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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錦帆遊俠
伴隨著洛陽和長安的陷落，在建康（由於避司馬鄴的諱而改名）的司馬睿成為了呼聲頗高的皇位繼承人。
但司馬睿的皇位能坐穩嗎？為了這座皇位他付出了怎樣的代價？此時神州大地上的其他政權，又各自有怎樣的表現呢？
故事的開始，要回到八王之亂剛結束的時候。
司馬越成功殺出，順利掌權。但他同時也面臨著一個現實的問題：由於他屬於皇室遠支，話語權遠不如其他血親宗室，因此他迫切需要北方士族名士的支援，以便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支撐自己的統治。
簡單說，司馬越需要一塊響噹噹的金字招牌，這樣他這個執政才不會顯得過於寒酸，門可羅雀。
王衍適時解決了司馬越的需求，他很快和司馬越達成了合作關係：司馬越用自己的宗王名分和執政權力，為王衍乃至琅琊王氏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利用琅琊王氏的影響力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這也是“王與馬，共天下”的最早結合。
但有了王衍的支援，並不代表著司馬越的高枕無憂，因為他和現任皇帝司馬熾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差。司馬熾和司馬越都想掌控最高權力，在蛋糕只有一塊的情況下，他們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司馬越解決掉以繆播為首的幾位司馬熾近臣之後，雙方的矛盾一發不可收拾，西晉政權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愈發分裂。
司馬越很明白，如果自己打算牢牢掌控住權力，光依靠對中央機構的控制是不現實的：當初他正是藉助了地方上的力量，才取得了八王之亂的最後勝利，這次在和司馬熾奪權的過程中，地方上的力量自然也是司馬越極為重視的目標。
此時，以漢國為代表的異族勢力也愈發強大，不斷對洛陽進行侵擾。要想保住基本盤，司馬越更需要地方上的軍事力量以拱衛洛陽的防衛，也因此，司馬越和王衍有了“狡兔三窟”的安排。（詳見《永嘉之難》第九節）
[1]狡兔三窟
但司馬熾顯然不會坐看司馬越大權獨攬。為了振興皇權，方便之後和司馬越展開鬥爭，司馬熾也沒少在地方上安插自己人，這造成了許多地方往往存在不止一名軍政長官，他們所管轄的地區也有不少重複的地方。
舉個例子，在司馬越安排王澄出鎮荊州的時候，司馬熾也將荊州和江州的八個郡單獨劃分出來成立湘州，安插了一位湘州刺史來削弱王澄的權力。同時為了和司馬越擔任的兗州都督打擂臺，司馬熾也十分積極地將青州都督苟晞拉到自己一邊來。在荊州，隨著原任荊州都督，也即司馬越的弟弟司馬略的死亡，司馬熾任命山簡繼任徵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將手伸入了荊州地區。
總而言之，司馬越的手伸到哪裡，司馬熾也要伸到哪裡和司馬越唱對臺戲。在這樣的背景下，司馬越需要自己的兄弟以及傾向他的宗王們掌控實際權力，以便擁有更為強力的話語權，這便促成了司馬睿地位的進一步上升。
之前說過，在蕩陰之戰後，司馬睿害怕成都王司馬穎的政治清算波及到自己，一路逃到了自己的封國，隨即投靠了司馬越以求自保和發展。
之所以選擇和司馬越合作，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各自的封國東海國和琅琊國相鄰，促成了他們在地緣上的緊密聯絡，另一方面，司馬越和司馬睿的叔父司馬繇都曾經在東宮侍講，可以說是當過一段時間的戰友。更重要的是，司馬越一力拉攏計程車族琅琊王氏，正好處在司馬睿封國之內，兩人之間因為琅琊王氏產生了許多聯絡，自然也有了溝通的橋樑。
不過，此時的司馬睿也只是一個出鎮下邳的宗王，雖然司馬越在八王之亂之中勝出，但司馬越更為信任的是自己的親弟弟們，司馬睿仍然沒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改變這一切的，是陳敏的叛亂。
