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被我軍三大戰役打入絕境的蔣介石,下野回了寧波溪口老家。
為了保證蔣介石的安全,綏靖總隊奉命調往寧波,負責溪口的外圍保衛。
這個綏靖總隊可不是一般的作戰部隊。1947年,國民黨中央訓練團下設勵志訓練班,這個班的學員來自青年軍、人民服務總隊和軍官總隊。
軍官總隊的成員多為抗戰後裁減的軍官,有較高的軍事素質;青年軍成立於1944年,招募知識青年從軍,由蔣介石親自出任徵集委員會主任。
圖|1946年,中訓團第八軍官總隊前榮官總慶同仁紀念合影(舊照)
政工幹部來自蔣經國的三青團中央幹校,特別注重培養部隊效忠蔣家父子;人民服務總隊都是青年軍國防部新聞培訓班出身的復員軍人,具有一定的情報收集能力。
勵志訓練班畢業後,即改為綏靖總隊,成了綏靖總隊的最初班底。
從構成可以看出,忠誠可靠、軍政雙優、有諜戰能力,是蔣家父子打造綏靖總隊的目的。為此目的,綏靖總隊的指揮官很多都有兩個背景——黃埔生、軍統。
總隊長劉培初少將,黃埔六期,曾任軍統處長、湖北站站長等要職;副總隊長徐肇明少將,黃埔五期,抗戰時奉戴笠之命,臥底汪偽稅警總團任副團長;一大隊隊長陳恭澍,黃埔五期,軍統第一殺手,曾任軍統站長、區長;五大隊隊長靳易夫,黃埔五期,軍統還是特務處時,就負責太原、歸綏的情報網。
不過在蔣家父子眼裡,除軍統人員之外,還有一類人既對國民黨死心塌地,又善於與我方進行諜戰。這類人就是曾在我方工作過的變節者。
這些變節者一旦叛變就再難回頭,只能依靠國民黨庇護。在我黨工作過,特別是擔任過要職的人,熟悉我黨的工作方式,自然是與我方進行諜戰的“行家”。
綏靖總隊副總大隊長、六大隊大隊長方步舟少將就是一個大叛徒;七大隊大隊長管慎之,也是“老資格”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已經入黨,後與黨失聯轉投國民黨。
本文的主角,就是這個在綏靖總隊擔任副總大隊長的方步舟。
在綏靖總隊呼叫為蔣介石衛隊後,方步舟曾經一度動過抓住蔣介石再轉投我方的念頭。
後來他率部隊起義,三野七兵團的王建安司令見他是我方曾經的“大人物”,又是大叛徒,不敢對他定性處置,把他交給了三野司令陳毅。對這樣一個人,陳毅處置起來也不得不再三考慮。
那麼,方步舟到底有多特殊,當年為何投靠國民黨,後來又為何想要“棄暗投明”?一切還要從他的早年經歷說起。
眾所周知,紅軍的很多將領都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小時候也沒有讀過書,相比之下,方步舟的家庭較為富裕,他也接受過完整的教育。
圖|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當街抓捕處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舊照)
1925年,他從湖南外國語專門學校畢業,隨即投身到我黨領導的工農運動中,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他卻毅然選擇加入我黨。
汪精衛領導下的武漢國民政府,一開始視蔣介石的“政變”為背叛,還準備東征討蔣,結果到這年的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改變態度,宣佈“和平清黨”,與我黨正式決裂。
在決裂的五天前,也就是七月十日,同情我黨的二十軍軍長賀龍,已經察覺武漢政府立場動搖,為防止部隊被汪精衛政府挾制,他提前把部隊帶到了大冶黃石進行整訓。
方步舟就是大冶人,那時他在大冶農會任秘書。周恩來同志指示黃石黨組織為二十軍擴充兵員,方步舟隨黃石七百多人加入了賀龍的二十軍,在教導團擔任班長。
圖|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的武裝起義,簡稱“南昌起義”(油畫)
二十軍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方步舟隨部隊到廣州舉行暴動。廣州暴動再次失敗,部隊被擊潰,方步舟擔任教導團的團長。
