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今日立冬。“天水清相入，秋冬氣始交。”秋去冬來，是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古往今來的書畫印中都有表現“立冬”主題的作品，如敦煌出土的漢代簡牘、王羲之《冬中帖》、王鐸《澹圃山房闊》 、石濤《仿米山水圖》、吳昌碩手札等等。深秋，萬物安靜地飄落、沉眠、潛藏，只願冬天就這樣開始走向更深的時光，不知不覺地與來年的早春邂逅。
立冬是冬季開始。“立，建始也；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此時讀到宋末元初詩人書法家仇遠關於立冬的詩句：“細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葉半青黃。小春此去無多日，何處梅花一綻香。”感覺極其應景：遲來的絲絲小雨攜來了微寒，庭前院落裡的樹葉半青半黃，還在變色，秋天還沒有徹底遠去……。仇遠是杭州人，所描述的是南國情形。南方的冬天來得要晚一些，即便立冬了，仍是秋色濃郁。西北地區的紅黃景象還未完全褪去。而在北國，早已是蒼穹混沌、悽風冷雨、寒霜冰雪，以至於萬物蕭條、落葉翩飛，雁影無蹤、蟄蟲無痕。
自古多情人易悲。花開一季，人活一生。人生如同四季，春種、夏耕、秋收、冬藏，理當如此。人生須和季節一樣分明，遵循自然規律便能心態平和，得以安然。再是嚴寒的季節，也得學會讓心情安暖舒適。落花翩翩，卻不盡寂然，因為有墨香、書香相伴，可以思接千載，馳騁萬里，沿著古碑帖的幽徑，流連硯田無邊。執筆為念，默書數行，用心靈去觸控李白的《上陽臺》，用深情去感悟蘇軾的《寒食帖》，難得有一份愜意。生活是嘈雜的，生命卻是孤獨的。時間的地老天荒，塵世間的萬種風情，都是心靈深處最隱秘的希冀。黑白世界中，大小粗細、方正圓斜、濃溼枯淡，相映成趣。這些發自內心的墨痕字跡，乃是一生中不可磨滅的記憶。
在紙張發明和大量運用之前，中國人利用竹簡與木牘作為書寫載體。西北地區是中國書法的寶庫。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併稱“四大漢簡”，發掘地都在甘肅。近代三大文物發掘中，漢簡、寫經和甲骨文，成為直接影響書法史程序的大事件。除了甲骨文在中原腹地，漢簡和寫經都在西北。最重要的是，這兩種法書都是墨跡，得以清晰地看到當時書寫的狀態。西北處於乾卦之位，按照五行來說，冬天屬水，西北方在五行屬金。西北乃中國內地通往西域之要道，尤其是兩漢時的雍涼之地，乃西北首府所在地，曾是佛教東傳的要道與第一站。漢時即設四郡，戍兵屯田，成為漢朝經略西北的軍事重鎮。回想起唐人的詩句，無論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還是“春風不度玉門關”，所描述的是同一場景。
簡牘由官方統一製作，尺寸有嚴格規定，標準的官方文書縱23釐米，橫1.1釐米。除竹簡外，主要選用不易暈染、不易折斷的胡楊、紅柳和松木製作木牘，造價不低。漢簡書風的恣肆、率意，不事雕琢，令千年後的我們，怦然心動。這些震撼人心的原大字跡，不過是釐米之內而已。一旦放大，便有一種攝人心魄的力量。正是得益於放大技術，漢簡直接引發了晚清以來書風的丕變。無數不知名的作者，創造出不朽的經典。然而在當時，不過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份報告，也可能是一封家書。因為作者不可計數，遺於後世的漢簡作品，風格蔚然大觀。漢簡不僅有非凡的藝術價值，更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是軍國大事，最終透過細小的個人之事呈現出來。
西漢 敦煌馬圈灣簡牘
這枚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其實是一份出關“申請書”——“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裡趙負趣自言，夫訢為千秋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元康”為西漢宣帝年號，“十月壬寅朔甲辰”即公元前65年十月初三日。當下辛丑年立冬，恰好也是十月初三。也就是說，這件漢簡面世，已經整整2086年。這位女子的丈夫在玉門關外值戍，她在立冬前請求出關，為丈夫送禦寒衣服。適逢辛丑立冬，目睹這件漢簡，雖然暌違兩千餘年，卻仍能感受到親情、愛情之美，噓寒問暖，一如當下。時間彷彿凝固了數千年。
