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道道地說，張先生實為革命最忠實的朋友。他身冒危險，大量地墊錢，什麼也不圖，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張先生之死，係為革命犧牲，他的功績是值得紀念的。”一一這是著名的愛國將軍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一書中對張紹曾做出的評價。
張紹曾字敬輿。1879年10月19日（清光緒五年九月初五）出生於直隸（今河北省）順天府大城縣張思河村。這裡地處子牙河下游，文安窪邊沿，土質瘠薄，十年九澇。據舊縣誌記載，清聖祖康熙巡視子牙河時曾寫下：“暫別宮槐幸子牙，近村處處少人家，堤外草荒艱子粒，澱中水淺捕魚蝦。”的詩句。光緒五年在任的大城知縣蔡壽臻也有“濱窪水患誤耕犁，覓食搜求到地梨。”的描寫。張紹曾就出生這個貧窮地區的一戶貧困農民家庭裡。他的曾祖張德寬、祖父張植都是地地道道的莊稼人。父親張汝封，號錫唐，十二、三歲便給本村大地主張澤波扛長活。他利用繁重的勞動間隙刻苦自學，後來終於考中秀才，經人舉薦到外村一個私塾教書。靠一點微薄的束脩，勉強維持生計。
一、少年坎坷，立志救國
十歲的紹曾到了幼學之年，經祖母託人求情，到本村財主辦的學館讀書。這時，父親已和祖父、叔叔分家各過，另立門戶。由於父親常年在外教書，只有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妹妹們生活。為了減輕一點母親的負擔，紹曾承擔著打柴、提水、燒火、照看弟妹的繁重家務。儘管如此，勤奮好學，聰敏過人的他，每次背書或考試總佔第一名。至今，張思河村一些上了年紀的人還常常提起，紹曾幼時背《論語》，有時因家中事多，被同學們落下幾章，至校後稍一用功，很快就可以趕上去。由於他天資聰穎，學業優異，常常得到先生的誇獎，父親也下決心把他培養成才。不料就在這時發生了一起對全家頗有影響的事件。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鄰村農民王奎福聯合縣城北部幾十村莊的貧苦農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抗糧鬥爭。並請扛活出身的秀才張汝封，向縣官寫了請求緩免捐稅的呈文。縣官不僅不答應民眾的要求，反而申報上司派兵鎮壓。抗糧鬥爭失敗，王奎福被殺。但官府並不就此罷休，派人到處搜捕代寫呈文的人。張汝封四處躲藏了一些日子，看看實在呆不下去了，便乘一天深夜帶了八歲的紹曾去天津避難。父子二人先在天齊廟落腳，後在鄉友幫助下招了幾名學生開館教書。紹曾則一面充當書僮照顧父親，一面跟著讀書。第二年冬，母親在家無法生活，也帶了弟妹找到天津，一家五口在府署街一個大雜院裡找到了一間房子安了家。父親經人介紹到一戶姓王的人家教館，紹曾繼續隨父附館讀書。母親除料理家務外，給人幹些縫補漿洗的零活。儘管生活拮据，但總算安定下來。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春，大城縣舉行縣試，紹曾奉父命回到家鄉參加了縣試。幾場考罷，他的八股文、試帖詩、經論、律賦等科目均列優等，發榜後競名列前茅。這年紹曾剛剛十七歲。父親覺得兒子“成龍”有望，一心讓他繼續讀書，沿著科舉階梯步入仕途，飛黃騰達。然而，紹曾“志不在此”。這個風華正茂的青年，看到了甲午戰爭的硝煙和中國海軍的慘敗，受到很大刺激。所以，他懷著一顆樸素的愛國之心，立志學武報效國家。是年秋，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炮科。在校三年，他生活儉樸，常拿節省下來的錢補貼家用，他的學業成績在全校是出類拔萃的，每次考試都“課冠儕輩”，曾因此得到學堂監督蔭昌親自頒發的獎賞。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紹曾從天津武備學堂畢業時，恰值清廷下令各省督撫選拔學生送往日本留學。天津武備學堂奉命選拔十人，官費留學去日本。考試結果，張紹曾又被選中。到日本後，先進成城學校補習日語和中學課程，畢業後，又實習一年，於1900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仍學炮科，為該校接納的第一期中國留學生。
