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800年前後,曾經異常耀眼的北方半月形地帶也歸於沉寂,長江流域更是毫無生機。唯有後世被稱作天下之中的洛陽盆地卻綻放出特別異樣的光芒。不同於既往古國時代各支考古文化星光熠熠,此時一輪明月從古老的伊洛河畔升起,我國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王朝在此時盡顯王朝氣象,一個嶄新的都邑也傲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向後人訴說著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傳承和光輝的歷史。
二里頭時代的中國
我們這裡用中國這個詞不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傳承的概念。我們歷史上的夏王朝也遠遠不及今日中國的疆域,即便東周時期所謂軸心時代的中國實際疆域也是有限。但我們的歷史是從這裡開始的,我們的文化是經過上三代王朝的繼承和發展並在後世不斷相容幷蓄多元文明因子而一脈相承的。
見上圖,是我們根據見諸於各個考古文獻上的主要考古遺址繪製的這個時期的考古文化分佈區域圖。
二里頭西部隴海高原區域分佈著眾多的齊家文化遺址,河套陝北地區是朱開溝文化,東北方燕山南北廣泛分佈著夏家店下層文化,再往裡,晉中北分佈著白燕文化(命名不一,有稱光社文化等,我們這裡不做詳述)。豫北冀南地區是下七垣文化的幾個型別,東部散佈著嶽石文化的諸型別。長江下游地區依次是鬥雞臺文化、點將臺文化和馬橋文化。峽江和四川盆地則是中堡島、朝天嘴、三星堆等遺存。贛鄱地區這個時候也進入了我們視野,這裡之後形成了非常發達的原始瓷傳統。後世的瓷都景德鎮出現於此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從圖上看來,二里頭文化的確不是分佈面積最大的,從遺址數量來看,齊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據估計有幾千處考古遺址,去除兩者年代較長因素,二里頭這三百年期間也至少有一千多處考古遺址,比二里頭文化的800處要多。
從面積來看,嶽石文化有25-30萬平方公里,下七垣文化是6萬平方公里,二里頭文化大體是18萬平方公里(燕東生《海岱考古與早期文明》2019)。嶽石面積雖廣,但已發現考古遺址數量並不多,有300餘處。除了考古力度或許不足之外,能說明什麼呢?
如上圖所示,二里頭文化西境在關中東部,西南方向到達丹水流域,向南已經抵達長江北岸,荊南寺和盤龍城都有比較深的二里頭文化痕跡,鬥雞臺文化也受二里頭文化影響深遠,包括北方的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乃至夏家店下層文化,都能夠看到二里頭陶禮器的存在。而恰恰是東部最近的嶽石文化鮮見二里頭禮器的存在。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分庭抗禮?
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不妨將時光向前推進一兩百年,看下夏王朝的先人究竟為子孫打下了怎樣的基礎。
大禹連同伯益族群分別橫掃了長江中游和下游,尤其長江中游,可謂徹底失去了元氣,在二里頭時代這裡幾乎沒有什麼考古遺址的存在,之後商人如入無人之境,輕而易舉接管了夏人的控制,並於此建立了盤龍城這個南方重鎮,作為商王朝銅料的重要軍事控制重鎮。長江下游地區也大體如此,雖然鬥雞臺、點將臺、湖熟、馬橋、錢山漾表名這裡也不乏夏商時期考古文化的存在,但著實疲弱,整個長江中下游基本上都是到了西周後期,隨著楚越的興起才再現生機。
大禹這一舉動為其子孫打出來了這個方向幾百年的安寧,讓龍山時期中原族群最大的敵人,江漢三苗族群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至於東南方向,主要是東夷族群的勢力範圍。西部關中地區最早是由啟伐有扈完成的征服,在二里頭時期,二里頭聯合晉西南的東下馮進一步挺近關中,將這裡的客省莊人驅逐,客省莊融入了齊家文化和北方諸族群之中。啟徵西河不僅讓夏人控制了晉西南這個銅和鹽的礦產豐富地區,也同時臨汾盆地成了空白地帶,這裡也鮮有發達的考古遺址再次出現。
由是,關中地區和臨汾地區在二里頭時期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區域。說明齊家文化與朱開溝文化沒有在西北兩個方向對初生的夏王朝構成過領土威脅。從以後有關夏代的隻言片語的文獻中我們也未見有關這兩個方向的動作。與考古所見相合。
所以對於二里頭文化來說,東部的嶽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是其主要威脅,而下七垣文化早期是在北部的漳河流域,其擴張到豫北的輝衛型別也是後期的事情了。所以二里頭文化最大的敵人就是東部夷人。
夏夷共同構成的早期中國版圖