現代人有再熟悉不過的紙本和電子日曆，其實古代也有按年月日干支順序排列的“日曆”，使用者們會記錄重要事件或者行程，當時叫做“質日”或“視日”。海曲漢簡《漢武帝后元二年視日》上記：“十四。丁酉、丙申、乙未，夏日至居郭門一（日）。甲午、癸巳、壬辰、丙辰、乙卯、甲寅、癸丑、壬子、立冬、辛亥、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冬日至居戶一日。天漢二年城陽十一年。庚辛甲酉亥子不可秩息。”從這件漢簡可以看出，天干地支之間，留有長段的空白，留出來用以填寫需要辦理的事情。歷史典籍中最早出現的節氣紀錄，是《尚書·堯典》的“四仲中星”，即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春秋時代，產生了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與“二分二至”，合稱“八節”。海曲漢簡《漢武帝后元二年視日》中殘存了春分、夏至、立秋、立冬等屬於八節的名稱，乃是中國曆法中節氣演變的見證。
西漢 山東日照海曲簡牘《漢武帝后元二年視日》
漢代是強盛之極的大一統王朝。漢代書法乃至整個漢代藝術因此而呈現出拙樸雄大的氣勢，展現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這種整體性的力量和氣勢構成了漢代藝術的美學風格，承載了強大的民族精神。歷代王朝越往後，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融合”，涵蓋各種元素的融和。從這個角度來講，漢代及這之前的藝術，無疑更為純正。
魏晉六朝三百年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國家分裂，政權更迭，整個社會像走馬燈一樣。書法見證人心，紀錄時代。這三百年的書法，呈現出多頭髮展的跡象，甚至不乏乖謬和變異。儘管如此，多頭潮流中，仍存“二王”這一主脈，乃魏晉風流的絕佳見證。王羲之《冬中帖》寫道：“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 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為虛頓。力及不具。王羲之白。”冬天來了，羲之寫信給朋友，天冷了，叮囑朋友要注意足疾。因為不能當面問候，心裡感到過意不去。而自己呢，一直苦於“心痛”，吃不下飯，身體也不太理想。這件手札有章草筆意，顯然是個人成功變法之前的作品。王羲之書法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風流倜儻，瀟灑出風塵，後世自然有無數的膜拜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很多人都是王羲之的門徒，包括像米芾、趙孟頫、董其昌和王鐸這樣的大師級人物。
東晉 王羲之《冬中帖》
王鐸是學“二王”的高手，在明末異軍突起。他的書法來源主要是顏米王三家。王鐸極其崇拜米芾，被吳德旋推崇為“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然人品頹喪，因為降清而被與趙孟頫同歸於“貳臣”。最有意思的是，董其昌書法同樣取法顏米王三家，與王鐸卻截然不同。所以說，取法二王，本質上涉及到“師面”還是“師心”的問題。這對於當下書風極度雷同的現狀，頗有啟示。如果一個人的內心想與眾不同，就一定能做到。
王鐸對王羲之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章法和墨法上，一生吃著二王的法帖，將尺牘書風拓而為大，“漲墨法”的運用，使得行草書的表現從“線”到“面”，故而有“后王勝前王”的褒獎。當代王蘧常章草出現後，也有一樣的評價。書法就是這樣，後人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積累、發展、創新。對比來看，王羲之身處亂世，朝不夕保，所以感慨“死生亦大矣”。這是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王鐸晚年適逢明清易代，天崩地裂，降清後生活了八年，生不如死，極度壓抑。