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英國人打算修一條從緬甸到雲南的鐵路，於是派了一支武裝探險隊到中緬邊境探查地形。進入雲南地界之前，英國人沒有跟清朝地方政府打招呼，所以雲南這邊誰也不知道有這事。然後，一個名為馬嘉裡的英國傳教士兼駐華使館職員領著隊伍闖進雲南邊境，來到景頗族群眾的聚居地。
景頗族老百姓看到一群荷槍實彈的外國人跑了過來，立刻提高警惕。英國人說他們要到附近勘察地形，景頗族老百姓認為他們可能別有用心。領路的馬嘉裡很不耐煩，加上他瞧不起中國老百姓，於是開槍嚇唬人。景頗族人大怒，當場打死馬嘉裡，嚇跑了探路隊。
大使館職員被山林群眾活活打死，這讓英國人很不滿意，於是找清政府交涉。李鴻章奉命出面處理這事，經過“心平氣和”的商議之後，雙方簽訂《煙臺條約》。條約中有一個條款，要求清朝要派一名“使臣”到英國“賠禮道歉”，然後就地擔任大清國駐英公使。
既然已經在條約上籤了字，就得找人去幹這個活。但是，慈禧和光緒點名讓誰去，誰就使勁撲稜腦袋。因為誰也不想去丟這個開天闢地的大臉。
那個時候，作為華夏正牌大一統帝國的清朝，篤信以往各個前輩王朝的外交原則：我華夏文明威震四方蠻夷諸邦，理應“萬國來朝”，接受“貢使”朝拜，但決不能派人前往蠻夷，與藩屬商量事情。（列強不久前設立駐華公使已經很丟人了）
所以，學過四書五經的朝廷命官沒有一個願意去“丟人現眼”。既然如此，朝廷乾脆選了一個“風評不好”的人“老實人”去幹這趟差事，郭嵩燾隨即入選。
郭嵩燾“風評不好”是因為做人太正派，心眼太少
湖南人郭嵩燾打小就是立志報國、熱愛學習的好小夥。18歲那年在著名的嶽麓書院讀書深造，跟曾國藩等一批湖南大人物是關係要好的同學。
不過郭嵩燾跟曾國藩比起來，當官的路走得很不順。1838年，他和曾國藩一起進京趕考。後者一次性透過，開啟了公務員生活。而郭嵩燾不僅這次沒考過，兩年以後再衝刺時也落了榜。有些灰心喪氣的郭嵩燾，選擇暫時去浙江給當官的人打工當秘書（幕僚）。期間，他沒有完全放棄“國考”的目標，後來又拼了3次，終於在1847年考中進士。
郭嵩燾
本來要開始當官了，卻趕上父母病逝，不得已又在家守喪好幾年。這幾年，他也有機會結識了左宗棠等一批大人物，為自己積攢了“人脈”。
不久，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郭嵩燾跟著已經是大官的曾國藩處理湘軍的軍務。由於工作認真勤快，而且跟曾國藩、左宗棠等關係比較好，所以有機會被推薦去了北京中央任職。據說，曾國藩特意囑咐他：“你這人學識很好，辦事效率也高，就是性格太直，以後去京城當官，你得改改這脾氣。”
曾國藩是好意，但是後來證明沒什麼用。
1856年，郭嵩燾來到京城擔任翰林院編修，相當於皇帝秘書處的秘書。
在京城官場上，戶部尚書肅順很欣賞郭嵩燾。大概是因為兩個人性格都比較剛正，辦事都屬於雷厲風行的風格。肅順得罪的人很多，但是咸豐皇帝很看好他，所以仇人對他沒辦法。但是郭嵩燾卻以為剛正不阿才是肅順的“無敵”之處，以後他自然會因此摔跟頭。
肅順把郭嵩燾推薦給咸豐皇帝，皇帝好幾次召見了他。郭嵩燾年輕時接受過湖南的精英教育，加上在浙江給人打工的時候經歷過鴉片戰爭，見識相對比較進步，皇帝很欣賞，便把他納入了個人智囊團（入值南書房）。
1859年，皇帝給了郭嵩燾一個實踐鍛鍊的機會，讓他去協助位高權重、戰功赫赫的僧格林沁辦理天津的防務。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王爺，氣派足，架子大，郭嵩燾找他報到時（很可能是空著手來的）他愛答不理。41歲的郭嵩燾表現得並不“老成”，反而覺得自己是皇帝親派的，並不是僧格林沁的直接下屬，沒必要對他僧格林沁點頭哈腰。自然，兩個人合作得很不愉快。
這年10月，郭嵩燾按皇帝的意思去山東沿海處理貪汙稅收的事。當地官員知道以後都想方設法地送禮巴結他。但是郭大人屬於清廉正派的官，既不接受公費住宿、也不接受公款吃喝，送禮塞紅包的也一律不要。
