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梅掩映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舊址。 （資料圖片）
“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七八十年前，在紅巖，一群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風雨如磐的鬥爭歲月。他們胸懷堅定理想信念，在國民黨統治區艱險複雜的環境中，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英勇鬥爭。
紅巖，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精神地標。
紅巖精神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產物
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各個革命精神產生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時代使命不同，就必然導致各革命精神在實踐基礎上的區別，由此造就革命精神各自不同的鮮明個性和獨特內涵。
任何一種精神的產生，都基於一定的歷史土壤，紅巖精神也不例外。
紅巖精神產生和形成的時代，是全面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各派政治力量相繼彙集重慶，重慶也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臺，許多重大事件在這裡漸次展開。
紅巖精神的形成並非偶然，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產物。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就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就是國民黨統治區。
偉大革命實踐總會激發崇高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她們都來源於黨領導的革命實踐，又反過來推動革命實踐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有關係黨生死存亡或發展方向的根本性、戰略性、關鍵性實踐，也有事關黨工作全域性的重要實踐，還有涉及區域性、區域性性工作的實踐。這些革命實踐客觀存在的層級差異，自然會帶來革命精神在層級上的不同表現。而孕育自國統區的紅巖精神，在這三個層級上都有豐富的內容。
1939年1月，根據黨中央的決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為書記。南方局在這裡領導廣大國統區以及港澳地區的黨組織和黨的工作，並代表中共中央與國民黨當局交涉、談判，與各黨派和各界人士交往。1945年8月，毛澤東親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1945年12月，中央派出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到重慶參加舊政協會議。1946年5月南方局遷走以後，我黨又在重慶成立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繼續領導西南地區黨的工作。
這些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工作，都與一個名為“紅巖”的山坳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在重慶近郊的駐地——紅巖嘴13號。由此以紅巖為代表的“紅色三巖”不僅成為南方局代表黨中央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的指揮中心，也成為給國統區人民帶來光明與希望的一座燈塔。在長期革命鬥爭歷程中，這種以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國統區廣大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為培育主體的革命精神，便被賦予了一種既具有獨特地理含義、又蘊含革命象徵意義的稱謂——紅巖精神。
中共中央對國統區工作的領導及重慶談判的歷史壯舉，構成紅巖精神的堅實根基
紅巖精神產生的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政治上逐步成熟時期。
對於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毛澤東站在中國革命全域性的高度進行了非常深刻的論述。他說，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必須是武裝的，但是“著重武裝鬥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鬥爭；相反，沒有武裝鬥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鬥爭相配合，武裝鬥爭就不能取得勝利”。1940年12月，在當時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毛澤東在《論政策》中明確指出：“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在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是“有理，有利，有節”。對於黨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工作的政策，毛澤東進一步闡釋為“是一方面儘量地發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一方面採取廕庇精幹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體現毛澤東思想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國統區工作起著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面對國民黨的極限施壓和軍事緊逼，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偉略，既在談判桌上縱橫捭闔，又在電臺前指揮若定，以革命兩手對付反革命兩手，透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最終促成“雙十協定”的簽訂。在重慶期間，毛澤東向社會各界展開密集的訪問和會談，廣泛接觸不同政見人士，透過深入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使中國共產黨和平民主建國主張得到國際社會和國內廣大人民的普遍認同和支援，贏得人心歸延安。