張紹曾在日留學期間，中國的政治形勢出現了劇烈的動盪，發生了巨大變化。繼1898年維新派發動的“戊戌變法”失敗之後，1899年興起的義和團運動，也遭到了殘酷鎮壓。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難以接受的國恥，使張紹曾認識到中國的政治非改革不可。開始，他一度推崇梁啟超的君主立憲主張，後來，孫中山先生到了日本，宣傳革命，許多留學生紛紛靠攏在孫中山周圍，探求拯救國家民族的真理。張紹曾也和其他留學生一樣，經常參加集會或到書館選讀有關維新、圖強的書籍。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和主張”。留學的四年多時間是張紹曾思想發生深刻變化，接受革命理唸的重要時期。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底，張紹曾從日本學成回國。第二年春，被分派到保定速成武備學堂任教官，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1904年（光緒三十年）舊曆正月，北洋常備軍右鎮添募新軍，並改稱北洋陸軍第二鎮，張紹曾調任該鎮步隊第三協第五標幫統。（清制，每標設統帶（團長）一人、幫統一人主管隊訓練，後改為教練官）。他到任不久，徵得鎮統制官同意並轉呈北洋大臣批准，在本標設立了“教育所”，組織軍官們學習軍事知識。紹曾自任教師，講授戰術、訓練等軍事課程。他講課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很受軍官們歡迎。舊曆五月，在“教育所”的基礎上，第二鎮開辦了第一期“隨營學堂”。挑選識字的目兵及隨軍官兵子弟充當學兵，數額每標四十人、獨立營二十人，全鎮約計二百八十人。教員由學識優秀的軍官兼任，主要講授下級軍官應當掌握的軍事知識，張紹曾是講課最多的軍官之一。這一做法，引起了北洋督練處的重視。曾派日本顧問閔嘉悅大尉到該鎮考察，給予很好的評價。張紹曾也因此得到閔嘉悅顧問和統制官吳鳳領的器重，不久便升任該鎮正參謀官（相當於參謀長）。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5月，北洋陸軍第五鎮組建後，張紹曾任該鎮炮五標統帶官，不久改任一等參謀官。後因與統治官張懷芝不睦，紹曾憤而提出辭職。於是，清政府在1906年改任張紹曾為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從1906年到1909年，張紹曾在北洋陸軍教練處的三年中，廣泛聯絡士官學校畢業歸國的同學和北洋新軍中的軍官，擴大了在軍界的影響。同時，也結交了一些比較知心的朋友。特別是他同吳祿貞、蘭天蔚之間的友誼，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日本學習期間，他們就是比較要好的同學，張紹曾與吳祿貞是第一期、蘭天蔚是第二期，三人在學習上都是優等生，吳、蘭又是留日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在日本時，紹曾透過他們接受了革命思想。1907年6月，吳祿貞隨徐世昌到奉天擔任軍事參議，蘭天蔚也應吳之約隨徐到奉天后擔任了第二混成協協統（相當旅長），三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往來更加密切。同年，同盟會創始人之一宋教仁也到了東北，以創辦實業為名發展革命力量，並在奉天成立了同盟會遼東支部，吳、蘭和張紹曾都成了同盟會遼東支部的主要負責人。從此，三人之間的革命友誼更加深厚，在北方新軍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被人們譽為“士官三傑”。
