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遺產

作為上一個維護過絲綢之路東段和塔里木盆地的偉大帝國，盛唐的遺產並沒有隨著唐朝滅亡而立即消失，唐朝的威望和物質遺產、文化遺產還在滋養著西域地區。在五代和北宋初期，最後的印歐人城邦于闐還是以中原的外甥、唐朝領土之外的繼承人自居，即使佛教於闐被喀拉汗王朝征服，新的王朝依舊在利用於闐和中原虛擬的甥舅關係：1081年，喀喇汗王朝在給北宋的國書中，就自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和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還是以于闐的身份延續和中原的外交關係，並獲得珍貴的封賞禮物。

除了于闐，唐朝在北庭和安西修建的城鎮遺址被西遷到此的回鶻人繼承，回鶻人在這些軍事堡壘和移民點的基礎上加以擴建，並加速了自己的城鎮化進度。在北宋使者王延德來到高昌回鶻和龜茲回鶻的時候，他看到的是一個保留著遊牧作風的定居民族，除此之外，唐人的歷法、佛教經典和佛教寺廟，都被高昌回鶻人完整保留，唐朝皇帝給回鶻首領的敕書，依舊是回鶻頭領的重要權威來源。當然，唐朝的遺產只是當時西域諸多文化元素的一種，具體情況，可以參考往期文章：使高昌記：公元10世紀末的高昌回鶻社會和新疆風光

宋遼西夏對於和西域通道的互相爭奪

遼墓中的十二宮壁畫

其實北宋時代，遼、西夏和宋朝都沒有放棄對西域的探索和征服，于闐、喀拉汗、龜茲回鶻，高昌回鶻、甘州回鶻等勢力也一直出現在宋遼的外交使者名單中。三個政權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從絲路貿易中獲利，遼國設定了西北路招討司，對蒙古高原進行羈縻統治，還設定了回鶻國單于府管理殘留在蒙古高原上的回鶻人，而且遼國還沿用了之前唐代的回鶻路，用於和西域國家的交通貿易。

西夏對西域的貿易路線主要是經過甘肅-黑水-和林-高昌的居延路，來和高昌乃至更遙遠的西域國家貿易，除此之外，可能是因為國家小而且生存狀況比較嚴酷的原因，西夏人在絲路上也喜歡剋扣重稅：“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在有的時候，西夏人甚至會對商隊實施搶劫：

“（大食）先是，其入貢路繇沙州，涉夏國，抵秦州。乾興初，趙德明請道其國中，不許。至天聖元年來貢，恐為西人鈔略，乃詔自今取海路繇廣州至京師。”

而且對於宋朝和西域的貿易，遼和西夏明顯有干預性政策：比如宋使王延德在高昌的時候，遼國同時派出了一個使團前往高昌，兩個使團劍拔弩張，都想趁機消滅對方，並將高昌拉攏到己方陣營來，但是精明的高昌回鶻可汗巧妙地採取了中立政策；于闐給北宋的外交使團，就曾遭到過遼國軍隊的攻殺：

于闐貢方物，見於延和殿。上問曰：「離本國幾何時？」曰：「四年。」「在道幾何時？」曰：「二年。」「經涉何國？」曰：「道由黃頭回紇、草頭達靼、董氈等國。」又問：「留董氈幾何時？」曰：「一年。」問：「達靼有無頭領、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上顧謂樞密都承旨張誠一曰：「達靼在唐與河西、天德為鄰，今河西、天德隔在北境。自太祖朝嘗入貢，後道路阻隔，貢奉遂絕。」又問：「嘗與夏國戰者，豈此達靼乎？」曰：「達靼與李氏世讎也。」又問：「道由諸國，有無抄略？」曰：「惟懼契丹耳。」又問：「所經由去契丹幾何裡？」曰：「千餘里。」

可見在宋遼西夏並立的格局下，各方都沒有放棄和西域建立聯絡的希望，甚至在爭奪對西域小國朝貢貿易的壟斷權力。11世紀末期北宋設定的隴右都護府是宋朝領土向西延伸的極點，如果都護府沒有在靖康之亂後廢棄，那麼中原王朝也許能再次接觸到西土，並和當時的西域有更多的互動。

作為絲路中介民族的回鶻人

與粟特人合作的回鶻人

和唐代相比，宋遼時代的絲路貿易的中介民族由粟特人變成了回鶻人，也就是元代的畏兀兒人，在宋遼乃至元代，回鶻人為絲路上的經濟和文化傳播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

