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墨佛1884年出生于山東萊陽穴坊西富山村，原名孫鵬南，又名孫巍。其父為當地的通議大夫，為人善良，樂於助人，在鄉里很有威信，被鄉人譽為“孫善人”。
1908年，二十五歲的孫墨佛見國事日非，遂放棄學業，經早期民主革命志士、安丘人劉大同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為推翻清廷，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足跡遍十八行省，參加策動過山東省獨立，討袁時他任北方護國聯軍總司令部秘書主任，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事件中，任軍政府海軍艦隊司令部參議的他，事先得到情報，因此智救過孫中山，反蔣、抗日、反內戰……一路風雨，一路浩然。
盧溝橋事變後，應景梅九、焦子靜等同盟會諸老友的邀請，五十四歲的孫墨佛先生決定復出，鋌而走險，隻身奔赴南京，奮臂疾呼抗日。其時，他已寓居北平拜清史館館長柯鳳蓀及清史館總編纂王晉卿為師習文史多年，期間也常與夏蓮居居士研易參禪，清淨身心。
“辛亥革命”的參與者、一身抱負的孫墨佛先生之所以會隱居京門，還要從二期北伐後的“中原大戰”說起。
1928年，應馮玉祥將軍邀請，孫墨佛在河南創辦“民權縣”，1930年，又出任禹城縣縣長。時中原大戰爆發，他與國民黨元老李根源和建立尚志社的民主革命者王鴻一一起，斡旋反蔣。然而，國民黨內反蔣派的擴大會議和張家口抗日先後流產，對時局發展失望至極的孫墨佛，便一心從事起著述編纂工作，不再過問政事。
盧溝橋事變後，接到老友的函邀，又激起了他的民族大義。就如他在《懷老友鄆城王鴻一朝俊先生》一詩中所說的那樣：“胸中抱負乾坤器，不會風雲太不平。”國家有難，挺身而出，當是義不容辭。
孫墨佛到達南京後，又溯江西而上，經皖、蘇、贛、湘、鄂、豫等，一路跋涉迂迴，一路呼籲全民一心、鼓動各方聯合抗日，幾個月後到達西安，與山東同鄉和故交劉子衡先生會合。
經史學家劉子衡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七·七事變”前，在廬山見過蔣介石，當時蔣詢問他救國之策，劉子衡毫不猶豫地回答：“聯共以抗日。”
為宣傳抗日，劉子衡廣交社會著名學者，與蔡元培、聞一多、老舍等人經常來往，又利用給林森、馮玉祥、胡宗南、顧祝同、王耀武、何應欽、白崇禧等國民黨軍政要員講課的機會，積極宣傳團結抗日的主張，揭露反動勢力的投降陰謀。
孫墨佛與劉子衡志同道合，交往甚密，之前就合作著有《周易正義》《尚書校生》兩部經學論著。從1981年孫墨佛所作《追悼老友劉子衡先生》五律詩中，可見他們之間情誼深厚：“噩耗斷瑤琴，失聲慟在心。常張言在耳，懷舊淚盈襟。悲歌孤鶴唳，痛哭老龍吟。天開文運日，何處訪知音。”
雨汀先生2005年發表於《人物春秋》雜誌上的《懷念辛亥革命老人孫墨佛》一文中稱：“孫墨佛雖長劉子衡18歲，但孫極佩服劉，稱之為‘劉先生’，劉則尊稱孫為‘大哥’。”可見他們的這種感情，除了學識上的相惜，更多的是思想上的相通。
這次在西安，二人更是風雨同舟，形影不離，共同宣傳抗日，強烈反對內戰，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
到達西安後不久，孫墨佛見到了時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的“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先生，地點是在景梅九先生家中。
景梅九和孫墨佛一樣，都是中國同盟會的早期會員。1923年在中國國民黨改組會議上，景梅九就率先表明堅決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後見國民黨政府日益腐敗和反動，於1930年憤然退隱家園，纂修縣誌，創辦國學社。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組織決定在西安辦一份民間報紙，以利於宣傳團結抗日路線，便邀請景梅九出任社長，復刊他於1911年創辦的以“贊助真實立憲”“提倡愛國精神”為宗旨的《國風日報》。
這次復出，對於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孫墨佛其實是抱有很大希望和憧憬的，在與景梅九相談時，他曾以“渤澥無涯浪拍天，康乾盛世在樽前”展望過。同樣，孫墨佛與林伯渠先生的這次相談也十分融洽，臨別之時，林伯渠邀請他方便時去延安看看。無奈時勢所限，終是沒有成行。後來孫墨佛在《長安會林伯渠先生一夕話》一詩中，表達了對此事的惋惜之情，詩中說：“滿院西風躁晚鴉，長安一話在誰家。當年不作延安客，辜負先生太覺差。”詩後有記：“事記西安景梅九先生家違林伯渠之約。”
逗留西安的1940年，聽聞張自忠將軍在與日軍的戰鬥中不幸殉難後，孫墨佛寫下了《悼張自忠將軍殉職》二首，其中有句“八年抗戰全盤計，如此英雄有幾人”，充分表明了他對將軍的敬仰之情和對各方聯合抗敵的願望。
抗日戰爭期間，孫墨佛與劉子衡共赴國難，抗戰勝利後，他們又一道投入到反對內戰的鬥爭之中，這就有了後來二人在徐州遭特務槍擊的事。