1909年（宣統元年），張紹曾調任陸軍貴胄學堂監督（相當校長）。1910年初，改任陸軍部一等諮議官；1911年（宣統三年）初，又接替陣宦，擔任了北洋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官（相當於師長）；同年舊曆三月，清廷下令，給張紹曾等“加授陸軍副都統銜”，為上等二級軍職。
二、虎踞灤州，“兵諫”立憲
1911年（宣統三年）夏，由於同盟會的廣泛宣傳發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新高潮。各地革命組織紛紛建立，由護路鬥爭引發的人民群眾反抗清政府的鬥爭此起彼伏，駐各省新軍中的革命勢力也日益發展。面對滿天風雲，國民鼎沸的政治危機，清朝統治者為了挽救垂死的命運，企圖以整軍耀武向日益壯大的革命力量示威。按照清廷慣例，辛亥年是新建陸軍三年一度的秋操年，清廷決定於舊曆9月在永平府（今河北省盧龍）一帶舉行大操。參加秋操的部隊分為東西兩軍。東軍由新軍組成，以馮國璋為總統官，由第二十鎮司令處和第一鎮、二十鎮各抽調一個步兵協，編為混成第一鎮，張紹曾任統制官，劉一清任參官，另有王佔元統領的混成第三協及部分馬、炮、工兵，總兵力約兩萬人；西軍以禁衛軍為主，舒清阿為總統官，由第四鎮司令處及該鎮步隊三標加上第六鎮步隊一標編為混成第四鎮，王遇甲任統制官，趙瑞龍任參謀官，另有禁衛軍混成第一協及部分馬、炮、機關槍隊，總兵力約一萬人。會操方案規定：演習結果西軍勝、東軍敗，以顯示清廷禁衛軍不可戰勝，用以壓制新軍。舉行永平秋操的訊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尤其是新軍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將領更為關心。第六鎮統制官吳祿貞接到從本鎮抽調部隊參加秋操的命令後，認為這是一舉推翻清廷的天賜良機，便派人與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聯絡。而張紹曾得知會操方案後，早看透了清廷利用秋操誇耀武力、壓制新軍、威脅革命勢力的用心，正憋著一肚子氣。便邀第二混成協協統蘭天蔚一起與吳會晤。三人秘密議定，演習時新軍實彈射擊，先掃清禁衛軍，再揮師入京，推翻清廷。隨後三人分頭部署進行準備。張紹曾將其主力由奉天調往直隸東部秦皇島、灤州一帶。正當各路會操部隊陸續開往駐地之際，10月10日（舊曆八月十九）舉世聞名的武昌起義爆發，清廷急忙下令停止秋操。因此，“士官三傑”精心策劃的秋操起義未能實現。
為了鎮壓武昌起義，清政府於10月14日下令由第五鎮及第三鎮的第五協、第二十鎮的第三十九協編為第二軍，由馮國璋督率開往武昌前線。張紹曾得知後，急忙召集部屬“共劃戎機”。而後，向全軍宣告：“湖北革命為除專制，主共和，名正而言順。專尚征討不合人情。況以同類相殘，世界無此野蠻，所有軍隊均不前進。”並回電清政府堅決拒絕南下。清政府見張紹曾擁一支勁旅虎踞灤州，控制著京東大門，十分驚恐。催促的電報接連不斷，遊說的專使絡繹不絕，均被張紹曾嚴辭拒絕。張紹曾擁兵灤州，拒不南下，引起了各方面的注引和關切。清政府方面，除繼續派人到灤州說項進行疏通外，還利用二十鎮中的保守勢力對張施加壓力，進行監督；立憲派方面，也想透過張紹曾以武力強迫清廷頒佈憲法；激進的革命黨人，則進一步加強了與張紹曾及其部下革命官兵的聯絡，促使他立即率部起義。在這種情況下，何去何從？張紹曾難以斷然下決心。最後為了維持好同各方面的關係，保持住他對二十鎮的統一指揮權，採取了折衷的辦法，就是先向清廷要求立憲，“陳述國是意見，如不採納，再行發動”。他以為這樣做，既可以做為拒絕“兵車南下”的理由，為聯絡北方革命力量爭得時間；又可以堵住保皇派的嘴，將來清廷不接受再發動起義，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同時也滿足了立憲派的要求，是各方都不得罪的“萬全之策”。於是在10月28日（舊曆九月初七），張紹曾與第三鎮護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蘭天蔚及部下協統伍祥禎、潘榘楹等聯名通電，提出十二條立憲政綱，並將通電內容寫成奏摺，於10月30日（舊曆九月初九）派人送往北京。