自從西晉平吳之後，江東的強宗大族並沒有隨著吳國的滅亡而消失，他們本身的莊園經濟和武裝力量被原封不動保留了下來，而為了穩定江東的局勢，西晉朝廷對江東的地方官基本沒有做出改變，仍然繼承了吳國時期的任命，因此江東士族在當地仍然有很強大的力量。
但西晉朝廷對這些江東士族又一直進行壓制和排擠，他們很難在朝廷上取得較高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因而江東士族對西晉朝廷也一直心懷不滿，許多士族乾脆直接辭官歸隱，經營自家的一畝三分地。
江東士族們更希望的是能有一個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的利益。這時候，替司馬越搜刮資源的陳敏適時出現，在江東割據自立，江東士族中的部分人也選擇了和陳敏合作（詳見《八王之亂》第十七節），希望能夠再一次像吳國那樣割據江南。
[2]公元305年12月
但讓江東士族們沒想到的是，陳敏一起勢就將江東士族們一腳踢開，作出了許多僭越的行為，這讓司馬越和江東士族們都無法再容忍陳敏。
江東士族的代表顧榮、甘卓、紀瞻等人都曾經在司馬越幕府上幹過活，在他們的同事華譚的撮合下，江東士族與司馬越達成了合作意向：他們決定反戈一擊，保障自己的利益。
於是，陳敏很快被新任揚州都督劉準和江東士族們撲滅，但一方面，經過陳敏之亂，司馬越和王衍都認識到：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藩鎮來出鎮江東，否則保不齊還會出現第二個陳敏；另一方面，揚州都督劉準在司馬越和司馬顒對立的時候，並沒有支援司馬越，算不上是司馬越可以信賴的人。因此，司馬越急需一個靠得住的人幫他坐鎮南方，打通從中瀆水下廣陵，過江直抵建鄴的漕運之路，方便將江南的糧食運到中原，以便有充足的物資來解決中原烽火遍地的危局。
[3]公元307年5月
因此，司馬越立即用周馥為新任揚州都督以代替劉準，不久之後，在王曠、王導、王敦等琅琊王氏族人的爭取下，加上裴妃居內的大力贊助，司馬越和王衍最終決定答應司馬睿的請求，將揚州都督區一分為二，江北交由周馥管理，江南則由新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的司馬睿出鎮建鄴加以管理。
司馬越做出這樣的安排，還有著另一個目的：他希望司馬睿和周馥在揚州互相牽制，互相監督，這樣更加有利於自己對揚州的掌控。
在王衍設計的“狡兔三窟”中，這“三窟”原本全都在長江以北，各自有著不錯的基本盤。無論是哪一方，都應當能有著不錯的發展。但讓王衍大跌眼鏡的是，在他計劃外的司馬睿和王導的組合，最終卻發展成為了唯一能完成他保留晉室血脈，壯大琅琊王氏的目標的人。
[4]公元307年8月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的九月，司馬睿抵達了建鄴，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盡力籠絡江東本地士族，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
對司馬睿這個旁系的宗王，江東士族一開始並不看好他能夠坐穩位置，畢竟司馬睿南下江東沒帶多少士兵，江東本地的經濟又不算髮達，江東的地頭蛇們準備先採取觀望的態度，看看司馬睿能有什麼樣的本事。
司馬睿很明白，如果他打算在本地經營勢力，必須倚仗江東士族的支援，但這些地頭蛇們不合作的態度，讓他感到有些棘手。
於是他轉而向政治合作者琅琊王氏尋求幫助，對王導而言，團結江東士族，對以琅琊王氏為代表的南渡士族也不無好處，因為他們也需要一個較為穩定的生存環境以慢慢在江東站穩腳跟。
王導首先向江東最為著名的世家——吳郡陸氏的陸玩（陸遜的侄孫）伸出了橄欖枝，提出兩家結為兒女親家，希望這兩家長江南北的頂尖士族能結成門當戶對的姻親，只要將吳郡陸氏拉攏過來，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但陸玩並不給面子，表示：“小土丘長不出松柏一樣的大樹，鮮花和雜草也不能栽種在同一個盆裡，我不能答應這件事。”
王導並沒有因為陸玩的難聽話打退堂鼓，他邀請陸玩來自己的府上品嚐乳酪。但乳酪畢竟是北方特產，並不適合陸玩的胃口，不久後他就生了一場病，之後，他給王導寫信奚落道：“我這個吳人，差點成了北方的鬼！”