從某個角度來說，王鐸就是為了書法能有大成而屈膝投降的。當個人書藝爐火純青之際突然面對生死抉擇，心尤不甘。王鐸沒有選擇殺身成仁，而是苟且偷生。同屬晚明“三株樹”的黃道周和倪元璐，皆從容赴死，很自然地，與王鐸身後的聲名，判若雲泥。王鐸晚年的書寫材質要好一些，精品迭出。王鐸沒有辜負自己，極其勤奮，冬夜試筆，呵凍研墨，自抒胸臆，一件是《澹圃山房闊》 詩軸，款字中有“庚寅冬日書”，去世的前兩年，筆走龍蛇，萬馬奔騰。另一件是《贈文吉大詞壇》詩軸，對於王鐸來說，又是一個不眠的冬夜。書風蒼茫博大，然時有怪誕之姿，無疑與心境的壓抑有關。
清 王鐸《澹圃山房闊》 詩軸
清 王鐸《贈文吉大詞壇》詩軸
相比王鐸的命運多舛，蘇軾一生雖然仕途不盡如意，甚至時常處於政治鬥爭的夾縫中，不是被髮配就是在發配的路上，但東坡自有解脫之法，一生快意，在地獄可以活出天堂的滋味，由此成為世界聞名的“最有趣的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要有一顆有趣的靈魂。面對現實中的種種不幸，蘇軾從容找到化解之法。貶謫到了嶺南，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的詩，被貶至海南，寫信給兒子：“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對兒子千叮嚀、萬囑咐，千萬不要把吃生蠔的事說出去，要是這個秘密被人知道了，恐怕那些北方人聽說這裡有這麼好吃的物事，就該學我，求著皇帝把他們貶到海南來，跟我爭搶這天下的美味。看看，難怪他的政敵要氣得半死。蘇軾一生雖然顛沛流離，但筆耕不輟，詩文書畫收穫頗豐。
北宋 蘇軾《孟冬薄寒帖》
這件《孟冬薄寒帖》出自《鬱孤臺法帖》，為南宋聶子述在紹定元年（1228）匯刻於江西贛州府贛縣鬱孤臺。“孟冬”又稱“小陽春”，即每年冬季的第一個月。其中寫道：“孟冬薄寒，恭惟門下侍郎臺候萬福。軾即日蒙免，罪戾之餘，寵命逾分，區區尺書，豈足上謝。又不敢廢此小禮，進退恐慄。未緣趨侍，伏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下情祝頌之至。謹奉手啟，布陳萬一，不宣。”這是蘇軾對朋友表示感謝的一封信，沒有具體特別的事項。雖為刻本，但筆致圓潤豐腴、酣暢古雅，為蘇軾傳世作品中少見。
伊秉綬有強烈的“蘇子情結”。嘉慶五年（1800），時任惠州太守的伊秉綬帶著下屬翻修惠州白鶴峰下的蘇軾故居。在清理墨沼時，撈出一方端硯，硯背當中刻著一個“軾”字，側邊有“德有鄰”的款。伊秉綬喜不自勝，便將這方蘇子硯臺視若拱璧。伊秉綬膜拜蘇軾，更主要是思想上的認同。蘇子活在入世和出世之間，儒道思想交替作用。嘉慶十二年(1807)，伊秉綬的父親去世，丁憂回鄉，一呆就是八年時光。這是仕途的寂寞之期，卻是伊秉綬藝術創作的高峰期。臨《裴岑紀功碑》雖說是臨，其實乃典型的創作風貌。用筆飽滿雄健，結字古拙厚朴，整體氣勢恢宏。正文共兩行，行距靠近，字距稍離，兩兩相對。“敦、煌、竟”等字筆畫雖多，但布白均勻，從容不迫，“大、守、此”等字筆畫雖少，但小中見大，厚重磅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幅書曾被轉贈。左邊留有題跋：“馨圃大兄過小齋，見墨卿太守書此幀，甚好之，因以轉贈，己卯春仲，葉尊並識”。題字筆法精到，一氣呵成，與正文珠聯璧合，成就一段佳話。
清 伊秉綬 臨《裴岑紀公碑》，癸亥立冬
在整個清代書家群體中，吳鼒（zī）可謂名不見經傳，但因為“鼒”字難寫而記住了他。吳鼒是清嘉慶四年（1799）進士，官侍講學士，善書能畫，工駢體文。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墨林今話》。此書比作者本身名氣更大。從“試論當酒亦名將，況世說詩存古經”對聯來看，主要取法集王《聖教序》，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兼學董其昌，得俊逸之氣，因為詩文修養深厚，字裡行間極見文氣，所以能在當時的館閣潮流中獨具一格。由其所學，可見當時取法的普遍常態。
清 吳鼒，丙子立冬