行將陷於滅頂之災的清朝廷，接到張紹曾領銜的立憲奏摺，雖然十分驚恐，卻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於11月3日匆匆忙忙地頒佈了十九信條，企圖以君主立憲的手段欺騙人民、抵制革命、撲滅革命起義的火焰。清政府如此痛快地接受“十二條政綱”的全部內容，而且反應格外迅速，大大出乎張紹曾意料之外，他很快識破了清廷的騙局，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恰在這時，清廷為了支援鎮壓武昌起義的南征部隊，從國外購買了一批軍火，由沙俄的西伯利亞鐵路運到奉天，經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點收後，派彭珍押送運往武漢前線。彭家珍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同盟會員。他在接受任務起程之前，張紹曾發了密電，通知軍火起運及到達灤州的時間，要張“軍火到灤，妥為保護，免使資敵，為武漢革命之害”。張紹曾接到電報後，立即派人到車站做好佈署，軍火列車到達灤州時，全部截留下來，共有槍枝五千條，子彈百萬發。扣留之後，張紹曾一方面發電報給軍諮府說：“遵照鈞處弭兵意旨，將該項軍火暫留灤州，藉此對革命軍表示可以調停戰爭之意”，一方面發電報給武漢革命軍領導人黎元洪、黃興等，通知他們截留了清廷軍火，鼓勵他們：“盡力支援，以期達到革命之目的”。黎、黃覆電，表示感謝。
張紹曾擁兵灤州、“兵諫”立憲、截留軍火的行動，使清廷看出了他懷有“異志”。為了免除“肘腋之患”，便派吳祿貞去灤州進行“宣慰”。吳祿貞對張紹曾提出“立憲”，從一開始就不同意，正想說服張紹曾共舉義兵，便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到灤州後，他向二十鎮官兵發表講話指出：“萌昌傾北京兵南征武昌，諸君倘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備，可無血刃而定。然後綏靖士民，易置帝政，而傳檄東南，釋甲寢兵，天下定矣”。吳祿貞慷慨激昂的講話，使全鎮官兵大為振奮，磨拳擦掌，準備起義。最後吳與張紹曾、蘭天蔚商定，半月後舉行起義。屆時，張紹曾率部首先發動，由灤州方向直逼北京，攻東直門；吳祿貞率部沿京漢線北上，攻西直門；蘭天蔚做後應。三路大軍會師北京，犁除清廷。吳祿貞在灤州的行動，被隨其同往的軍諮府第三廳廳長陳其採密告清廷。當時，恰值山西新軍起義，宣佈脫離清廷，並推舉閻錫山做都督。清政府命令第六鎮第十二協協統吳鴻昌，率部鎮壓山西軍。吳祿貞在灤州得知這一訊息後，當即識破了這是清廷讓革命隊伍自相殘殺的陰謀，便急忙離開灤州，趕回部隊。
11月4日，吳祿貞回到石家莊後派人與閻錫山聯絡，於11月6日在娘子關與閻會晤，告之在灤州與張、蘭共同商定的進軍計劃。決定成立燕晉聯軍，推舉吳祿貞為燕晉聯軍大都督、閻錫山和張紹曾為副都督。吳祿貞從娘子關回到石家莊後抓緊擬定作戰計劃，準備立即起義。並將組織燕晉聯軍的情況和起義計劃電告灤州。七日晚，接到張紹曾電報：“本軍已整裝待發，請與山西軍前來會師”。吳祿貞立即揮毫擬好迴文：“願率燕晉子弟一萬八千人以從。”這時他的心情十分激動，只待新的黎明到來，即可高舉義旗，揮師北京了。不料，就在這天深夜，吳祿貞在石家莊火車站被其部下暗殺。同日，清政府下令免去張紹曾第二十鎮統制官職務，升任他為“陸軍部右待郎”兼“長江宣撫大臣”。張紹曾看到吳祿貞被刺，自己兵權被奪，心灰意冷，失去了立即發動起義的勇氣，又看到清政府透過徐世昌勾結四十協協統潘榘楹，暗中監視，迫使自己“南下就職”。於是更加畏縮，便以養病為理由，電奏清廷：“懇開恩去差缺，回津就醫”、辭就“長江宣撫大臣”之職。清廷回電：“趕緊調理”，批准了他的請求。紹曾遂於11月11日離開二十鎮，到天津息身。”“士官三傑”密謀的第二次起義計劃又遭破產。
三、安撫西盟，抗擊“庫軍”