在接二連三的失利面前,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打起了退堂鼓——侯鏡如與組織失聯後,轉入國民黨。在此非常時期,黨員李奇中也脫黨加入國民黨 。
在挫折面前,方步舟沒有動搖,在武漢他接受我黨湖北省委的委派,和胡朝珠兩人攜一支手槍,就返回家鄉大冶、陽新,開展重建組織的工作。
方步舟在家鄉認識的人多,是他開展工作的優勢,但認識他的人多也是他的風險。
汪精衛與蔣介石宣佈“寧漢合流”後,以前工農運動興盛的地區都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像方步舟這樣在當地搞農運的積極分子,是國民黨和清鄉團等地主武裝重點搜捕的物件。
然而危險並沒有使方步舟退縮,他和胡朝珠在十多天的時間裡,就在大冶頂風聯絡上十多個黨員,然後報請上級批准成立了陽大縣委,方步舟出任縣委組織部長。
組織一建立,他又去陽新縣擴大組織規模,和一大批當地黨員建立了組織關係,大冶、陽新的工農運動開始醞釀起一波新的高潮。
這一次,暴動首先從進攻陽新縣清鄉總團開始。
1928年1月,縣委得到情報,陽新縣清鄉總團團長要去宗族祠堂修訂宗譜,縣委隨即秘密調動農民軍在內應黨員的接應下,兵分兩路,一路趁夜攻進清鄉團總團長的宗祠,擒殺了清鄉總團團長。
接著,農民軍又一路端掉清鄉總團團部,把清鄉總團徹底消滅。這一仗,農民軍繳獲槍支三十餘支和大量物資,武裝力量得到加強。
經過一年多的發展,陽大縣委打下了建立根據地的基礎,還成立了大冶縣委,方步舟兼任大冶縣委委員。
鄂東南往西南不遠就是湖南平江,早在1928年8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人發動“平江起義”,起義部隊成立了紅五軍。
1929年9月,紅五軍五縱隊在李燦、何長工帶領下,進入鄂東南,與大冶縣委制定了根據地發展方針,擬定在鄂東南建立連成片的農村根據地。
圖|前排左起第二人毛主席,第三人朱德,第四人林彪,第五人何長工,第六人周子昆(舊照)
鄂東南的農民軍已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槍,在五縱隊的幫助下,農民軍整編為鄂東南獨立師,方步舟兼任軍事指揮官,出任獨立師師長。
隨後,獨立師配合五縱隊,對鄂東南的反動地方武裝和小股正規部隊不斷進行打擊。
鄂東南的大冶、陽新、通山三個縣城都被紅軍佔領,該地區的反動武裝基本被肅清,我黨在鄂東南由秘密鬥爭和遊擊襲擾階段,進入到了公開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
方步舟作為鄂東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不管是政權建設還是武裝鬥爭,他的工作都卓有成效。
在《彭德懷自述》中,彭德懷多年後還對1930年率部到陽新的情景記憶猶新:
“沿途歡迎紅軍之口號聲、歌聲、鑼鼓聲,響徹雲霄。當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紅軍路過,茶水滿布,宿營用水煮飯,亦不感困難。婦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側,替紅軍扇涼。到宿營地時,房屋打掃得乾乾淨淨,開好鋪,他們自己露宿,決不讓紅軍露營。在營地終日歌聲、口號聲不絕於耳。不間斷地宣傳鼓動,對敵軍一層又一層地警戒,封鎖訊息,保護紅軍。糧食缺乏,農民將自己僅有的一點糧食、薯絲、玉米、稻米,自動地送到各部門首,倒在桶裡就走了。”
方步舟等人十分善於發動群眾,他這時在鄂東南根據地的紅軍和群眾中,已經享有較高的威望。
陽新、大冶一帶的地理位置,連線著中央蘇區、賀龍建立的湘鄂邊蘇區和後來四方面軍的鄂豫皖蘇區,鄂東南根據地成了這三大蘇區重要的兵源地。
紅軍的三大主力中,都有不少鄂東南根據地輸送的戰士,這又是方步舟等人領導的鄂東南根據地對我軍的一大貢獻。