雖然回鶻人最早是典型的遊牧民族，但是在回鶻汗國崛起的過程中，他們得到了粟特人的協助。在安史之亂之後唐朝對外關係日趨保守和緊張的背景下，回鶻人接納了相當一部分曾經生活在唐朝境內的粟特人，作為回報，粟特人為回鶻人提供了文字，商業情報網路等有利於維繫政權的工具，還有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回鶻可汗甚至專門為境內的粟特商人修建了富貴城，安置境內的粟特人。隨著歷史進入北宋時代，粟特人的河中故地徹底伊斯蘭化，粟特人也大量伊斯蘭化，《突厥語大辭典》就記載了一些粟特人的突厥化程序：詞典中的一個詞條是“索格達克”：“這是粟特人的一部分，遷居到了八剌沙袞附近，他們已經突厥化了”；失去了根源的粟特人逐漸成為了無根之木，他們的最終命運就是融入其他民族，除了漢族，渤海，契丹之外，還有很多粟特人藏身於曾經的合作伙伴回鶻人當中，典型的證據是：宋遼時期各個回鶻政權派往東方的外交使團中，不少使者有安、康、史等姓氏，比如《宋史》記載：“......三年，又遣左溫宰相、何居錄越樞密使、翟符守榮等來貢。是年，龜茲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監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䃋石等。四年，翟符守榮等三十人請從祀汾陰。其年，夜落紇遣使貢方物，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另一個不易察覺的依據是在維吾爾語中，商人一詞的發音是“sodiger”，極有可能來自於古代的貿易民族粟特人。

與此同時，除了河中家鄉的伊斯蘭化，分散在五代時期中國和遼國的粟特人，其主要的去向是成為世襲的軍閥或者武將家族，或者技術性較強的官僚（參見往期文章：末日餘暉：安史之亂後的各粟特集團求生錄），或者滲透到周邊政權中成為高層。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回鶻人失去了軍事強權的地位，流散到河西、關中北部、契丹和西域的回鶻人分立為數個政權，他們轉型為典型的貿易民族，由於西域地區的自然地理特徵將回鶻人分散在綠洲、山地牧場等不同地理單元中，再加上西域和河西的商業通道屬性，迫使遷徙到這裡的回鶻人在經營農牧業的同時還要兼營商業，特別是在粟特人的商業天賦加成之下，回鶻人也變得精通貿易，錙銖必較。

比如南宋使者洪皓就對回鶻人的手工藝和貿易天賦印象深刻：

“......士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㲲、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更多內容可以參考往期文章：異鄉春節：“南宋蘇武”洪皓眼中的女真族新年。

高昌回鶻、龜茲回鶻、甘州回鶻等政權不僅會不斷地派出朝貢使團前往開封朝貢，以各種西域特產和精緻的手工藝品，同時他們還和遼朝、西夏也有緊密的貿易往來，比如《遼史》記載：. “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和曾經唐長安的粟特人聚居的坊類似，遼上京也有專門安置回鶻商人的聚居區。

再比如在西夏境內，也有回鶻人的影子，在西夏發展的早期，就制定了“時保吉猶駐積石河，將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然後長驅南牧”的政策；根據洪皓在《松漠紀聞》中的記載，“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由於知道回鶻的國際貿易商人很富裕，而且總是攜帶上等貨過境，所以西夏人經常對他們敲竹槓；等到時間久了，回鶻商人就會以次充好，用劣等貨賄賂西夏人，這個生動的細節，反映了當時回鶻人作為高價值商品的國際轉運者的形象已是深入人心。

回鶻人大量經營國際貿易的事實，也得到了高昌回鶻的經濟貿易類文書的支援，相關材料可以參考出土的回鶻經濟文書，相關著作有耿世民的《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

和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一起旅行的還有宗教。類似於唐代的粟特人，宋遼時代的回鶻人作為中介民族，培養了大量的翻譯人才，他們不僅能翻譯貿易所需要的商業文書，還能翻譯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各種文獻，在將漢語的文獻翻譯為回鶻文的同時，他們對應的會將回鶻文的文獻翻譯成其他民族的文字，回鶻人的翻譯才能，已經得到了吐魯番和庫車等地出土的文獻，比如《彌勒會見記》等文書的證明。在元代，大量的高昌回鶻文人將繼續活躍在當時的文壇和宗教領域。因為有出色的翻譯技巧，所以回鶻人的高僧和摩尼教法師也經常充當西域各政權前往東方的使者，僧人本身有時候也是貢品：比如公元934年，“賜回鶻入朝摩尼八人有差”；公元951年，“夏，四月，回鶻僧縛羅朝貢”；公元961年，“于闐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公元965年，“甘州回鶻可汗遣僧獻佛牙、寶器”。

而且回鶻宗教人士的業務能力，在當時很受遼、西夏和金的認可，這些新興政權喜歡延請回鶻法師去他們的寺廟弘法：“沒藏氏......役兵民數萬,相妥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座演經”；在洪皓被困在金國的歲月裡，他也看到了回鶻人對佛教的虔誠王，以及他們經營的占卜、代禱業務在金國境內很受推崇：