郭嵩燾本人覺得自己走得直、行得正，良心上很舒坦。但是，他手下隨行的那幫人絕大多數都是官場“老油條”，都盼著借這次辦案的機會“撈他一筆大的”。結果嘞，一毛錢也沒撈著。
於是，隨行人員很憋屈，地方官員很尷尬。大家都對這個不懂“遊戲規則”的愣頭青很是不爽，尤其是隨行人員裡還有一個僧格林沁安插的眼線——李湘棻。
李湘棻“暗中觀察”著郭嵩燾的一舉一動。郭嵩燾到了辦案的各個地方之後，認真清查賬目，發現了巨大的貪汙行為，於是採取各種措施把官員貪汙的稅款想盡辦法拿回來，並交到朝廷。但是，雖然他採用的各種臨時手段比較奏效，卻因為是自己“獨斷專行”，而被得到訊息的僧格林沁忌恨不已（竟然不跟我派的李湘棻商量一下）。另外，山東巡撫也因為郭嵩燾啥事都不跟自己商量而氣得要命。
郭嵩燾處理貪汙的舉措很大程度上是傷到了王爺和巡撫的錢袋子，於是遭到兩人的彈劾。皇帝不敢不聽僧格林沁的意見，於是把郭嵩燾召回京城，繼續在南書房幹活，此後就受到了冷落。
1860年，郭嵩燾實在忍不了內心的憋屈和別人的誹謗，於是聲稱自己有病，辭了官回了湖南老家。
到了湖南一帶，就是回到了“自己人”的勢力範圍。這時的老同學曾國藩在與太平軍鬥爭的過程中，已經帶領湘軍做大做強；昔日和他一起在曾國藩手下打工的李鴻章也成了淮軍的統帥。兩人都積極支援郭嵩燾過來一起創業。
於是，1862年，郭嵩燾在曾、李的舉薦下，出任兩淮地方財政官員（兩淮鹽運使）。在好友們的照顧之下，他迅速升官，最終出任廣州巡撫。
眼看都是奔五十的人了，好友們都希望他為人處世圓滑一點，可惜郭嵩燾“本性難改”，依舊是那麼耿直。以前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身邊，有他倆照著，郭嵩燾率性為官沒什麼問題。現在自己成為一方大員，離開保護傘而另立門戶，郭嵩燾似乎沒有認識到處境不一樣了。他依舊直來直去，眼睛不揉沙子。
擔任廣州巡撫期間，郭嵩燾先後和兩任廣州總督搭檔，結果都搞得很不愉快。甚至，以前的好友左宗棠奉命來廣州追剿太平軍餘黨，也因為公事處理方面被郭嵩燾弄得很沒面子。
幹了三年巡撫，郭嵩燾發現上級對他不滿、同僚對他忌恨、下級對他不屑，裡外不是人，最終於1866年卸任回家。
真心實意想當好駐英公使，卻被“小報告”坑成“漢奸”
從巡撫任上心灰意冷地回家之後，郭嵩燾喝茶寫書，順便打聽時政新聞。一晃就是8年時間。這期間洋務運動興起，引起了郭嵩燾的關注。在他看來，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主導的這場運動，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他非常支援。
後來洋務派缺人，郭嵩燾再次被朋友們舉薦（1875年）。這時候逐漸掌握權柄的慈禧還跟他見了面，並派他去福建當按察使（掌管司法事務）。
就在這時，雲南邊境發生了山區群眾怒殺侵略者的“馬嘉裡事件”。然後清政府被迫簽了條約，還被英國人要求派使臣去英國本土“上門道歉”。
皇親貴族不能去，高官大員不能去，只能從“不被待見”的人裡面挑選。選來選去，有人把郭嵩燾推了出來，說他“有學問、懂洋務、人正派”，非常合適。朝廷於是批准了。
任命一下來，親朋好友們都覺得郭嵩燾接了個“丟人”的差事，而且是“千古第一人”。這相當於在“蠻夷”的國土上當“奴僕”，實在有損儒家讀書人的臉面。湖南老家的人知道以後，更是群情激奮，認為湖南人的臉都被丟盡了，甚至還有人叫囂著要去燒了他家的宅子。
至於郭嵩燾本人怎麼看待這件差事，恐怕沒人知道（他本人一直主張向西方學習）。但面對外界如此巨大的聲討辱罵，郭嵩燾倍感壓力，一向對朝廷忠心耿耿的他接連多次上報自己身體有病，想要推辭不幹。不過，朝廷沒有應允，執意讓他去。
1876年末，58歲的郭嵩燾從上海坐船前往英國，1個多月後到達倫敦。走之前，對海外事務比較關心的總理衙門要求郭嵩燾把沿途的見聞寫下來，將來交給他們參考。