“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彌天大勇誠能格，遍地勞民亂倘休。霖雨蒼生新建國，雲雷青史舊同舟。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筆崑崙頂上頭。”毛澤東此舉，被詩人柳亞子贊為“彌天大勇”。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只有短短45天，但卻發生在戰後中國該往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階段，是影響中國歷史程序的重大事件。可以說中共中央對國統區工作的領導和重慶談判的歷史壯舉，構成紅巖精神的堅實根基。
南方局長期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的鬥爭實踐，構成紅巖精神的壯闊主幹
一張泛黃的紙，192個字，落款寫著“一九四三，三·一八，於紅巖。”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來農曆45歲生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事為他準備了簡單的茶點祝賀，但他沒有出席，而是在辦公室寫下了這篇傳世的《我的修養要則》。
文中提到：“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要有發現和創造；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鬥爭；適當的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的糾正自己的短處；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是革命隊伍中較早“進城”的人。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如同“染缸”。
依照中共中央“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十六字方針，黨員同國統區三教九流的各種人物接觸，要做到“三勤”和“三化”，即在實現勤學、勤業、勤交友和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中深入社會。
周恩來不忘以紮根群眾自勉，而且要黨員在社會交往的同時，如同“六月風荷”一樣，“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
當時在國統區，共產黨的組織不能合法存在。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國民黨允許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員的任何行動，都被置於國民黨軍（隊）警（察）憲（兵）特（務）的嚴密監視和控制之下。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館周圍和中共人員日常活動必經的路途沿線，被部署了各式各樣的監視崗哨，在國統區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啻處於“龍潭虎穴”之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南方局領導人多次拒絕蔣介石將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併為一個大黨的要求，挫敗其“溶共”圖謀，既堅決維護了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地位，又艱難維繫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對於國統區的廣大中間黨派、無黨派人士、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力量，南方局根據中央指示，不斷加強對他們的工作，團結他們共同抗戰。戰時大後方聚集著眾多的著名學者和文化知識精英，周恩來等人理解和重視知識分子的特點和作用，透過各種渠道與各界知識分子保持直接或間接的聯絡，引導他們在抗日民主運動中發揮進步作用。
周恩來曾說，在國統區工作的共產黨員，要樹立一個信念，就是“黑暗是暫時的，光明會到來”。
在國民黨不斷製造摩擦，屢屢掀起反共高潮時，南方局領導人處變不驚，對形勢進行縝密分析，堅守重慶陣地，爭取時局好轉。南方局的努力鬥爭，一次次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氣。
國統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堅持真理、無畏犧牲的頑強奮鬥，構成紅巖精神的繁茂枝幹
在黨中央領導下，國統區黨組織及其所屬黨員，深深潛伏在國統區的廣大農村以及城市各行各業，他們在複雜險惡的社會環境裡以特殊的方式竭盡全力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這些英勇無畏的革命者當中，還有不少人出身衣食無憂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捨生忘死的抉擇，源自“為絕大多數人奮鬥”的共產主義信仰。
王樸，1921年7月出生於四川省江北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46年入黨。他在重慶為黨辦學，還說服母親變賣家中田產，將所得近2000兩黃金全部交給黨組織作為活動經費。
1948年，王樸因叛徒出賣被關押到白公館監獄。1949年10月28日，王樸被槍殺於重慶大坪刑場。英勇就義前，他給母親和妻子分別寫了一封信：“娘，你要永遠跟著學校走，繼續支援學校，一刻也不要離開學校，弟、妹也交給學校。”“小群，莫要悲傷，有淚莫輕彈……我看孩子就取名‘繼志’。繼承的‘繼’，志向的‘志’。”
生命誠可貴，是什麼讓烈士們捨生忘死？自由價更高，是什麼讓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犧牲？
答案，是堅定的理想信念。
“願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願把這牢底坐穿！”一行行悲壯的詩句，是無數紅巖英烈用生命熔鑄的錚錚誓言。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3天，國民黨在撤逃前，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集體屠殺，烈士鮮血染紅了歌樂山。在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們在獄中展開了驚心動魄的鬥爭，並給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給為之奉獻了熱血和生命的黨組織留下了最後的遺言，這些情況被倖存者凝結成數萬字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其中的獄中八條意見，是紅巖英烈們為黨留下的血與淚的囑託，是他們獻給新中國的最後一份禮物。
嘉陵江邊，紅色頁岩組成伸向江邊的山嘴。岩石不曾言語，人們卻記住了這一句話：“他們在烈火中永生。”（簡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