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歐陽修等人在修《新唐書》時，單獨列出了《奸臣傳》，這是中國古代首次將奸臣單獨列傳。南宋滅亡後，元朝修《宋史》，也按照傳統列出了《奸臣傳》。《宋史·奸臣傳》一共收錄了21位人物，是歷代收錄奸臣最多的。
奸臣傳收錄的21位人物分別是蔡確、吳處厚、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 、蔡崈、趙良嗣、張覺、郭藥師、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万俟卨、韓侂冑、丁大全、賈似道。其中的蔡京、秦檜、賈似道是被歷代所唾罵的物件，的確是十足的奸臣。
我們再仔細地看這個名單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一些大臣並非是奸臣，只是因為支援王安石變法就被列入《奸臣傳》了，這部分上榜的大臣有蔡確、 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卞。其中的呂惠卿和章惇是王安石變法的兩大助手，他們雖然和王安石政見有不同，但是也為熙寧變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呂惠卿是熙寧變法的第二號人物，經常和王安石商量對策，參與了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法令的頒佈。他擔任司農寺時，“主行常平、農田水利、免役、保甲諸法”，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宋神宗讚揚道：“呂惠卿……若司農，即天下事大定矣。”他主持國子監期間，推動了科舉改革，整頓學校；主管軍器監時，提高了北宋的武器質量。王安石罷相後，呂惠卿擔任參知政事，繼續推動改革。
1073年1074年，北宋發生了災荒，呂惠卿在開封糶賣了數以萬計的糧食，保障了京城的糧食供應。1079年，呂惠卿被調到邊疆，擔任鄜延路經略使。在任期間，他改革了邊疆漢蕃兵分離的軍事制度，提高了軍隊戰鬥力。
當然，呂惠卿並非如王安石那樣人格完美之人，他的缺陷很多。例如，他當上參知政事後，就開始排擠王安石，讓北宋的黨政變得更加複雜。他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用人不當，個別地區出現了下屬官員胡作非為的現象，於是保守派共計他“民不勝其困”、“上下騷動”。擔任太原知府期間，他輕啟戰端，襲擊西夏，引發了西夏入侵鄜延路的戰爭。儘管如此，呂惠卿總體上依然不是一位奸臣。
章惇則更不是奸臣，他博學善文，剛正不阿。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章惇經營兩湖，平定了當地的叛亂，開發湘西，改土歸流，設定州縣，為兩湖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此後，他被調入中央，參與熙寧變法。宋神宗去世後，保守派上臺，章惇遭到打擊，被貶汝州。
1093年，宋哲宗親政，章惇被任命為宰相，繼續推行變法。章惇執政期間，北宋再次收復了司馬光放棄的河湟地區，攻滅了唃廝囉，招降吐蕃諸部，距離滅西夏僅有一步之遙。1100年，宋哲宗去世，章惇極力反對立趙佶為帝，認為他“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然而，向太后堅持立趙佶為帝，也就是宋徽宗，是他一手葬送了北宋王朝。
為什麼這些為北宋做出巨大貢獻的變法派人物會被寫入《奸臣傳》呢？主要原因是宋朝的黨派之爭。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一旦得勢，他們就會徹底否定新法，即使新法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會被否定。例如，推行新法收復了河湟地區，但是司馬光卻要堅持將之送給西夏。很明顯，司馬光就是為了否定而否定。
司馬光
保守派的勢力很大，並且控制了全國上下的輿論。司馬光本人在宋朝史壇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蘇轍等人又是這個時代的文壇巨匠，經過他們的傳播，這些推行新法之人就被定為了“奸臣”。在最極端的時候，王安石被視為了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他們似乎忘記了北宋第一奸臣蔡京就是司馬光一手栽培的。
到了南宋時期，黨派之爭發生了變化，主張變法的基本成為了主戰派，而保守派大多數成為了求和派。秦檜、万俟卨、丁大全、賈似道等求和派早已在民間遺臭萬年，他們的名聲無法改變，所以被列入了《奸臣傳》，但是主張北伐，最終失敗的韓侂冑也被視為了奸臣。縱觀韓侂冑一生，他是一位權臣，主持北伐期間準備不足，用人不當，導致北伐失敗，但是他也算不上是奸臣。
韓侂冑之所以被寫入《奸臣傳》，是因為他得罪了求和派。當時的求和派主要是理學派人士，朱熹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安於君父之仇”“低頭拱手以談性命”，認為“整頓邊防，充實府庫，訓練士卒……都不值得考慮”。朱熹甚至對南宋初期的民族英雄虞允文也進行了抨擊。韓侂冑掌權後，發動了“慶元黨禁”，對朱熹等理學派進行了打壓，這件事讓理學派耿耿於懷。
南宋後期，求和派再次掌權，程朱理學也成為了官方正統思想，於是韓侂冑就被他們定為了“奸臣”。程朱理學的影響很大，整個元明清都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元朝時期，朱熹編訂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了官方教科書。而元朝編纂《宋史》，主要是程朱理學的人士來完成的，因此《宋史》將程朱理學確立為了“道學”，也就是正統。
簡單來說，就是保守派和求和派最終控制和主導了輿論，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筆墨書寫了歷史，隨意褒貶他人，將那些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寫入了《奸臣傳》，這就是《宋史·奸臣》傳有如此多新派人士的主要原因。我們在閱讀史書時，也要考慮到作者的目的，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