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董福樣被清政府革職。作為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禍首”，他是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期間爭議時間最長，也是最激烈的一個人物，（廖一中《<袁世凱與辛丑條約>的簽定》，《貴州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中外勢力在他身上耗費了不少口舌，終究以悲劇而告終。其時正當庚子年（1900）與辛丑年（1901）之交。時序的交替，帶來了他人生的轉折。隨之，他經營數十年的甘軍被分化而在中國近代史上消跡，卻孕育了西北馬家軍事集團，個人雖以悲劇收場，但作為歷史人物，已被收進《中國軍事知識辭典》，這也算是他留下的蛛絲馬跡。本文僅就董福樣革職後，即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的一段歷史作以述論，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革職回甘
西太后、光緒帝自北京倉皇出逃，在流亡途中及駐蹕西安之後，為了早日求得列強的饒恕，公開出賣義和團，把一切罪責全部推在義和團和部分主戰的王公大臣身上。在如何處理“禍首”、“罪臣”問題上，迫於帝國主義和“洋務派”的壓力，清政府連續懲治過三次，其程度逐次加深。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懲治，董福祥以“戧使臣、攻使館、殺教士，京中士大夫被其連累者無數”的罪名被革職，甘肅提督之職由四川重慶鎮總兵薑桂題取代，僅留莫太子少保銜。董革職後，旋即離開西安，返回甘肅。
據王伯祥先生的《董福祥史料》載，董福祥因不服革職，且聞同黨毓賢斬於蘭州，有自危之感。因而在返回甘肅途中，在舊屬的慫恿下，“滯留於平涼之崆峒山上，擬以陝、甘、新三省聯盟共抗外敵作號召，圖謀再起。”清廷聞之震驚，“急遣大員往轉致後意。”董福祥是否確有此舉，尚待考查。筆者以為此說欠妥。第一，目前還沒有其它史料能證實董福祥曾滯留崆峒山，第二，據董福祥光緒二十八年冬給榮祿的信札看，無有此事，也看不出有這方面的動機，第三，王先生《史料》所引：“近以國步艱難，時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諒爾自能曲體。現在朕方屈己以應變，爾亦當降志以待時，決不可以暫時屈仰，隳卻初心。他日國運中興，聽鼓鼙而思舊，不朽之功非爾又將屬誰也。”這些言語應是董福樣在西安革職前清政府對他的安慰之詞，並非董福祥滯留崆峒山後才說的。
當然，此時的董福祥確實憤懣填胸。與榮祿相比，覺得委曲太甚，怨氣無處排洩，曾致榮祿長信。“中堂閣下……手書慰問，感愧交併，然私懷無訴，不能不憤及仰天而痛哭也。”董福祥歷數過去的歷史，往事在目，事事直逼榮祿（軍機大臣，掌兵部）。戊戌政變，“中堂（榮祿）欲為非常之舉，電調董福祥入京；圍攻外國使館，“祥以事關重大，疑遲未決，承中堂驅策，故不敢不幸命惟謹。…..又承中堂論謂：‘力攜夷，福同之’。樣是武夫，無所知識，但恃中堂而為犬馬之奔走耳。”寫到這裡，董福祥已不能自己，遂以厲辭質問榮祿，“今中堂巍然執政，而祥被罪，雖愚弩，竊不解其故。福樣與中堂，其力不可謂不盡矣 ……而今獨歸罪於祥”。最後流露了他保留武裝的意圖，“麾下士卒解散，鹹不甘心”，同時亦逼榮祿予以支援，“祥以報國為心，自拼一死，將士鹹怨，祥不能彈壓，惟中堂圖之。”
董福祥此舉，不但發洩了怨氣，而且在實質上起了作用。首先，榮祿閱信，心理不安，良心有愧。“急送五十萬金”，為董部將士略表慰問。以表他的心意。其次，董福樣在一段時間之內，確實在暗中得到了榮祿的保護。如平羅下營子教案發生前後，關於董福祥的謠諑四起，一些清政府大員很不以為然，陝甘總督崧藩數次上折榮祿，給董福祥施加壓力，都想致董福樣於死地。其結果均未能奏效。如果沒有榮祿暗中保護，眾人之口，明槍暗箭，董福祥是防不勝防的。
（一）回駐固原