事實上,文獻上所見夏朝的主要記載也充斥著各代夏王與東夷人的來往與戰爭,我們上文談過的啟益之爭是夏夷之間反目成仇的導火索,啟死了以後,太康耽於享樂,整日狩獵,荒廢朝政,被羿放逐以後,東夷人掌握了夏王朝的大權,之後寒浞竄羿以後,更是對夏王族進行了追殺。相與其子少康基本上處於流亡政權的狀態,少康利用其母族勢力(有湣氏)反殺了寒浞,夏王朝得以中興,而其母族也是東夷人。夏夷的聯姻關係頗似姬周的關係。而夏人無疑還是佔據著上位,也就是說,夏夷的聯盟在少康之後一直維持著主從的關係。
我們不妨簡單羅列下,相時期徵黃夷、少康時期方夷來賓、芬三年九夷來御、荒即位與九夷東狩於海、洩二十一年任命了多個夷族首領、發即位的時候諸夷賓於王門並獻舞
如上圖所示,13代夏王,有7代夏王與東夷人的交往見於文獻,直至末代夏王桀的上一代發,諸夷還是臣服狀態。
按照考古所見,二里頭文化等級是很森嚴的,二里頭遺址毫無疑問處於最高等級,不僅有多座大型宮殿、井字形大道、居中的禮制、青銅禮器墓葬、官營青銅作坊、綠松石作坊這些均不見於其他遺址,同時城址規模也等級分明,學者考證二里頭文化為清晰的四級聚落,二里崗為三級(見陳國樑先生文章),二里頭時期不僅二里頭文化所處區域沒有可以企及二里頭的遺址存在,其他各個文化區均不存在這樣的考古遺址。唯一幾座中大型遺址均在二里頭文化區內,如50萬平米的大師姑和170萬平米的望京樓,均是高牆深壕,屬於夏王機地區軍事重鎮。而恰恰防守的方向是東部,其防禦的人是誰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同時期嶽石文化雖然分佈範圍廣大,但並未發現中心類的遺址,更不要說城址了,其實也很好理解,這說明此時東夷並非一個統一的政體,文獻上所謂的九夷也說明此時東夷族群是分出來多個族群的。這些族群實際上為了得到夏王朝的支援各顯神通,所以才有了夏王與不同夷族進行交往的記載,而不是每次都是與所有夷族交往。
那麼其他文化區是否也是如此呢?我們覺得很有可能,考古上無論齊家文化還是朱開溝夏家店這幾個相對廣闊的考古文化也未見大型中心遺址的存在,由於我國文獻以中原為核心,所以周邊地區未見記載罷了,我們知道大禹將天下劃分為九州,《尚書》有禹貢一篇,記載了禹分九州及各州情況與上貢物產等事件。這些應該不是空穴來風。以禹跡之廣和大禹南征北戰的記載來看,禹時代已經有了天下觀,而禹將天下之中定在河洛地區也是完全可能的,這也是武王伐紂時候在此求有夏之中的原因,同時被周公立杆測影所佐證。
此時是否形成了《禹貢》所述的五服體系我們不敢肯定,但內外服肯定是存在的,如上圖所示。紅色圈內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分佈區,第一道黑圈是夏王朝政治勢力完全可以掌控的區域,這個區域裡除了東方的嶽石文化諸夷勢力較強,其他幾乎不存在任何可以威脅到夏王朝的考古文化。所以我們認為第一道黑圈事實上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實際版圖,這個區域應該能夠是夏王朝統一管理範圍。至於二里頭文化,只不過是夏后氏及其宗族的文化而已。
外圍這道黑圈中,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蜀地考古文化(按照目前考古認識,此時為寶墩和三星堆之間的過渡期文化,可稱為魚鳧村文化)都有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學界多位學者對此有過分析梳理,我們不做詳述)。外圍這個區域屬於外服方國區域,同樣也存在著與中央王朝的貢賦體系,不過沒有那麼緊密罷了。
這就是二里頭文化所體現出來的廣域王權特徵,實在太清晰不過了。
我們再看下二里頭遺址作為都城展現出來的資源控制情況(限於篇幅,其他都城特性我們此前多有講述,這裡不贅述了)
由上圖可見,銅、鹽、綠松石、白陶、漆木這些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資源來自四面八方,而在二里頭遺址的官營手工作坊進行加工,生產出來大量代表了王朝統治的禮器。這些禮器被中央王朝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我們無論在嶽石文化還是其他各個文化中未見青銅禮器的存在,而不乏各類青銅飾品和兵器等器物。這是王朝統治者對話語權的掌控,被後世商周王朝以多種方式繼承。
夏人之所以將王國中心從嵩山南的登封地區逐漸北移至新砦,最後落在伊洛盆地的二里頭,原因是多方面的,防禦重心的轉變和環境的變遷應該是主要原因。環境考古所見,在龍山晚期,伊洛河交匯點西移至今天二里頭遺址的西面,這樣這裡出現了大面積的沖積平原,水土豐美的洛陽盆地非常適合人類定居。這裡北倚邙山黃河,西靠秦嶺餘脈熊耳山,南面是嵩山洛河,東西兩側通道易守難攻,山河之險形成了一個不用築城的龐大區域。僅洛陽盆地一隅就發現有200多處二里頭時期的考古遺址,這裡的繁茂可見一斑。
古人擇都的智慧來源的確是我們無法想象的,以這裡為天下之中的天下觀自此完全形成,隨著商周兩代對求中這種宇宙觀的追捧,“中”這個字成了中國這個詞的根源,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