彭德懷的紅五軍在鄂東南擴編成紅三軍團,紅三軍團在鄂東南連續作戰,使鄂東南根據地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和鞏固。
紅三軍團攻打長沙失敗後,以原紅五軍一縱隊會合鄂東南地方武裝成立了紅十六軍,作為紅三軍團撤離後,留在湘鄂贛根據地和鄂東南根據地的主力紅軍。
就是這個紅十六軍,為方步舟日後的叛變埋下了伏筆。
1930年入冬過後,國民黨以鄂東南根據地為重點,對鄂東南及湘鄂贛蘇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圍剿。
方步舟帶領鄂東南獨立師,配合紅十六軍,以游擊戰術在次年春天粉碎了敵軍的圍剿,共殲滅對軍五千多人。在兩次反圍剿中,方步舟展現出了優秀的游擊戰指揮能力。
反圍剿勝利後,滕代遠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湘鄂贛蘇區召開會議,把鄂東南根據地劃歸湘鄂贛蘇區統一管理,湘鄂贛蘇區之前已屬中央蘇區一部分,至此鄂東南根據地也成了中央蘇區的延伸。
這次組織調整後,湘鄂贛紅軍地方武裝也改編成三個師,鄂東南獨立師改編為紅軍獨立三師,方步舟離開部隊,出任鄂東南地委書記,成了鄂東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
他上任後注重實事求是,推出一系列切合實際的根據地建設方針,使根據地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組織建設、土地分配、農民的積極性等各方面工作都開展得更加完善。
鄂東南根據地在方步舟主政時進入了巔峰期,紅獨立三師和紅十六軍相互呼應,不斷向敵軍出擊,擴大鄂東南根據地,鄂東南的縣級蘇維埃政權增加了好幾倍,紅軍隊伍也在一系列勝利中得到壯大。
1933年8月1日,以鄂東南獨立師為底子的紅獨立三師,與另兩支紅軍地方武裝合併為紅十七軍,原紅獨立三師師長張濤任軍長,方步舟任政委。
也就是說,在長征前,方步舟就是我軍的軍級幹部,其資歷不可謂不高,這也難怪後來方步舟起義到王建安司令手下,王建安司令都不敢處置。
紅十七軍這支由地方紅軍改編的部隊,其驍勇善戰不亞於主力紅軍。軍長張濤曾是北伐軍下級軍官,受所部政治教官黃克誠的影響加入我黨,後隨黃克誠任政委的紅五軍五縱隊八大隊進入鄂東南。
因為他獨特的軍事才幹,讓國民黨軍隊吃了不少苦頭,在蔣介石懸賞捉拿的我軍將領中,他和十七軍參謀長葉金波,與陳毅、徐向前的賞金規格一樣,生擒五萬、擊斃兩萬。
但紅十七軍的輝煌沒能延續多久,1934年開年不久即被取消了番號。
1933年秋冬季,蔣介石對整個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紅十七軍採取運動戰,在鄂東南與國民黨重兵周旋。
年底,紅十七軍聲東擊西,做出要攻佔通山縣城的架勢,敵33師趕緊回防通山縣,紅十七軍趁勢轉攻敵軍防守薄弱的木石港地區,消滅敵軍一千餘人,繳獲數百槍支,佔領了木石港鎮。
這本來是場漂亮仗,但是軍長張濤在勝利後的懈怠,讓這場勝利很快演變成毀滅性的災難。
原來,張濤以紅十七軍長久奔襲作戰後需要休整和補充為由,讓部隊在木石港停滯了整整七天。
在那個敵強我弱的環境下,只有在運動中不被敵軍圍住才能生存。七天呆在一個地方不動,就讓國民黨鄂東南“剿總”的總指揮郭汝棟有了充足時間,他調集各路部隊,給紅十七軍佈下了十面埋伏。
紅十七軍原打算朝東南敵空虛地帶發展,此路已被敵重兵封死,只好重新向北突圍。部隊行至王文驛,前有堵截,後面追兵又到,紅十七軍遭到數倍於己、裝備精良的敵軍夾擊。
當地的老人至今記得那一仗紅軍的慘烈——戰鬥在除夕進行,一天一夜下來,到處都是紅軍戰士的遺體。村民們和紅軍感情很深,搶救傷員、掩埋遺體的活兒根本忙不過來。
紅十七軍除了主要指揮員外,只有機槍連的百來號人在王義勳指導員的帶領下突圍成功,王義勳後來成了開國少將。
這次慘敗導致紅十七軍番號被取消,軍長張濤被撤職,參謀長葉金波因有一兄長在敵軍任職,被以通敵罪處死,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平反。