陸玩的不合作態度讓王導也無可奈何，於是，他將目標轉向了紀瞻、顧榮、賀循等其他江東士族的頭面人物，將他們引薦給司馬睿。
在王導的建議下，針對江東士族的不同性質，司馬睿採取了不同的措施一一進行拉攏：對於吳郡顧氏這樣的文化士族，委任他們以重要官職，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而對於義興周氏這樣的武力強宗，司馬睿則盡力儲存他們的家產，以讓他們的實力不受損失。
在其他許多方面，司馬睿也採納了王導的建議，給予了江東士族不少特權：在經濟上，嚴令禁止南遷的北方士族侵佔本地士族的田產；在政治上，提拔江東士族，吸收他們加入自己的幕府；在文化上，尊重本地文化和風俗。同時雙方也進行了積極的聯姻，拉近彼此的關係。靠著這一項項措施，江東士族們逐漸改變了原有的看法，相繼成為司馬睿的屬下。
之前已經說過顧榮的事蹟，作為尊奉司馬睿的江東士族頭號旗幟人物，他博得了司馬睿的高度信任，凡是有什麼謀劃的事宜，司馬睿都先和顧榮進行商議。
至於賀循，他是吳國名將賀齊的曾孫，也是懷著“蓴鱸之思”的吳國望族張翰的好友。在八王之亂期間，他和張翰一同逃回了江東隱居。周玘平定江南時，賀循在會稽起兵響應。後來陳敏作亂時，賀循是少數採取不合作態度的江東士族，裝瘋賣傻躲過了陳敏的徵辟。他的出仕，代表著江東士族認可了司馬睿的能力，承認他能夠給予江東地頭蛇們想要的利益。
而紀瞻也是幫助周玘平定陳敏的重要人物，和顧榮、賀循、閔鴻以及薛琮的孫子薛兼一併稱為江東的“五俊”，在江東士族中有著極強的號召力。
此外，卞壼（kǔn）、周玘、張昭的曾孫張闓（kǎi）等人都成為了司馬睿的僚屬。
但要在江東站穩腳跟，光團結本地士族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江東地區還有西晉朝廷所任命的其他官員。
這些官員尊奉朝廷，並不聽從司馬睿的命令，他們施政方針和司馬睿也大為不同。
朝廷的官員們積極招納流民過江，籌備力量北伐以拱衛皇室，而江東士族顯然對這些舉措不感興趣，他們最想維護的，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因此這些地方長官不僅威脅到了司馬睿的統治，也不容於江東士族，在驅逐朝廷任命的官員這一點上，司馬睿與江東士族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聯合起來，準備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導的堂弟王敦被司馬越任命為揚州刺史，和王導一同成為了司馬睿的輔翼。
按說，王敦是司馬越所任命的官員，從立場上說應當站在司馬越一邊。但有鑑於堂弟王導的地位以及琅琊王氏家族的利益，王敦的內心更傾向於司馬睿一方。
不久後所發生的一件事，更加堅定了王敦的打算。
永嘉四年初，就在劉曜從河東襲擾洛陽後不久，司馬越命令駐守在江東的建武將軍錢璯（kuài）和揚州刺史王敦一起率軍勤王。
一方面，司馬越的兵力確實捉襟見肘，另一方面，儘管司馬睿在名義上還算是站在司馬越一方，但他越來越強的獨立傾向讓司馬越也不得不有所防備。考慮到琅琊王氏和司馬睿非同一般的關係，徵調琅琊王氏中軍事能力最強的王敦率軍勤王，也能有效削弱司馬睿的力量。
沒曾想，錢璯害怕胡人強大的兵力，根本不想去送死，在朝廷接連發出詔書之後，他乾脆準備殺掉王敦，舉起反旗。
得知訊息的王敦急忙逃到建鄴，將這一資訊告知了司馬睿。對司馬睿而言，一方面錢璯是在自己的領地上作亂，從保衛領地的角度，他必須平定錢璯的叛亂；另一方面，錢璯是朝廷任命的官員，幹掉他之後，他的權力自然也收歸司馬睿所有，怎麼看都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此時，錢璯已經殺掉了自己身邊的朝廷官員，自稱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擁立吳國末代皇帝孫皓的兒子孫充為吳王（孫充不久後也被錢璯殺死），進軍陽羨。
司馬睿派將軍郭逸和幫他出逃洛陽的宋典等人前去討伐錢璯，但宋典等人迫於錢璯兵力強大，不敢出擊。