於是，郭嵩燾沿途隨船經過了十幾個國家，他把所見所聞一一記述，特別強調西方社會的“重商”、“開化”、“文明”，尤其對目的地倫敦極盡讚美，說那裡街道很乾淨，煤油燈火亮，房屋裝修好，人人講禮貌等。
19世紀倫敦街景
郭嵩燾把記錄內容（《使西紀程》）寄送回國，總理衙門便把它印刷出版了。結果是朝野上下一大堆人站出來罵郭嵩燾和總理衙門，說他們“崇洋媚外”、“包藏禍心”。總理衙門頂不住壓力，只好把書撕的撕、燒的燒，再也不印了。郭嵩燾本人也被別人換著花樣來回罵，只不過他本人在8000公里外，沒法親身感受。
此時的“大清公使”認真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說實在，那個時候沒有國際電報和長途電話，也沒有網際網路，因此遠在倫敦的郭嵩燾很難及時迅速地和大清政府溝通訊息（用輪船送一次信得費1個月）。所以那個時候的駐外大使，基本上是禮節性的職務。
因此，郭嵩燾作為大使的主要工作無非就是接見領導、出席宴會、到處參觀，日常活動就是吃西餐、喝洋酒、聽音樂。而且，人家英國人也只是把他當成“禮節作用”大於實際作用的“友情嘉賓”，只讓他在上流社會圈子裡活動，平時也都對他客客氣氣。所以郭嵩燾每天聽到的都是身邊西裝革履的洋人跟他說“你好”、“謝謝”、“打擾了”。這讓郭嵩燾愈發覺得人家西方國家就是好。
為此，他還積極入鄉隨俗（作為駐外大使理應這樣），眼看60歲的人了還在努力學英語。同時積極學習適應西方人的日常禮節，主動跟英國紳士貴婦們聊到一塊。只不過，這些行為都被身邊的副手劉錫鴻一一記下，作為“小報告”寄回大清。
劉錫鴻屬於守舊勢力。這次隨郭嵩燾赴任，他的職責之一就是替朝中的保守派當眼線，“監視”郭嵩燾的一舉一動。結果就是郭嵩燾的入鄉隨俗成了“離經叛道”。
比如，有一次郭大使去參觀英國的炮臺，遇上突然下雨，身邊的英國人很紳士地把大衣脫下來給大使披上（畢竟大使年紀大了）。劉錫鴻一看，表示：“寧願凍死，也不能穿洋人的衣服。”
再比如，巴西駐英使館邀請各國公使過來一起吃飯。開飯前，當時的巴西國王也到場了，大使們紛紛起立致敬（禮貌嘛），郭嵩燾自然沒必要擺架子，也隨著起立致敬。劉錫鴻看罷，表示：“堂堂天朝代表，為啥給蠻夷小國國王致敬。”
還有，維多利亞女王邀請大清使館人員來白金漢宮參加音樂會，期間郭嵩燾饒有興致地翻了翻音樂節目單，劉錫鴻看到後，表示：“跟洋鬼子學這些幹啥，不是你這大清命官該做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郭嵩濤看來，自己這是在融入西方文明社會，學習文明的制度，找到強國之道；劉錫鴻則認為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給大清國丟了臉、給祖宗丟了臉。
兩個人私下裡經常吵架，與此同時，劉錫鴻的“小報告”一封有一封地寄回國，郭嵩燾的“辯解詞”也一篇又一篇地往回送。只不過，支援劉錫鴻的勢力更大、人更多。
清政府實在受不了兩個人“窩裡鬥”，於是乾脆下令把兩個人召回國。1879年初，郭嵩燾回到上海，徹底心灰意冷，向朝廷申請退休回了家。
在他回來之前，很多人要求朝廷給他治罪，但是李鴻章等一大批洋務派朋友拼命為他辯護，這才讓他免於負罪之苦。
但是，回到湖南老家的郭嵩燾，看見的卻是到處張貼的“大字報”，內容都是罵他“漢奸”、“賣國”、“不要臉”。61歲的郭老人到底有多憋屈，可想而知。
不過，郭嵩燾不是容易消沉的人。在生命中的最後兩年，他依舊關心時事，憂國憂民，經常跟看望他的朋友們暢聊天下大事，並講述自己的見解，有些話還是很在理的。
去世前不久（1891年），郭嵩燾回顧一生，對自己的作為還是很肯定的。他給自己寫了首詩，其中有這麼一句：“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郭嵩燾確實是一個人才，可惜生錯了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