雙方議和的氣氛，當時許多人持反對意見，如俞大酋在《王直不可招》一文中認為，王直仍保有強大的實力，即使暫時實現了招撫，內心並不一定真正臣服，日久必反。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俞氏並不瞭解此時胡宗憲所提招撫的深層用意。此後胡宗憲或許私下裡向他作了說明、透露了實情，俞大酋才又兩次覆信自明，表示自己並不反對他的假和真誘的策略。
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二十五日，王直率艦隊來到舟山島西面的岑港，逐漸接近胡宗憲的圈套。胡宗憲為了調虎離山，做了較詳細的佈置，先命總兵盧鏜駐守中中所，對王直撫循備至，而王直對胡仍不放心，猶豫未決。胡宗憲只得做最後的打算，又遣生員方大忠前去說服，隨往的還有把總劉朝恩、陳光祖，指揮夏正、通判吳成器等，放了最大的賭注和誘餌，做迷惑王直的最後一招。王直見有文武朝廷命官敢親身前來，遂對胡不再懷疑，到中中所會見了盧鏜，接著被引渡到定海。王直上岸，而所率船隊全副武裝屯居在大陸對岸。面對雙方劍拔弩張、隨時會動干戈的嚴峻形勢，胡宗憲並不敢貿然幹掉王直，而是把他軟禁到杭州，奏聞皇上。史載：“直系獄幾兩年不能決，軍門數請旨定奪，朝廷以東南未平，許軍門便宜行事，姑羈養之”。欲透過羈留王直達到樹倒猢猻散的效果，最後看來只是徒勞，胡宗憲看效果不大，也就放棄了羈養的念頭，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把王直推上了斷頭臺。
王直的死使東南沿海流民力量遭到重創，更重要的是使百姓對朝廷開市通商的希望徹底破滅。如果說王直的行為還帶有要求自由貿易的政治目標的話，那麼在他之後的海上流民首領們就完全陷入了思想上的盲目，他們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要幹什麼，他們無法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