張濤得知葉金波被處死,害怕殃及到自己,逃離了紅軍,抗戰時到國民黨軍隊中做了個營長,解放後在家務農,晚年還曾受到過黃克誠的關照。
作為紅十七軍的政委,方步舟因其他工作沒有在部隊中,這次失敗和他無關。
然而失去紅十七軍這支鄂東南根據地的主要武裝力量,讓鄂東南根據地的形勢更加嚴峻,特別在紅十六軍也遭到毀滅性打擊後,重建武裝力量就成了鄂東南根據地的當務之急。
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算得上是我軍最大的叛徒之一,他後期對紅十六軍的亂指揮,也是導致紅十七軍失敗的一個因素。
孔荷寵參加“平江起義”時,是當地游擊隊隊長,他沒有受過正規軍事培訓,卻在戰鬥中練就出高超的軍事指揮才幹,和彭德懷一起被選為中革軍委委員,同為委員的都是徐向前、林彪、聶榮臻這樣的紅軍高階指揮官。
1932年是孔荷寵一生中最為輝煌的一年,這年他與陳毅、張雲逸等三十三名紅軍將領被授予紅星二等勳章,還被選為湘粵贛蘇區蘇維埃副主席。
榮譽並沒有讓孔荷寵謙虛,而是讓他自傲狂妄。在隨後的軍事行動中,他屢屢違抗中革軍委的命令,自行其是,給紅十六軍造成了很大損失。
作為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及鄂東南最有戰鬥力的主力紅軍指揮官,他經常對紅十七軍的行動不予配合,使得紅十七軍往往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
他的行為讓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1934年1月撤銷了他的職務 ,這讓他心懷不滿叛逃到國民黨,併為國民黨策反了很多紅軍高階指揮員。
孔荷寵被撤職後,紅十六軍因他錯亂指揮損失嚴重,也被縮編成紅十六師,而在紅十七軍慘敗撤銷番號後,紅十六師竟成為鄂東南地區唯一的正規紅軍部隊。
很不幸,1934年5月間,剛經受了嚴重損失的紅十六師,在掩護陳壽昌為新領導的湘鄂贛蘇區領導機構撤退時,被敵軍三個師包圍。
師長高永生不幸被敵軍俘虜,他在途中逃脫,又因天黑墜落深水塘犧牲,一千多人的部隊所剩無幾。
方步舟在這個時候臨危受命,積極聯絡紅軍各個殘部,組織起了一支八百餘人的隊伍,在鄂東南堅持鬥爭,在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後,隊伍擴大到一千多人。
這年七月,湘鄂贛省委書記陳壽昌重整的紅十六師,在突圍中又遭到重大損失,僅儲存了一個營的兵力。
11月,鄂東南地委決定恢復十六師,由陳壽昌中央工作組的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政委,全師總共只有一千兩百人 。
由於中央紅軍已經轉移,新成立的紅十六師成為敵軍集中圍攻的重點物件,在一次遭遇戰中,湘鄂贛省委書記陳壽昌犧牲,部隊折損近半,只剩下七百餘人。
雖不斷遭受挫折,但方步舟也沒有動搖,他和其他堅守在蘇區的領導,帶領這支我軍在江南唯一的正規部隊,與幾十倍的敵軍周旋,勇氣和意志都值得欽佩。
到了年底,國民黨軍隊為圍剿轉移的主力紅軍,調走了鄂東南的大批部隊。方步舟等人抓住時機積極“擴紅”,隊伍很快又恢復到一千兩百人左右。
到1935年初,實力增長的紅十六師連續出擊,不斷殲敵繳獲武器用來繼續擴編。
由於以前打下的良好群眾基礎,紅軍得到了迅猛發展,方步舟號召“最好的黨員”下部隊,部隊的軍政素質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經過紮實的“擴紅”努力,上半年紅十六師恢復到齊編滿員的三個團五千人,這是主力紅軍長征之後原有蘇區創下的一個奇蹟。
然而在大勢逆轉的情況下,這樣的形勢沒能維持多久。
這年六月,騰出手來的敵軍調集眾多主力部隊,對紅十六師展開圍攻,必欲拔除這支原蘇區碩果僅存的紅軍正規部隊。
陳壽昌犧牲後,傅秋濤接任湘鄂贛省委書記,方步舟和他及徐彥剛等主要領導商量後,決定從修水方向突圍。
然而敵軍構築了一道道碉堡封鎖線,紅十六師在修水一帶傷亡慘重也沒能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只好轉道按預案朝麥市方向突圍。