“（回鶻人）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

最後，還是和粟特人一樣，回鶻人自己的輝煌時代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他們也以深藏不露的形式融入了周邊強權，比如遼國和西夏一樣，在崛起和擴張的過程中不僅大量掠奪和收編回鶻的普通民眾，還有回鶻人不動聲色地融入了回鶻的上層社會，比如“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糯思”，王小弗的《契丹建國與回鶻文化 》一文則探討了回鶻人融入早期契丹之後，阿保機利用回鶻人傳入的摩尼教信仰神話自己的出身，以及回鶻摩尼教對早期契丹建國神話的影響。

遼代的琉璃器

除了活躍在遼金西夏之外，還有很多回鶻人不動聲色地遷徙到宋朝境內，比如唐末五代時期就有一些文明程度較高的回鶻人遷徙到陝西地區：“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而到了南宋時代，根據當時的記載，西域的回鶻等民族有因為貿易遷徙到東方，但因為回國路途艱險，所以最後定居在宋金境內的情況，周密的《癸辛雜識續集》記載：”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而回鶻人經營絲路引進到中原的諸多遺產中，除了常見的玉石、馬匹、獅子、駱駝、藥材、武器以及翻譯的經書之外，在今天最常見的，就是吃瓜群眾喜聞樂見的西瓜。

遼代壁畫中的西瓜

這種美味水果原產於非洲，經過絲綢之路傳入了西域，並且被回鶻汗國和西遷的回鶻人發揚光大，在契丹人擊敗了草原上的回鶻殘部之後，這種水果進入了中國東北，契丹人在牛棚中用牛糞覆蓋西瓜子，就種出了甜美的大西瓜，第一次見到這種植物的胡嶠認為這種作物和中國的冬瓜一樣大，但是味道甜美，這也是漢語世界第一次對西瓜的記載：

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雲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

至今東北地區的瓜農，還有使用牛糞種瓜的傳統。詳情可見往期文章：胡嶠陷虜記：中原俘虜的遼國曆險記

只是和唐朝時粟特人十分活躍的時代相比，回鶻人活躍的時代，無論是東亞大陸還是河西走廊還是西域，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回鶻人面對的局面更加分裂而且更加破碎，回鶻人經營的國際貿易，無論是朝貢貿易還是民間貿易，主要是區域貿易為主，主要的貿易片區大致有蒙古高原-東北地區-燕京，以及河西走廊-青塘地區-西夏，以及安西、北庭-中原，除了政治上的政權分立之外，伊斯蘭教對河中還有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綠化，是造成絲路貿易暫時受阻的重要原因。

西域的伊斯蘭化和各方勢力的反應

在塔里木盆地徹底伊斯蘭化之前，佛教、摩尼教、拜火教、景教和薩滿教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關係，雖然各教的教義有區別或歧義，但西域各政權幾乎不會因為宗教問題開戰，上述宗教的寺廟本身也發揮著旅店+銀行+典當行+中介的作用。但是伊斯蘭教從進入西域開始，就表現出極強的排他性，代表性的節點性事件，就是喀喇汗王朝滅亡于闐的戰爭（往期文章），無論是遼國還是回鶻人，伊斯蘭教政權的基本態度是你死我活，對方只有皈依伊斯蘭教才能進行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我們可以看幾則外交檔案，這幾則檔案既證明了契丹人和回鶻人對於絲路貿易的關心和爭奪，也能看到伊斯蘭教政權對東方佛教政權的態度：

在伊斯蘭教文獻《馬衛集論中國 、突厥和印度》(Sharaf al-Zamān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中，有3段加茲尼王朝和遼國以及某個回鶻政權的外交書信，大致的背景是加茲尼王朝在蔥嶺和北印度的擴張引起了契丹和回鶻人的關注，後者給前者寫信示好、並試探後者的態度：

......儘管契丹和回鶻都位於遠離伊斯蘭國家的地區，而且通往那裡的道路已經中斷，但他們的君主依舊因為鄰國的伊斯蘭君主和伊斯蘭軍隊的強大感到不安，因為他們已經聽說並看到了這種宗教的興起，高漲及其信徒懲罰敵人的力量，所以他們封鎖了道路並屯駐士兵，防止伊斯蘭軍隊的進攻......