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職務後，在內地實現了暫時的統一。但蒙古一帶仍然很不安定。辛亥革命時期，沙皇俄國策動外蒙乘各省紛紛獨立之機，宣佈脫離清王朝，於1911年12月16日成立了所謂“大蒙古國”。推出皇帝，拼湊內閣，建立了傀儡政權。並先後驅逐了清廷派駐庫倫的辦事大臣和駐守烏里雅蘇臺的將軍。沙俄在導演外蒙獨立醜劇的過程中，還指使庫倫集團向內蒙進行誘騙和挑撥，企圖使整個蒙古都脫離中國。而當時內蒙的一些上層當權人物，由於害怕本身世襲罔替的富貴爵祿隨著清王朝的滅亡而取消，所以對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抱著懷疑、牴觸態度，有的甚至密謀策劃響應外蒙獨立，投靠庫倫集團。在這種情況下，鞏固西北邊陲，需派既有軍事謀略又有政治才能的幹練官員鎮守綏遠。而袁世凱的親信中，誰也不願到這個貧瘠荒涼、氣候惡劣的地方去作官，於是，衰世凱便選中了張紹曾。任命他為綏遠將軍兼墾務督辦，授予陸軍中將職銜。紹曾一則願意對國家民族的統一有所建樹，二則也想與袁棄嫌修好，便接受了這一任命。
1912年（民國元年）舊曆9月，張紹曾帶領呂均、朱泮藻、蔡匯東、唐寶鍔等少數部屬及幕僚到達綏遠。當時的綏遠城，是蒙、漢、滿、回等民族雜居之地，治安相當混亂。地方軍隊團警無所約束，胡作非為；土匪搶劫、訌爭的事件時有發生；種族之間對立情緒嚴重，特別是蒙古、滿族人對民國派去的官員猜忌更甚。有的公開拒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甚至把官府文告中所有的“中華民國”字樣剜掉。張紹曾到任之後，採取“以誠相感、恩威互用”的手段，對地方官員及各界名流赤誠相待，耐心宣傳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宗旨及漢、滿、蒙、回各族一家的政策；整頓地方軍隊團警、懲處土匪惡棍，使綏遠地區很快安定下來。
但是由綏遠將軍管轄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卻一直不同綏遠往來。這兩個盟因在內蒙西部，俗稱西二盟，簡稱西盟。從民國建立到張紹曾到任八、九個月的時間，西二盟十三旗始終與民國無任何聯絡。在此期間，外蒙庫倫集團曾兩次傳檄西盟，煽動獨立。尤其是烏盟曾經派人“持文往庫相商”，大有“背民國而向庫倫之勢”。伊盟雖對庫倫獨立“頗多疑慮”，卻致電北京內務部反對共和。為了儘快安撫西盟，張紹曾於10月29日照會烏、伊兩盟各旗，約其派代表到綏，共商治理西盟事宜。照會發出後，不僅沒見到各盟旗代表到綏，相反，卻接到了烏盟各旗聯銜反對的迴文。張紹曾意識到，對待各盟旗王公不能只柔不剛，也不能只剛不柔，必須剛柔並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待之以信。他決定召開“西盟會議”，把兩盟正副盟長及所屬各旗札薩克全部召集到綏遠。一方面防止他們繼續與庫倫集團勾結，同時向他們宣傳解釋五族共和的宗旨和政策，共商開發西盟的大計，使其服從中央，避免分裂。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成立了專門機構負責會議準備和各盟旗王公到綏遠後的招待工作。並命呂均、蔡匯東等負責就政治、外交、軍事、實業、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做好準備。
為了保證兩盟十三旗王公能夠到綏參加會議，張紹曾採取了“武裝邀請”的辦法。派少將朱泮藻為烏盟招撫使，先帶兵招撫影響最大，態度頑固的烏盟盟長勒旺諾爾布。朱帶領騎兵一營、步兵一營、機關槍、炮兵各一連，從11月15日出發，日夜兼程，於17日晨到達勒王駐地四子王旗，包圍了王府。勒王從睡夢中驚醒才知已被包圍，便下令護府蒙兵繳械。朱泮藻向他告知來意，請他赴綏參加會議。勒王表示悔悟，並於23日隨朱到達綏遠。張紹曾熱情接待，向他解釋五族共和的意義和中華民國對蒙古的政策，並報請大總統批准，將其爵秩由原來的郡王晉封為親王。雙方感情日益融洽，12月1日，勒王親自寫文告通知烏盟各旗札薩克來綏遠協商贊助共和事宜。
