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而言，明初之際，由於朝廷的衛所屯軍戰鬥力強，後勤保障有力，徵調土兵出戰機會不多，土司擁有的土兵主要用於維護地方的安寧，因而養兵的數量有限，土司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十分有限，正如《蠻司合志》序載：“溪峒之間，竊發時起，則彼我徵調，頗易為力，因之設土兵相制之法。”但明中葉以後，隨著衛所屯軍戰鬥力的下降，朝廷征戰的規模和頻度又隨之而加大，徵調土兵參戰的頻率和規模都日漸擴大，土司的養兵數量和被徵調的數量都不斷被放大，如《明史•廣西土司一》有載：
“弘治九年（1496年），廣西總督鄧廷瓚言：‘廣西瑤僮數多，土民數少，兼各衛軍士十亡八九，凡有徵調，全倚土兵’”。又《炎徼紀聞》亦有載：“貴州武備單弱，征剿必賴水西（土兵）。”
到了明末之際，幾乎發展到沒有土兵參戰，朝廷基本無法作戰的地步，如《蠻司合志》卷七有載：“隆慶，萬曆間，川兵弱，每徵調只調土司（兵）。”
如果朝廷能夠按制度有節制地徵調和使用土兵，那麼土兵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其實在相關的文獻中均有明確的體現，而且都達到了預期的成效。在西南各土司中，奉調出徵數量最多，成效最顯著的莫過於永順、保靖和水西土司。為此，顯然有必要對這些土司土兵奉調的相關史實作一梗概性的梳理。
永順、保靖土司在明初之際，奉調遠征的事件相對較少，據《歷代稽勳錄》記載，兩土司出兵替朝廷征討叛逆直到正統以前幾乎沒有越出五陵山區。在這一時段內，雖然發生了蕭授平定苗疆的重大戰事，但保靖、酉陽、桑植等土司的土兵，僅是承擔一些輔助性的任務，主要是保衛土司領地內的社會安定而已，蕭授動用的軍隊主要還是來自於衛所屯軍。但天順以降，情況就大不一樣。征剿東苗的石門山之戰，上述各湖廣土司全部參戰，而且都建立了功勳，出征的距離超過了土司領地的600公里以上。
土兵之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被規模性地徵調遠征，一方面雖說與衛所屯軍的戰鬥力下降有關，但更直接的原因還在於，正統年間對雲南的三徵麓川之戰，以及明英宗被俘直接關聯。這是因為，在這一連串的政局劇變之後，朝廷對西南土司的有效管控失去了章法，往往將生界地區零星的社會動亂放大為區域性的叛亂，不是按照此前的土司制度章法，動用周邊土司對生界的少數民族實施招撫，而是輕率用兵企圖一舉消除生界。正因為指導思想發生了偏頗，因而此次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並支援了程番府的建立，但卻開創了輕率動用土兵遠征的先河。
弘治以降，輕率動用土兵遠征規模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長。其間土司建立的戰功雖然彪炳史冊，但因此引發的社會衝突與矛盾，朝廷卻動靜失當。例如，永順、保靖土司先是被徵調到江西的南部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其後又在王守仁的統轄下遠征廣西田州土司，其後又在平播戰役中建功立業。在這幾次遠征中，土兵遠征規模最大的首推田州之戰，兩土司共計出兵三萬有餘，歷時兩年半之久，作戰半徑北到貴州境內的八寨，南到安南邊境，西抵雲南，東至宜山大藤峽來賓一線，作戰範圍廣達數萬平方公里。永、保土司為此付出的後勤保障代價之大可想而知，而作戰最得力的幾位土司繼承人，還來不及正式就任，就病死在沙場。要知道，兩土司動用的兵力已經超過了6個衛的在編兵力，超過了10個衛的可動用遠征兵力。這對土司而言，其實已經成了不堪重負的財政、經濟壓力。對朝廷而言，田州土司周邊，在編衛所屯軍的數量比永保土司多得多，在編兵力也強得多，但在整個戰鬥過程中，卻表現平平，事實上已經到了屯兵不足為憑，土兵反而成為依賴力量不正常現象。
平倭之戰也是如此，永、保土兵出征距離超過了1500公里，儘管長途奔襲，依然建立了卓越的戰功。而抗倭前線，十多個衛所的兵力，本身就超過了兩土司兵力的幾倍，但同樣在戰鬥中表現不佳。朝廷也不得不動用戚繼光招募私家部隊，才最終平息了倭亂。然而，土兵與屯軍之間參戰的不正常現象，即令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卻引發了重大的社會紛擾。沿途各級行政機構的流官，紛紛上奏朝廷，指認永、保土兵過境時軍紀渙散，騷擾官民，要求朝廷嚴加管控。在類似奏章所反映的實情，雖說有一定的真實性和緊迫性，但其中隱含著對土兵的貶低和對屯軍的失望情緒在其中。遺憾的是朝廷依然無法做出有效地調整，事實上是放任了這一不正常格局的擴大化。以至於其後的平播之役、奢安之亂，永、保土兵依然被規模性的頻繁徵調，但收到的成效反而每況日下。萬曆、天啟、崇禎之際，永、保土司甚至在李成良的指揮下參戰了對日的作戰，對後金的作戰，遠征距離超過了3500公里，出兵的規模更其龐大，而且更多的土司都派兵參加，還湧現了秦良玉那樣的土兵指揮官。就總體而論，朝廷動用土兵維護國家安全本來無可厚非，也是土司制度的制度下的法制安排，但衛所屯軍與土兵之間的勢力反差，暄賓奪主，其責任不在土司和土兵，而在於朝廷決策的失當。
水西土司奉調遠征的規模和距離，雖說不能與永、保土司相比，但對於貴州境內的社會安定而言，同樣值得肯定。就貴州言，大小土司甚多，其中水西土司為黔省大土司之一，該土司領地東接貴陽，西與雲南、四川諸省交界，又位處湖廣經黔入滇道的中西段，對於穩定雲南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為明朝重視。明太祖在《平滇詔書》中稱，“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不能守也”。其間的原因在於，明代的貴州省，除了土司建置外，事實上還留存有大面積的生界，而且朝廷的驛路主幹線又得橫穿貴州境內而過，因而維護這條驛路主幹線的安全，不僅是衛所屯軍的重任所在，土司所領土兵在其間發揮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難怪清人孫承澤說，明代貴州地區，每一梗阻，朝廷遣將征討，多借土司之力。這番話確實道出了實情，貴州從建省之日起，單靠衛所屯軍本來就力不從心，加上貴州財政困難，供養衛所屯軍都需要靠鄰省“協濟”。衛所屯軍的戰鬥力從一開始就難資憑藉，這就必然導致衛所屯軍即令是正常的執勤和巡邏，都得假手於水東、水西的土兵。以至於到了清初之際，貴陽府周邊儘管實施了改土設流，但彝族土兵駐防的哨所、屯訊依然在發揮任用，只不過改由綠營將官節制而已。以此為例，不難看出貴州省得以穩定存在並履行其行政職責，水東和水西兩土司所轄土兵發揮的作用，卻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