面對朝代更迭的歷史潮流，個人沒辦法改變，但可以根據真實的內心做出選擇。王鐸選擇投降，石濤作為帝胄，選擇成為遺民。“遺民情結”支配了其一生，也致使石濤一生不合時宜，藉助書畫探求生命的自在之境，抒寫內心，我自為我。遺民情結主導了石濤的山水畫創作。從某個角度來說，石濤的確和其他人不太一樣，他是一個藝術哲學家，所以《石濤畫語錄》能夠成為中國畫學史乃至中國美學史的壓卷之作。上海博物館藏石濤《仿米山水圖》軸款字雲：“風急湖寬浪打頭，釣漁船小興難收。請君脫去烏紗帽，月上絲綸再整遊。定老年兄遠以此紙囑筆寫山，用米顛刷字法，寄上一笑。時辛巳立冬四日清湘瞎尊者寫。大滌草堂。”辛巳立冬是1701年，石濤正好是花甲之年。這幅仿米家山水整體上的確有風急湖寬浪打頭之氣勢。字也是學米芾的，可見痛快之意。所謂“詩言志”，由此題款，當知真實不虛。
清 石濤《仿米山水圖》，辛巳立冬
吳昌碩和石濤類似，活在一個變革的大時代，但又有不同。石濤面對的是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吳昌碩身處的則是新舊時代的轉變。吳不是遺民，成了遺老。“海派”中這樣的大佬不在少數，諸如沈曾植、康有為、李瑞清和曾熙等。新舊時代相比，市場化和商業化因素的滲透，對於書法家乃至整個藝術家群體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舊傳統和新思潮之間，在吳昌碩這一代人身上，呈現出的依然是“舊學”烙印。吳昌碩生性嗜古，其詩尤喜用僻典，故而晦澀高深，但有時也難免迂腐。八十歲時的手札寫道：“雨後東籬野色寒，騷人常把落英餐。朱門酒肉熏天臭，醉賞黃華當牡丹。（畫菊）色如美玉丰神好，香與芝蘭氣味同。庭院笙歌初散後，亭亭一樹月明中。（畫玉蘭）荷氣迎秋天影，賞秋人醉倚闌干。無風波處真難得，淺水蘆花畫裡看。（畫荷）癸亥立冬後三日，成志仁兄雅囑。”吳昌碩大篆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行草書成熟最早，應用最廣泛。筆致老練，收放自如，篆、隸、楷、行、草各種筆法熔於一爐，用墨潤燥相宜，結體中宮收緊、四面輻射，風格雄渾蒼勁、恣肆老辣，雖是尺幅小品，卻有排山倒海之勢。吳缶廬一生精力旺盛，創作勢頭強勁，作品數量豐沛，含金量極高，詩書畫印都達到巔峰之境。“甲申立冬”刻“大壺”，邊款寫道：“甲申立冬日，大壺先生囑，倉石”，時年41歲。“丙寅立冬”刻“還讀書廬”，已經83歲，“老缶不治印已十餘年矣，今為大倉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與人爭競也。”由此印可知，吳昌碩因為臂膀疼痛，十多年不刻印，對於鑑定其代刀和偽作，具有一定的作用。兩枚印章相距近四十年。吳印風格成熟早，但始終沒有結殼，勇猛精進，可見大師風範。
近代 吳昌碩手札，癸亥立冬
近代 吳昌碩刻 還讀書廬，丙寅立冬
近代 吳昌碩刻 大壺，甲申立冬
吳昌碩有“詩書畫印”四絕之稱，在其之前有趙之謙，在其之後有齊白石。趙為“海派”先驅，齊則屬“京派”，但趙之謙對於齊白石影響很大。齊白石習慣上稱自己“詩第一”，有故弄玄虛的意思，其實是印章當家。吳昌碩的印章也屬“頭牌”。對比來看，吳昌碩算得上古典時代最後一位藝術大師，齊白石稱得上是新時代的第一位藝術大師。但大師和大師之間也存在落差，儘管風格品評在某些地方缺少可比性，但總的來看，齊白石的藝術深度無法和吳昌碩相頡頏。齊白石的“功勞”，是在繪畫題材方面有開拓性，改變了文人畫所追求的情趣之美，趨於質樸和家常主題，青菜、蘿蔔、蒼蠅、老鼠等不登大雅之堂的物事成為入畫題材。其實早在趙之謙和吳昌碩手中，已經有過一些嘗試，只是到了齊白石手中，創作更多而已。立冬到了，北方人喜歡大白菜燉粉條，或者是小雞燉蘑菇，吃起來熱乎乎的，且又方便省心，故而成為家常菜的代表。齊白石很愛畫白菜。有關齊白石曾想以自己畫的白菜換一車真白菜的段子，真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齊白石是真的喜歡大白菜。《白菜》題款：“不獨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借山翁制。”齊白石喜歡白菜，蘊藏著對家鄉的懷念之情，也是對現實生活的知足常樂。
近代 齊白石《白菜》軸，紙本設色
另一件《白菜蘑菇》 題款：“白菜之佳無過北地，菌野之美惟有南方，雁來去時方生。菌類之風味，能超群者此種也。土人呼為雁來，惜無蘑菇等之有大名耳。白石山翁並記。”人對於喜歡吃、習慣吃而後來卻有吃不到的東西，會滋生念想。齊白石離開家鄉，成了“北漂”。北地的白菜好吃，也易吃到，但家鄉那呼作“雁來蕈”的蘑菇卻再難吃到，便格外想念。南方的雁來，就是北方雁去之時。時值秋冬之季，美食可以彌補時空位移的缺憾，時不時畫一下美食，可以緩解個人心裡對人世的五味雜陳。