在過麥市河時,傅秋濤率領的特務團,在徐彥剛率領的中路46團後面。46團和方步舟率領的左路48團已經過河,而傅秋濤的隊伍因休息沒有跟進,右路47團和48團的一個連也沒有過河。
因為當時聯絡不暢,徐彥剛和方步舟不知道沒有過河的部隊已經另外取道過河,在河對岸等待了五六天,結果敵軍的大部隊趕到。
兩個團在渡河突圍時,又因渡船往返延誤,造成徐彥剛帶領的部隊先過了河,而方步舟帶領的部隊沒能過河遭到敵軍圍攻。
最終,只有方步舟和十六師政治部主任鍾期光、副師長魏平等十數人突出重圍。徐彥剛帶領46團過河後又等了47團幾天,同樣被追擊而至的敵軍擊潰,徐彥剛犧牲。
這次突圍後,湘鄂贛省委以方步舟指揮失誤為名,把他降為紅十六師參謀長。
不過,這次降職並沒有造成方步舟叛變,他繼續和紅十六師餘部與敵軍艱難周旋,最慘淡的時候隊伍只剩下七八十人。
隨後這支淪為游擊隊的隊伍改變策略,避免與敵軍正面接觸,才算是漸漸恢復了一些元氣。
1936年7月,方步舟、劉玉堂等率部隊到敵後進行作戰,取得較好效果,隊伍發展到七百餘人。省委因此決定恢復紅十六師編制,方步舟任師長,劉玉堂任政委。
紅十六師恢復建制後連戰連捷,幾個月的時間消滅敵軍八個團,使鄂東南根據地出現了恢復的勢頭。
“西安事”變爆發時,方步舟正準備率領紅十六師攻打通城和崇陽,派到通城的偵查員帶回了有西安事變訊息的報紙,方步舟判斷形勢將出現重大變化,即給省委去信,讓省委與其會合迎接新局面的到來。
方步舟的基本判斷沒有錯,只是他對國民黨的兩面手法估計不足——在與省委會合時,紅十六師於1937年1月在大幕山一帶遭到十倍於己敵軍的圍攻,受到比較大的損失。
與省委會合後,方步舟鑑於紅十六師的現狀,不得不請求省委重新和紅十六師分開,傅秋濤書記責怪方步舟誤判形勢,撤銷了他的職務。
方步舟不服與傅秋濤爭論,卻遭到省委的批判,並被開除黨籍。
圖|1937年,傅秋濤(右)與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在平江嘉義(舊照)
在方步舟看來,他失去了黨籍,自然也就失去了為之奮鬥的事業,而就在這個時候,敵軍又透過中間人給他帶信,如果他不歸降,就不給他被俘的妻子治傷。
事業、感情都被毀滅的方步舟不能接受,他以檢視地形為名,於1937年3月逃離紅軍,隨後向國民黨部隊投降,成為了叛徒。
投降後,他雖然和敵軍協議自己不參與攻打紅軍,但卻向敵軍交待了紅十六師的行軍路線,讓紅十六師隨後遭到重大損失,僅剩下兩百餘人。
不僅如此,他的叛逃引起紅十六師和地方黨員幹部的“叛逃潮”,包括紅十六師師長、政治部主任等一大批軍政領導都投向了敵軍,使鄂東南遊擊區的局勢嚴重惡化。
紅十六師政治部主任、後來的開國上將鍾期光認為,開除方步舟黨籍確實過火了,但是就算過火,方步舟也不該把紅十六師的行軍路線洩露給敵軍,把他的生死戰友送到敵軍槍口下,把個人動搖變成罪孽深重的叛變行為。
抗戰時,方步舟表現得很糾結,他自己回家鄉拉起一支隊伍抗日,被國民黨“封”為遊擊縱隊司令。他曾想帶著隊伍投奔新四軍,但沒有談成,後來又和新四軍有些小摩擦,還打散過一支新四軍游擊隊。
1943年,他因保護部隊中的地下黨被國民黨方面逮捕,直到1948年才放出來在武漢做煤炭生意。
大冶老鄉和同學劉培初把他拉到綏靖總隊後,他聽說我黨不再追究以前的脫黨人員,於是就動了率部起義的心。
到寧波後,他開始仔細策劃,想要趁機擒拿蔣介石將功折罪,以便洗刷過去犯下的罪孽——但蔣介石還有正規部隊做內衛,而方步舟起義的計劃也被洩露,遭到劉培初進剿,他只好率部投奔我方的四明山游擊隊。
1949年解放軍渡江後,方步舟的部隊被編入王建安的七兵團二十二軍六十四師。王建安司令員和王必成副司令不確定能不能接收他,就把他送到三野總部交陳毅處理。
陳毅同志召開黨委會商議,最終結論為“將功折罪,既往不咎”,沒有把他當叛徒處置。解放後,方步舟在農場做副科級幹部,九十歲去世。
崢嶸歲月,大浪淘沙,堅守著信念的先輩們開創出一個新的中國,而方步舟自己葬送了他作為開創者的光榮,為他的人生留下了抹不去的汙跡,實在是令人感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