董福祥由西安返回甘肅，最初是駐在他的故鄉固原城的，其間約一年時間，直到光緒二十八（1902）年春。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陝西固原提督鄧增（字錦亭，廣東新會人，時任陝西提督駐節固原）在河北正定告別了隨扈返京的慈禧與光緒帝，於次年三月抵固原。當鄧增行抵平涼時，董福祥已不願繼續呆在固原，遂退駐距固原城北六十里處的楊老莊（今周原縣楊郎鄉）。究其故，董福祥與鄧增有著雙重關係。鄧增即是董福祥的門生，光緒二十一年，董福樣鎮壓河湟起義時，鄧為其部下。河湟之役結束後，董曾極力舉薦鄧，並蒙董褒獎；同時，鄧增與董交識三十餘年"，又是老朋友。或許正由於此，董福祥不願見鄧增，而鄧增又想盡門生和老朋友之情誼。其目的還是想勸說董福祥及早解除武裝，以減少對他的威脅。遂輕騎前往楊老莊相會。據鄧增給榮祿的書札所載，鄧增勸董"冀其省悟”。既已革職，就不必再行帶兵，應退隱偏僻。而“彼（董）不聽逆耳之言”，談及它事，董“似無他心”；問及獲罪情況，“卻有不受”。兩人談話不多，卻反映出了三方面問題：一、不願解除武裝，二、已無心於他事；三、對革職仍憤憤不平。董福祥要帶兵，而且要多帶兵，“以為自衛之計”。對此，鄧增很不以為然，認為董“何其愚也”。兩人很難談得投機。但鄧增只能規勸，而不敢施加任何壓力。鄧增的規勸，其目的是要消除董對他的威脅。當然這裡還有榮祿的意思。鄧增在給榮祿的另一信札中說：“此番到固，定當宣佈中堂德意。”不是很明瞭嗎？
（二）平羅下營子教案與董福祥謠傳
董福祥雖被清政府革職，但清政府並未從此對他置之不問。在一度時期之內，他依舊是中外所關注的人物。早在他革職之前，清政府就告誡中外，董福祥“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正由於“回漢悅服”，所以董福祥回甘以後，他的舉動、言行更容易引起中外的注目。平羅下營子教案發生之前，中外就有關於董福祥的不少謠傳。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1901年5月11日），西安軍機處急電：德國瓦帥聞有董福樣率兵進攻直隸（北京）之說，兼以宣大（山西）境內“土匪”與“教民”為難。經查純系謠傳。四月，法國使者送來譯文，傳寧夏教民男女多人被阿拉善王及圖克王殺死。又傳小橋畔地方已被董福祥佔據。小橋畔、三道河等處教民均有危險。五月初八日（6月23日），赫德（英國人，1901年支援列強脅迫清政府簽定《辛丑條約》，在中國任海關總稅務司達四十八年之久，是英國駐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致倫敦函：據傳董福祥即將帶著大隊人馬回來，三星期前他在內蒙兩部屠殺許多比利時教士，重演仇外行動的事。（《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22頁）此雖均系謠傳，但外人更加關注董福樣的活動。六月七日（7月22日），英國使臣函稱，英上議院參贊詢問端王、董福洋下落，並要求清政府以確信示知。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傳言甘肅寧夏府平羅縣“土匪”誅洋夷教民。好事者便將這些傳言附會在董福樣身上。“土匪作亂，安知非被遣王（聞端郡載漪逃入賀蘭）、大臣（聞董大帥福祥聚兵寧夏）籍端起事平？"其實，董福樣此時正在固原。當謠傳正盛其間，清政府於六月初九日（7月25日），“予前甘肅提督董福祥為其父母建訪”，並贊其“遵守命捐，疊助善舉”。
（《請實錄》卷485，第400頁）對董福樣進行安慰。十二月初三日夜，平羅縣民龍佔海、馬躍川等襲攻本縣下營子教堂，殺比籍神甫梅教士及教民男女三人，砍傷荷籍神甫彭壽年。這就是驚動一時的平羅縣下營子教案。在當時，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不久，敢與教民為難者，不但清政府要問罪，外國人也自然會施加壓力。平羅教案何人所為？董福樣成了懷疑物件。甚者，有人肯定是董福祥所為。就連當時陝甘總督崧藩在給榮祿的信禮裡也認為，“又云身穿有號衣，定是甘軍。"