契丹人的書信是：

當穆罕默德（Mahmud）蘇丹［安拉保佑他］成功地取得政權並征服了印度和突厥地區後，契丹和回鶻的國王開始感到畏懼，契丹國王於是給他寫了一封國書，其譯文如下：隆運長久［大可汗］致呼羅珊愛米爾穆罕默德·哈喇可汗：

天王將［許多］王國、將廣闊的土地以及居住其上眾多的部落賜予我們。我們在自己的京城中自行其事而且享有安寧。世界上每個耳聰目明者都不能不謀求與我們保持友好密切的關係。附近地區個愛米爾中我們的甥侄都無一例外地經常相繼派使者，呈上信函與貢物。［唯有］他［指穆罕默德］至今還沒有遣來使節和信差。而我們卻已風聞他那超群的勇力，使人崇敬的強大的傑出地位，令眾愛米爾畏懼的威嚴以及他控制各省時的那種力量和權威，還有他那依靠自己力量而給國土所帶來的和平。由於享有如此榮耀的地位，他有責任向至高無上的汗—普天下的第一人—報告他的訊息，並據天可汗的地位而予以適當的尊敬。正因為如此，我們現已採取主動，鑑於路途遙遠和[必需的]行期過長，因此，僅限於派出一位輕裝使者，而沒有賦予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禮品。

本家族的一位貴婦人曾嫁給了卡迪爾汗的兒子Chaghri—tegin，兩個家族透過聯姻而結成同盟。我們已命令卡的爾汗為使者開放通向他[即穆罕默德]的道路。同時，也為他的使節敞開大門。他應挑選判斷力可靠、知識淵博並且嚴肅認真的使者，以便使我們能夠告訴他我們的情況以及交流世上的風俗習慣，同時與他友好地建立起相互饋贈的慣例。

其中契丹人提到將貴婦人嫁給卡迪爾汗，說的應該是《遼史》中“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國王復遣使請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裡女可老為公主嫁之”的史事。

回鶻可汗的書信是：

儘管距離遙遠，［我們問候］他本人安好。聽到他的隆運，聽到他已經征服［了］印度國土的諸小邦國，我們感到歡欣和高興。

因為全世界諸國王關係密切，而且與偏遠地區的領主友好相處，我們幸福的［王國］也希望與一個屬於世界上著名武士和傑出任務之列的人友好相處。無論在東方和西方，［他都已證明了］他的權勢和神勇。我們熱烈地期望［我們］之間能夠建立起友愛和尊敬。

雖然我們兩國遠隔重山，但是我們的心卻密切相連。我們派出這個使者，願今後雙方相互友好與交往，以使美好的回憶長存。假使他也有相同的心願，那就讓他來信並派出使節，透過這位使節來奠定友好的條款並以其身份來加強這種局面。契丹派出一位名叫Q·Hunka的信使［奴隸］，我們也派出一位信使與他同心。這樣，無論何時有人前往我們這裡，都可以與他結伴同來。契丹使者的歸途必須經過這個國家，因為道路不寧，我們的使者沒帶什麼禮物，但是，我們派出一個奴隸，並以一支箭作為標誌。Qáshí將呈上我們的口信。寫於五月。”

但是後者的態度相當硬核，表示除非皈依伊斯蘭教，否則雙方就是敵對關係：

穆罕默德收到兩封信並看完了其中的胡言亂語之後，在強烈的宗教情緒的支配下，根本不可能答應和異教徒建立真誠的外交關係和現實往來的要求，他斥退了使者，並對他們說，和平和休戰只是用來預防戰爭，我們之間沒有能使彼此建立起密切關係的宗教聯絡，遙遠的距離保證了雙方的安全而不至背信棄義，我用不著和你們建立密切的關係，除非你們接受伊斯蘭教。

雖然這份材料不可避免地對加茲尼王朝有誇大之辭，但是反映出來的問題是遼國可能比加茲尼更依賴加茲尼對遼國的貿易。

在這種態度之下，結合《突厥語大辭典》中記載的喀拉汗王朝對高昌回鶻和西域佛教徒的《戰歌》來看，伊斯蘭教的排他性和強制傳教，加劇了西域地區的緊張對立局面，塔里木盆地以東為佛教文化區、以西為伊斯蘭文化區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朝初年，這種背景下，絲路貿易就更容易變成區域性貿易。

也是因為如此，再加上加茲尼王朝在北印度的擴張，所以兩宋時代幾乎沒有出現像唐朝那樣絡繹不絕的西行求法熱潮，《佛祖統紀》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詔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應詔者157人。於是，政府就組織這些人到印度去。這種由皇帝倡議、官方組織的龐大求法團，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同時也是最後一次，這些僧侶最遠到達了克什米爾地區，然後再越過蔥嶺回到東土，從此之後，在邱處機之前，中原的宗教人士幾乎再也沒有大規模西行的記載。

隨著西遼和蒙古的西征，新一輪的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幕即將在西域拉開，西域和中原開始了更加風度的雙向交流，具體的情況會在以後的文章中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