伊克昭盟盟長阿爾賓巴雅爾也是由部隊“請”到綏遠城的。開始張紹曾先後兩次派人到他的駐地杭錦旗，均託病不見。於是派團長孟效曾、協領李春秀帶兵前往召集，並嚴令他們到各旗後要“寓剛於柔，毋稍騷擾”。孟、李二人帶領隊伍於12月26日到達杭錦旗，見到盟長，陳說利害，阿王連連道歉，並派人隨同隊伍到所屬七旗催促各札薩克赴綏。到1913年（民國二年）1月24日，西盟十三旗，除烏盟的烏審旗外，其餘十二旗札薩克均到達綏遠。每位盟長或札薩克到綏遠後，張紹曾都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使各盟旗王公深受感動。正式會議於1913年1月23日上午舉行，張紹曾將軍和烏、伊二盟盟長，歸綏觀察使潘禮彥等都在會上講了話。張紹曾的講話，博得了一致贊成和歡迎。會議通過了《西盟王公會議條件大綱》共計五條十八款。主要內容是（一）、實行贊助共和；（二）、不承認俄庫協約；（三）、請兵保護西盟要地；（四）、籌劃蒙民生計；（五）、振興蒙人教育。會上，烏盟和伊盟各旗札薩克還分別發表了不認俄庫協約的聯合通電。
西盟會議從召集到結束，歷時九十多天，各盟旗王公及隨行官員、伕役多達七百餘人。攜帶的駱駝、騾馬超過千匹。為民國初年綏遠的壯舉。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在於：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避免了內蒙分裂，鞏固了年輕的中華民國的西北邊陲。這是張紹曾的一大歷史功績。
西盟會議的成功，對外蒙庫倫集團的擴張野心是沉重的打擊。於是，在沙俄唆使之下，乘機進擾內蒙。1913年（民國二年）6月，庫軍分三路大舉南侵。西路進攻包頭一帶河套也區；中路以重兵沿庫倫通向綏遠的大道，經百靈廟，直犯武川，想奪取歸、綏二城；東路則進攻滂江、西蘇尼特等處。為了保衛邊防，張紹曾在事先已分三路做了防禦部署。西路以孔庚為司令官，駐守包頭，防區由包頭至寧夏界沿邊一帶；中路以朱泮藻為司令官，駐守歸化城，防區由包頭至隆盛莊沿邊一帶；東路以陳希義為司令官，駐守大同，防區由隆盛莊至察哈爾沿邊一帶。庫軍大舉南侵使戰局趨於緊張。開始時，三路防線戰鬥都失利。東路敵軍佔據滂江和西蘇尼特旗；西路孔庚部在烏蘭腦包遭敵埋伏，死傷慘重，烏蘭腦包、二分子、大佘太等地均被庫軍佔領；在中路，初戰也很不得手，百靈廟、後漢都被庫軍佔領。第二混成旅旅長吳吉昌被圍，雙方激戰，官兵傷亡很重。張紹曾看到軍情急迫，經請準大總統袁世凱和參謀部、陸軍部，急電調駐防灤州的第二十師第八十混成團，晝夜兼程，火速援綏。
戰局最緊張的時候，庫軍一支兩千餘人精銳騎兵，採取四面包抄的戰術，直逼綏遠城，而當時由於軍隊都開赴前線作戰，城內空虛。參謀長呂均勸張紹曾暫時離開綏遠，以免被擒。紹曾拒絕了他的建議，親自部署防務，巡視城防，帶領全城團警固守待援。他對這場抗擊侵略的戰爭是滿懷勝利信心的，曾寫《夜徵蒙古》一詩，以銘心志：
涼霄漠漠寂無聲，
閒統星辰試夜徵。
敢役南箕充探馬，
卻勞北斗做標兵。
銀河一劃開天陣，
碧月千秋繞大營。
擾擾攙槍何所亟，
昂頭四顧劍錚鳴。
這首詩表達了張紹曾指揮若定的大將風度和役使星辰的氣魄。
7月1日，第八十混成團團長徐廷榮帶領隊趕到綏遠。二十師本是清末新軍二十鎮改編的。徐廷榮是張紹曾的老部下，到綏遠之後格外奮勇，立即投入反擊中路敵人的戰鬥。先擊潰庫軍二千餘人，收復黑沙圖廟，又經連續激戰，奪回召包嶺，後漢鷀鵠( 字型檔沒有)，直逼百靈廟。7月10日，八十團向百靈廟發起攻擊。將士們頂風冒雨，越嶺攀山前進。經過一場激戰，殲敵三百餘人，重傷敵王爵指揮官一名，迫使庫倫軍連夜逃竄一百八十餘里，收復了百靈廟。
中路戰事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其他兩路。西路部隊相繼收復了失地，驅逐了入侵之敵。在東路，開始時敗退的騎兵第二團三營營長謝若霖，因喪失陣地被張紹曾下令槍斃，明正軍法。繼派第一混成旅旅長孟效曾帶領混成支隊，收復了西蘇尼特旗。7月16日，出征將士凱旋，張紹曾率領綏遠城軍、政、學、商各界代表，在城北公主府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張紹曾指揮三路軍隊擊潰入侵的庫倫軍，為保衛國家邊防、維護國家統一做出了重大貢獻。大總統袁世凱為了表彰張紹曾的功績，授予他“陸軍上將勳三位”秩爵和一等文虎章。然而，袁世凱對張紹曾終究是不放心的。綏遠局勢安定之後，於1914年（民國三年）4月，乘調整行政區劃之機，將其調離綏遠。（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