就在雙方僵持的時候，還是身為江東地頭蛇的周玘站了出來，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徵募鄉里的義勇兵，身先士卒進攻錢璯。宋典看周玘發起了進攻，這才隨後跟上。在江東士族的幫助下，錢璯的叛亂很快被平定，這也是繼石冰和陳敏之亂後，周玘第三次出手平定叛亂，是以他有了“三定江南”的美名。
自從平定錢璯叛亂之後，王敦真正投向了司馬睿，掌管了司馬睿軍府上的軍事權力。他和王導這對兄弟成為了司馬睿軍府上一武一文的重要搭檔。
[5]公元310年3月
不得不說，司馬睿的運勢不錯，他不但在江東打開了局面，局勢的變化也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走去。
之前，為了在江東造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司馬越分別任命周馥和司馬睿為都督揚州江北及江南諸軍事。
同王導一樣，周馥同樣認識到了揚州的重要性。永嘉四年，在劉聰的軍隊不斷襲擾洛陽之際，周馥上書建議司馬熾遷都壽春，以避開敵軍的鋒芒。
周馥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但他繞過上級司馬越徑直向司馬熾上書的行為，在司馬越看來無異於是對自己的挑戰。更重要的是，司馬越擔心周馥掌權對其不利，無法輔助司馬睿完成經營揚州，保障南北漕運、支援中央財政的目的。
更何況周馥所鎮守的壽春，正是南北漕運的重要據點，是揚州、江州、湘州和荊州漕糧的重要集散地；況且壽春自曹魏以來，就是通往江南的軍事重鎮，曹魏和孫吳在此發生過多次爭奪戰。眼見周馥已經不那麼聽話，司馬越決定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碩入京，換上更為信賴的自己人。
司馬越的調令被周馥所拒絕，他命令裴碩先走一步，裴碩害怕周馥在背後暗算自己，於是假稱奉司馬越的命令襲擊周馥，被周馥所打敗，退向了東城，尋求司馬睿的庇護。
應該說，周馥內心只是想做一個勤於王事的忠臣，但在當時的朝局下，忠於司馬熾，便意味著對司馬越的背叛。而對於司馬睿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在名義上平定叛亂的理由，他正可以藉機擴大自己的實力。
司馬睿立即派出甘卓等人，打著平叛的旗號進攻壽春，準備將周馥從壽春趕出去。周馥抵擋不住甘卓的進攻，逃往項城，在半路上憂憤而亡。
對於周馥的死亡，司馬睿很明白平定叛亂不過是他所找的一個藉口，真正的原因還是他忌憚周馥不聽從自己的命令，於是將他作為對手來對待，在和原任廬江內史華譚的對話中，司馬睿將自己內心的想法暴露了出來。
華譚當時正被周馥所保護，在壽春失陷之後，華譚就依附了司馬睿。司馬睿問華譚：“你說說，周馥為什麼要造反？”華譚毫不避諱地回答：“周馥雖然死了，但天下還是有我這樣的直言之士。周馥不過是看到敵人越來越多，想透過遷都來解除陛下的危難，結果得罪了您，於是您派兵征討他，結果周馥死後沒多久，洛陽就淪陷了，說周馥要造反，不是冤枉他嗎？”
司馬睿被華譚戳穿了心思，有些臉紅，替自己辯護道：“周馥身居鎮守地方的要職，掌握強大的兵力，朝廷召他而他卻不入朝，朝廷危險的時候他也不能扶助，，這樣看，他也算是天下的罪人了。”
眼看司馬睿的臉上要掛不住，華譚就坡下驢，附和道：“對對對，朝廷危險而不能扶助，他應該和其他人一起受到責難，在當時這樣做的，也不僅僅是周馥一個人罷了。”
[6]司馬睿
應該說，連司馬睿自己也承認，此時的他已經不和司馬越的利益所掛鉤了，他真正的利益已經和南渡士人以及江東士族們所繫結，一切行動的目標，都是為了鞏固地盤，擴張實力。
就在司馬睿穩紮穩打在江東逐步發展的時候，危局也在此時悄然浮現。
參考資料
[1]房玄齡（唐）等·《晉書》
[2]司馬光（宋）·《資治通鑑》
[3]劉義慶（南朝宋）著，劉孝標（南朝梁）注，餘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
[4]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
[5]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6]陳金鳳，李鑫·《司馬睿與東晉皇權政治述論》，
[7]何鑫泰·《兩晉之際政局再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