近代 齊白石《白菜蘑菇》軸，紙本墨筆
針對吳齊篆刻，曾有人提出“有毒”之說。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吳齊皆臻於高壽，風格達到極致，學之者難以化出，開拓空間小；其二，容易只學到毛皮，甚至變得一身習氣。相比之下，黃士陵的印風屬於開放型，能夠發揮的餘地大。歸根結底，關鍵還是取決於個人是否為“善學者”。學不好書印，原因多半出在作者自身，不能責備所取法的物件，所以“吳齊印毒”之說，要麼是無中生有，要麼是以訛傳訛，總之，可以休矣。最令人感慨的，是吳齊之間的恩怨齟齬，已成為一樁“公案”。據實而論，吳對齊有提攜之情，但對於大家來說，一旦在理念上無法同步和合拍，最終都會分道揚鑣。
眾所周知，齊白石的老師是王湘綺。其實，齊白石在京城之時，還有一位老師，就是徐州人張伯英。書法史中還有一位張伯英，就是東漢張芝，首創“今草”，被尊為“草聖”。近代張伯英乃碑學大家，是清末探花馮煦的入室弟子。張伯英熱衷北碑，過人之處在於捨棄了魏碑點畫的銳利形態，追求剛猛、沉著、遒厚的韻味，獨樹一幟。其實無論是帖學還是碑學，關鍵在於取法理念，同出一源，各呈其態。張伯英曾在北洋政府任職，目睹官場的腐敗黑暗，毅然引退，從此開始了鬻字治印的職業生涯。對照其書風來看，可謂“書如其人”。
近代 張伯英，己卯立冬
從趙之謙開始，再到吳昌碩、齊白石，書畫家印人的職業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鄧散木雖是職業化書印人，但與當下的職業化有本質的不同。“職業化”有兩層意思：一是專注力，平生的精力和心思全部集中於此；二是書印成為飯碗。有的偏於前者，有的偏於後者，有的兩者側重。因為此種差異，直接導致風格和趣味不同。鄧散木膂力過人，可以直接徒手刻巨大的青銅印章。最驚人的是創作數量，堪稱古今第一。一般的印人，平生數量不過三、四千方，多一些的過萬，最多的二、三萬已是極限，鄧散木一天幾十方的創作勢頭，幾十年如一日，至少近十萬方。“風華正茂”刻於1953年，證明了一點，《毛主席詩詞》系列印章這種形式，鄧散木很早就已經嘗試。廣而言之，在“系列主題印”方面，鄧散木具有開創性。
當代 鄧散木刻 風華正茂，癸巳立冬
相比鄧散木的職業化生存狀態，臺靜農的書法屬於學者字，但在學者字中又獨具一格。學者字一般都比較嚴謹，甚至難免拘束刻板，但臺靜農書法卻能做到瀟灑與凝重兼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陳獨秀影響。陳的書法更多一些隨性和放浪。臺有兩件立冬時節的橫幅作品。一件“黍米齋”，乃去世前兩年所作，風格老辣蒼茫。另一件內容是蘇軾《望湖樓》詩三首，款字寫道：“書蘇詩，不覺襲其筆意”，時間要早上五年。歷代很多文人，內心對於蘇軾天然就有一種嚮往和崇拜。臺靜農的作品，落筆險峻，古拙遒勁，點畫如刀切玉，利落有神，結字奇崛，筆意高古，有一種冷逸孤傲的韻味。臺靜農是近當代書家中，學倪元璐而能自出機杼的代表人物。學養深厚、閱歷豐富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當代 臺靜農，癸亥立冬
當代 臺靜農，戊辰立冬
立冬時分，秋天最後一抹色彩在夢裡無聲溜走，有時還未來得及享受夠溫婉和古韻，未來得及參悟那一份寂寥與閒愁，就被催促著來到冬天。“天水清相入，秋冬氣始交。”秋去冬來，是永恆不變的自然規律。其實人的生老病死，又何嘗不是如此？豐子愷曾說過：“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或少壯如夏，老大如冬。”立冬之後，冬天就會在寒風冷雨中悄然來臨。初冬草木凋零，萬物匿藏，乾淨開闊，就像經年歲月中那些空白時段，也帶來一季的蕭瑟和迷茫。屋外的蟲鳴匿跡銷聲，窗外各種樹上金燦燦的黃葉一夜間簌簌地落盡。但願這深秋的萬物安靜地飄落、沉眠、潛藏，只願這難捱的冬天就這樣開始走向更深的時光，不知不覺地與來年的早春邂逅。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責任編輯：陸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