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錢詠的《履園叢話》,有一則題為“易於傳播”,其中列舉多人多個修繕專案:“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重修馬嵬驛,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雲墓,陳雲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於傳播,人人樂道之何耶?如阮雲臺宮保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於浙江重修曝書亭,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吳時重修桃花庵;林少穆中丞為杭嘉湖道重修放鶴亭;陶雲汀制府、梁茝林方伯在蘇州重修滄浪亭,並肇建五百名賢祠及梁伯鸞祠;孫淵如觀察在山東重修閔子墓,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範縣之義城寺東,則又在畢秋帆諸公上矣。”
巡撫畢沅(字秋帆)重修馬嵬驛,太守伊秉綬(號墨卿)重修王朝雲墓,大令陳雲伯(時為常熟令)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雖然“皆民事之不甚急者”,但由於那些專案“易於傳播,人人樂道之”,因此他們無不熱衷於此。馬嵬驛是楊貴妃死難的地方,王朝雲是蘇東坡小妾的紅顏知己,河東君即“真名伎”柳如是。他們認為,自己不僅是在修繕古蹟,更是在做文化事業。抓住這些噱頭,就很容易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這比“民事”要“甚急”得多。
至於阮元在山東重修鄭玄祠堂,在浙江重修朱彝尊故居曝書亭,巡撫江西時又重修湯顯祖玉茗堂,唐仲冕在當蘇州地方官員時重修桃花庵,林則徐在杭州孤山重修放鶴亭,陶澍、梁章鉅在蘇州重修滄浪亭,並且肇建五百名賢祠……顯然是因為這些專案的文化影響力更深遠,更便於提升自己的美譽度。錢詠認為,這要比畢沅等人高明一層。
歷史的詭譎之處在於,這些“有文化”的形象工程,經受了漫漫時光的淘漉,今日大多數依然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或許,這也正是歷來的官員們樂此不疲、繼往開來的緣由?
比如蘇州著名的古典園林滄浪亭,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6年被國務院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遊覽於此的人們,誰會仔細思量它的種種過往?
北宋慶曆五年(1045年),詩人蘇舜欽(子美)用公文的廢紙換錢宴請同事,遭到言官的口誅筆伐,乃至被開除公職。蘇舜欽流寓吳中時,以四萬錢購得前吳越王室的南園舊址,傍水構亭名“滄浪”,取“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之意,並作《滄浪亭記》。他邀請同樣被貶謫的歐陽修作《滄浪亭》,兩個境遇相同的大詩人得以相互安慰。歐陽修的一句“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令滄浪亭名聲大振。
蘇舜欽自詡“滄浪翁”,是否名副其實,後人很少深究。滄浪亭作為一種文化存在,卻早已被廣泛地接受。
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京杭大運河,同樣如此。當年,有著一顆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的隋煬帝楊廣,建東都、鑿運河、築長城、開馳道,不惜血本。今天,泛舟運河時有誰會批判他無能處理個人英雄主義與千秋功業、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
名聲與公器,其實是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題目。白居易曾這樣說過:“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曏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假如你既想竊取名,又想竊取利,造物主肯全都給予你嗎?昔日,陳摶也曾經告誡“天才神童”种放,務必珍惜名聲:“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种放後來果然遇到明主,名動天下。但最終他忘乎所以,“喪令聞”。所以名聲是一把可畏的雙刃劍,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很可能會讓人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如此看來,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上述這一番理論,將名聲視作早衰的根源和招謗的緣由,主張啖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未免失之偏頗,但強調“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則提醒人們,名聲是一種社會公共資源,誰也不可輕易取之。一心據為私有,便很可能為名聲所累。
有一則故事,涉及隋唐宮廷畫師閻立本等人。閻立本應旨去遊春苑,為喜歡鳥兒的唐太宗作畫,事畢後回家,立即告誡兒子道:“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他說,我是讀書人,卻以畫家著稱,去行使廝役的勞務,這是很大的恥辱啊。閻立本之外,還有蔡允恭,擅長吟詩作詞,隋煬帝每有所賦,總是令他吟諷,以遣教官人。但蔡允恭並沒有為此驕傲,反而感到羞恥。書法家韋誕曾奉魏明帝之命,書寫凌雲臺匾額,被人裝載在籠罩中,牽著轆轤往上升,離開地面高達二十五丈。寫完匾額,他的滿臉鬚眉竟都變白了。之後他訓誡自己的子孫,再也不能重蹈覆轍。
他們不願意以書畫詩詞彰顯名聲,一是害怕被人以技藝見稱,二是害怕同儕的妒恨猜忌,三是害怕許多官吏權貴與自己靠得太近,“甚則人奴賤隸,輾轉暗託,溷落名號,遂為終身白璧之瑕”。不少人自晦其能,甘於守拙,無疑是不願意為聲名所累。
動輒幾千萬兩銀子,看起來頗有文化考量,而且也是為了彰顯地方知名度,但權力尋租,公器私用的現象並不罕見;因政績起始,以爛尾告終的專案也不在少數。“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古人這句話,其來有自。(陳益)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