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掙扎者

進入20世紀，北平的城市形態已經在發生改變。清末的北平就開始效仿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大城市，改善道路設施，鋪設水管，架設路燈，安裝郵箱、公共廁所，還有電話和電報線路。到了民國時期，北平的城市微結構相比30年前、50年前，變化不小。（本篇在涉及到北京1920年代的敘述，採用舊稱“北平”。）

但正如美國曆史學家、狄金森學院查爾斯·A.德納政治學教授史謙德所著的《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一書所指出的那樣，北平當時與上海為代表的口岸、近代工業城市相比，仍然有著很大的特殊性。

北平的1920年代，是一個相當失落的時代。北洋政府最終被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的旅館、客棧、會館、飯店、劇院、茶館、公園和澡堂”雖然“繼續為政治活動提供著適宜的場所”，北平當時的外資和民辦報紙也依舊發達，但這個城市遇到了此前500年以來從沒遇到過的衰落。

1920年代，旗人及其家眷仍然佔據了北平百萬人口的三分之一。雖然民國政府延續了辛亥革命之前清廷的舊例，繼續為旗人提供津貼和口糧，但隨著北洋政府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動盪和失勢，所以不斷拖欠。這就加劇了旗人生活的困頓。

北平的人力車伕為什麼那麼多？

《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這本書花費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介紹1920年代北平的人力車——在公共電車普及之前（更談不上普遍化的私人小汽車），人力車就是北平市民的主要代步工具。而據社會學家的估量，當時北平16-50歲男性居民中，每六人就有一名車伕。

今天的人們對於百年前北平人力車伕的想象，首先就來自於老舍的名作《駱駝祥子》。老舍本人就是滿族人，在清末民初動盪紛亂的背景下成長，其作品高頻度地出現了人力車伕這樣一種典型角色。因為沒有比人力車伕能夠更好地反映當時北平民眾艱難生計的狀況。

人力車，最初就像是直接將轎車座位卸下後，安裝在一根車軸和兩個很大的輪子上的奇怪裝置。當然，這個裝置按照今天的話來說，也進行了相當的微創新，安裝了避震彈簧、滾球軸承，還有傳統的馬車所沒有的橡膠輪胎，所以從19世紀60年代的日本發端，便在東亞、東南亞國家走紅。

《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書中指出，儘管當時的北平城的面積遠遠沒有後來那樣廣闊，但大學區、紫禁城、使館區、機關行政區、商業娛樂區等功能區之間仍然有著不短的通勤距離。人力車伕省去了乘客步行的麻煩，也節省了時間，乘客還不用因步行弄得一身塵土。當然，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北平地形平坦。

書作者指出，人力車伕遇到好光景時，收入很不錯，足以養活老婆和孩子，其生活水平甚至要比華北平原上農村的小地主更高。冬天的北平，天氣很冷，周邊農村的農民會趁著農閒進城，選擇人力車伕這樣的臨時工作來幫補家用——冬天的人力車，生意也會更好。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滿人在1920年代作為一個階層已經陷入困頓。這也是為什麼當時北平的人力車伕，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是旗人。在清朝時候，北京是國家的中心，旗人的存在和糧餉再加上宮廷支出，促進了北京工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商人以及北京周邊的勞工紛至沓來。北京的很多行業因而被外地人以同鄉合作的方式壟斷。滿人反而不能進入其中多數行業謀生，這到了民國時期就顯現出更大的弊端，所以“只要有工作，哪怕拉車他們也幹”。

當然，《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一書也談到，除了滿人和外地勞工，從事人力車伕的其他北京本地居民也不少，包括“鞋匠、木匠、巡警、廚子、刺繡工、園丁、漁夫、音樂家、做肥皂的、排字工……裁縫、抄寫員、演員……”甚至有女扮男裝去拉車的。另外，清末民初時局動盪，失勢的政客及其幕僚，大學教授出現在人力車伕行列中，在當時也不是什麼新聞。

在夾縫中煎熬

《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書中指出，人力車在1920年代成為了北平、上海、武漢等地“出行模式和體現身份的手段”。也就是說，人力車伕的社會地位顯著低於中產階級。要在這個行當中攬到生意，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就必須多拉快跑——在平坦的北京城內飛奔起來，當然，這也經常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

五四革命時期，革命家在報刊上譴責人力車伕的職業是“一種不生產的勞動，無意義的生活”。但當時的北平城，工業化發展水平還遠遠不能滿足哪怕是本地居民就業的需要。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當時的時代恰值國內其他城市崛起，分擔了原來屬於北平專享的政治中心的功能，所以就算沒有什麼意義，只要有益於養家餬口，北平城內的適齡男兒還是放下了自己的尊嚴。

拉人力車，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最難的是要邊拉邊跑。跑的時候，雙手搭住身體兩側的拉桿，保持平衡，不能撞到人或東西，也不能摔跟頭”。競爭壓力使得車伕們不得不長時間多拉快跑，身著汗溼的衣服，忍受著城內四溢的粉塵。當時的北平媒體曾經觀察指出，人力車伕工作環境很差，很多車伕中年甚至青年階段就會迎來中風和心臟病發作，生者也會長期受到負重工作造成的慢性內部組織損傷的煎熬。

就像是後來的計程車歸屬計程車公司，在1920年代的北平，人力車也大多屬於車行，車伕需要租賃車子，繳納份子錢。雖然車行老闆也不乏為人和善之輩，但在幾乎等同於叢林社會的人力車行中立足，又涉及到要與當時的“黑白兩道”打交道，“狠角色”似乎才更有市場。也正因為這樣，他們對於租車的車伕往往是高度苛刻的甚至動輒暴打，並且與民國時期的北平警察達成了默契，車行內所發生的事，又不涉及人命，警察一般是不過問的。

1920年代的北平警察，也會在商業區熱門地段劃定人力車上下車的專用區域，類似於今天各地機場、車站的計程車、網約車上下車點。但為了就近招攬客人，減少等候時間，人力車伕也經常隨意突破地段範圍。

毫無疑問，無論是相較於同時期的上海、廣州的產業工人，還是與山東、河北的礦工相比，1920年代的北平人力車伕，組織性都顯得更低，所以很少出現聯合起來保衛權益的情況——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29年。

1929年，因為公共電車在北平搶走了越來越多的生意，人力車伕抱團行動，掀起了一番典型的“盧德主義”的抗爭行動：攻擊電車，阻礙其執行。這一事件也被認為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以來，北京城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市民行動。行動讓電車公司付出了較大的損失代價，而人力車伕也不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