下營子教案發生之後，紛紛傳言寧夏、甘肅、平涼等地民變日甚一日，州縣官吏被殺者不少。清政府遂命山西巡撫岑春煊帶兵抵甘，會同陝甘總督崧蕃剿殺。同時，清廷接連電令陝甘總督崧蕃，勒令儘快結案，並要“設法妥辦”。崧蕃為設法訪緝兇手，短期內結案，遂致函董福洋，“囑其於遣散之軍設法訪緝”，想透過董來了結此案。在崧蕃看來，發案即黃福祥部，“於遣散之軍設法緝訪”不過外交辭令而已。董回函崧蕃，“亦稍露機關”。董福祥這一招，反拖住了崧蕃。因為下營子教案緝查的快慢，關係到崧蕃的前程。朝廷降下罪來，崧蕃自知是吃不消的。他決定請董福祥到省城議解此案。同時，崧蕃也向榮祿暗暗流露了對董福樣的起用之意，並以此作為條件。“此事若以‘永遠’二字了結，方對得他（董）過。特未知是否外人又申前議？抑全權預為地步？”@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可能的，崧藩之所以有此想法，除上述原因外，也不是他有憐憫之情，而是耽心董福樣擁兵甘肅，怕有不測之事。崧蕃最慮者，董福樣“部下渾人太多，難免不借端生事。"出於這種心態，才希望董能夠重新起用。
董福祥是否去省城參予了結下營子教案，暫未見詳載。不過崧藩的目的尚未達到。崧蕃見董福祥起用無望，便又想辦法解除董的武裝，以控制董福祥，從根本上排除隱患。
光緒二十八年春，陝甘總督"諸事棘手”，且與陝西巡撫升吉甫、陝西提督鄧增不合，氣悶而告病假。但早在光緒二十七年冬即奏明令陝西補用道王世相（曾為甘軍營務處）接管董的餘部，董福樣仍暗中照料。“餉章報銷一切，有非他人所能代替者，故裁併甘軍及收繳軍裝，均由其妥為料理。而升吉甫、鄧增則不滿，同時又據謠傳“以入告”。董福祥“亦有所聞，頗懷惴懼”。他深知憂讒畏譏，人言可畏。遂遣王世相往省城見陝甘總督崧蕃。崧蕃透過王世相寄語董福祥，"囑其交替三營以免謠諑”，要董福祥解除僅有的三營兵權，以“逍遙田裡”，當“一部民耳”。據崧藩給榮祿的信札，“彼亦以為然。”董福樣表面也同意裁掉所有軍隊。崧蕃想透過軟的一手來達到限制董福祥的目的；董福祥亦深知其用意，也就將計就計，格蕃自然信以為真。
（三）繼續剪除童福樣的實力
在解除董福祥兵柄的問題上，陝甘總督崧蕃用盡惱汁，軟硬兼施，也未能達到目的。他原以為董福祥是會順著他畫的圈來的，“欲俟星五（董福祥字）之事辦理稍有頭緒”，結果是“久不得其（董）回信”。崧蕃“深恐夜長夢多”，其實，根本不是夜長夢多的問題，董福祥早有他的老主意。董福祥回函崧蕃，其信札言辭多有迴護，意在若即若離之間，一反前態。崧蕃給榮祿的信中說：“前函允許甚堅，不為遁詞…亦見其矛盾之大矣”。而崧蕃將董福樣態度的改變又看在了安維峻（1854-1925年，字曉峰，號盤阿道人，甘肅秦安人。1880年進士，官至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因彈劾李鴻章等的專權誤國而被革職。時人稱隴上鐵漢御使）身上。安維峻因坦蕩無私、不畏權貴而遭貶謫，所以對董福祥的革職深表同情與理解。當時安維峻是否為董福祥出謀劃策，暫未見有史料能予以證實。但陝甘總督崧蕃在給榮祿的信札裡說，“所可惡者，安維峻在彼肆其簧鼓，為之飾非逢惡…而語語為大局計，為甘肅計，實則為身家性命計耳。”由此可見，董福樣與安維峻的關係是密切的。崧藩說董福祥拒兵不解，是“為身家性命計”，也確是事實。
董福樣革職回甘，在當時一些清政府大員的眼裡，不免有縱虎歸山之憂，總是在時刻留神設法消除後患。陝甘總督崧蕃在逼董福祥交出僅有兵權的過程中，董開始用軟的辦法拖，答應在光緒二十八“秋以為期”。而在崧蕃看來倒成為“緩兵之計”，未免小題大作。“身家性命計”有情有理，為“緩兵之計”就屬無稽之談了。作為崧蕃，煞費苦心。一方面想急於使董歸耕田間，一方面又不敢對董在言辭與行動上有任何過頭的表示，仍怕“激成變”。在給上方的報告中，也只能是“惟有鎮靜，急脈緩爰”。
當對董福祥無可奈何時，陝甘總督崧蕃又從董福祥的部下開刀，試圖以調離分散的方式來達到分化的目的。首先在馬福壽（馬千齡之子）身上打注意。河湟事平後，其見馬福祿隨董福祥開赴京畿，其弟馬福祥亦隨軍前往，獨留馬福壽暫留鄉經營田產。董福樣回甘後，與馬福壽往來頻繁。時其弟馬福祥因隨董護駕有功，深得慈禧的信任，而馬福壽在地方上亦很得勢。崧蕃為切斷馬、董之間的往來關係，一方面透過馬福壽“囑星五散營”，一方面又與馬福壽以“委缺”，“令其到任”。雙管齊下，以表示他將剪除董福祥“羽翼之意”。但馬福壽“藉詞推諉”，也不願往省城聽職。這樣一來，崧蕃越發覺得董福祥樹大根深，難以駕御。同時認為在董福祥周圍“鼓惑者”，不獨安維峻一人。據崧蕃給榮祿信札裡稱，“此人毫無知識，素仗董勢，其居心惟恐無事，固較安為尤甚”。比安維峻還勝一籌，也沒有史料能說明是誰。但有一點說明，儘管董福祥革職待罪，一時要分化他，確也不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