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5月,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親自組織和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專家,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和以守為攻、合圍之法的戰術,在蘇區周圍廣築碉堡,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
中央蘇區在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範圍已擴大到30多個縣,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也都取得很大成績,其主力紅軍擴大到約10萬人,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亦有很大發展。
9月25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黎川,中央蘇區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拉開戰幕。此時,毛澤東“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打法早已被批判,他本人也已經沒有了軍事指揮權,而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在軍事戰略上,拒絕和排斥紅軍歷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條件下,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要求紅軍“禦敵於國門之外”,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硬碰硬地進攻敵人的堅固堡壘,呆板的組織陣地防禦戰,連一門迫擊炮的位置都要在地圖上標死,原本以靈活機動為優勢的紅軍因此越來越被動。
9月28日,國民黨軍佔領黎川。此後,紅軍又經近2個月浴血苦戰,卻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被迫向蘇區內轉移。
恰在此時,11月20日,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前往鎮壓。這時,毛澤東提議,紅軍主力應抓住有利時機,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而中共臨時中央卻將紅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從而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後,即於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
而紅軍在北線進攻受挫後,中共臨時中央轉而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廣築碉堡,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從1月下旬開始,紅軍全線開展陣地防禦戰。至3月上中旬,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頻繁交戰,紅軍節節失利,損失嚴重,逐步向廣昌撤退。
廣昌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1934年4月10日,國民黨軍集結了11個師的兵力向廣昌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4月下旬,廣昌失守,紅軍撤離。這時,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都很匱乏,紅軍已失去了在內線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可能。
10月初,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的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守。中共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研究後決定,放棄中央蘇區。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撤離瑞金,率領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軍團紅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直屬縱隊共8.6萬餘人,於10月17日在雩都集結出發,開始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在中央蘇區留下紅軍第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餘人及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繼續堅持游擊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