當時，他們由西安至徐州，晤談反美反蔣制止內亂問題，併到駐軍當地的顧祝同部遊說放棄內戰，又去勸說濟南的王耀武走和平建國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期間，適逢地方為張自忠將軍舉辦“殉國紀念大會”，墨佛先生受請又奮筆為將軍寫下了“乾坤正氣平三島，海岱雄風震十洲”的輓聯，字字豪邁，句句大氣。
1946年秋，孫墨佛、劉子衡等再次前往濟南見王耀武。席間王耀武以好酒款待，墨佛先生嘲笑道：“你這是什麼酒？莫非民脂民膏嗎？若是，我則不敢喝。”王耀武聽後，臉上忽白忽紅，很不自在。當時任國民黨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主任的王耀武已加入內戰的行列，並於當年10月底出任山東省主席。就是在這一個月後，王耀武赴南京述職時，劉子衡寫出了那篇著名的《打不得九論》。
這篇闡述反內戰的文章最早是全文發表在《山東公報》上，又相繼被《大公報》、新華社等轉發，因此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正在上海為爭取和平民主、制止內戰進行復雜艱鉅鬥爭的董必武先生，親自派專人攜函前來表示讚許。同時，《打不得九論》也惹怒了南京政府。此後，劉子衡與孫墨佛就一直被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跟蹤。
1948年2月24日夜，已返回徐州的孫墨佛與劉子衡正在雲龍山招待所休息，忽遭國民黨特務槍擊，多虧衛兵們奮勇反擊，特務倉皇逃去，二人才倖免於難。中共華東局聞訊後，曾特地派人登門慰問。“八載禦寇抗東胡，雲龍扼遭鬼揶揄。深幸我與衡公俱，一時風聲遍三徐”，事後，孫墨佛在詩中如是說。當時的險惡和其為了民族統一大業的大無畏精神，可見一斑。
或許誰都不會想到，僅僅過了七個月，王耀武就在濟南戰役中被俘，成為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一員。而此時的孫墨佛先生，出任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繼續致力於祖國統一事業。
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又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一次在政協的學習會上，孫墨佛與他的兩位“老對手”相遇。一位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溥儀，他是青年孫墨佛在辛亥革命中推翻的封建社會的代表；另一位就是多年前不聽他“停止內戰”勸導的王耀武。
會後，三人把酒小酌，孫墨佛當場賦詩一首相贈：“相逢對話真如夢，醉酒漫談前半生。”可謂前事如煙，老對手相逢一笑泯恩仇，新中國如願成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也成為了新中國統一戰線上的老朋友。
1952年6月，由周恩來、董必武舉薦，年近古稀的孫墨佛被聘為中央人民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心著書吟詩、研究書法，直到逝世。生前，他把自己的墨跡珍品捐贈給全國許多文化單位，為國家和人民留下了大量的寶貴財富。他寫過的“還我河山息劫塵，當年租借更無因”表達了對香港迴歸的期盼，而“解放乾坤人類福，三千世界盡歡顏”“大公處事無論比，自古到今第一人”則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偉人的敬仰，“樽前放歌新天地，世界三千入大同”更是對祖國的美好祝願。
墨佛先生一生剛直不阿，豪邁任俠，且深具民族大義，交際廣泛，除了以上人物，他與蔡公時、傅作義、鄧天一、方振武、王駕吾、梁漱溟、張大千、齊白石、梅蘭芳等民主人士也多有交往。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上，他受到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的接見。曾在103歲時，欣然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82歲生日題寫壽聯：“美化乾坤新世界，安排宇宙大家庭”，一時傳為佳話。
1987年9月5日，孫墨佛先生以104歲高齡在北京逝世，當時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詩詞大家孔凡章為其作輓聯一副：
早歷桑滄，親看時代風雲，自晚清、洪憲、民國，至華夏中興，閱三萬八千朝夕；
晚歸槐苑，回憶平生蹤跡，以文人、幕府、書家，享椿年上壽，凡一百零四春秋。
這副聯文字精練、情文並茂。上聯以孫墨佛先生百歲人生經歷三朝的時段為序，下聯對應孫墨佛在各個時期的身份，很確切地概括了這位“辛亥革命老人”不平凡的一生。
隨後，其家人把他的書畫作品千餘件及家藏書畫精品百餘幅陸續捐贈給故鄉山東。同時，濟南大明湖南豐祠內為其建立的“劍門書畫館”的開館和半身銅像的落成，都是為了紀念這位從萊陽鄉間走出的、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老人”傳奇的一生，當然也包括他那種“欲信大義於天下”的風度。
圖文來源：煙臺日報、網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