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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春秋時代孔子教學以經授徒以後，五經成為後代儒生必讀的經典古籍。然而這些經書，最遲從戰國時代開始，由於流傳的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因而傳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很多古代文獻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時代環境的變遷和各地語言文字的差異，傳世的經典文獻和後來出土的版本文字資料，難免因形體不同，繁簡不一，使得經師和儒生在講授解釋時，各有不同的主張，因而造成經義理解上的歧異，和思想傾向上的對立。
到了西漢時代，經學就有了今文經與古文經之分。今文經是用漢代通行的隸書抄寫的，古文經則是用秦漢以前的古文字寫成。雖然同樣是先秦儒家留傳下來的經典文獻，但在經師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漢初年宿學名儒的口耳相傳，像《今文尚書》《詩經 三家詩》《公羊傳》《儀禮》等書，都屬於今文經；後者則是西漢景帝以後孔壁出土或民間呈獻的古籍，像《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左傳）》《周官（周禮）》《古文孝經》等等，都屬於古文經。
今文經學者以為經書講的是經世濟民之學，可由三綱五常推衍到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陰陽五行之說來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他們重視的是闡發經文中的微言大義；而古文經學者則是把這些經籍視為歷史文獻，主要做為授徒講學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訓詁，首先要求把經文解釋清楚。因為重點不同，師承不同，於是逐漸分成兩大學派，造成漢代今文經學派與古文經學派的門戶之爭。
在漢代今、古文學派長期的對立鬥爭中，起先壁壘分明，各不相讓：在政治上，今文學派配合時務，關心世事，古文學派則主張復古，專心學術，趨於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學派倡言陰陽五行，以讖緯圖書附會政治人事，古文學派則講究典章制度，論政亦悉依古聖先王；在學術上，今文學派喜就經文以闡發微言大義，古文學派則多按字面以訓解經文字義。演變到後來，不論是今文學派或古文學派，學者多株守一經，家有家法，師有師法，陳陳相因，牢不可破矣。起碼在西漢末年已是如此。
西漢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由於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今文經學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學派的學者受到重用，有的立為博士，而古文經學則多止流行於民間。
可是這種風氣，到了王莽當政，或者說到了東漢以後，卻有所改變。不但兼通數經的學者愈來愈多，而且兼採今、古文經的風氣，也逐漸興盛起來。
理論上，學校裡傳授的是今文經，社會上通行的是隸書，但實際上，西漢以降，今文經學者鬯（暢）言微言大義的結果，難免假託聖人之言，求之過深，往往鑿空而談，因而流弊叢生。例如有人解釋《尚書》中“堯典”二字或“曰若稽古”四字，可以多達數萬字以上，煩言碎辭，令人厭煩。因而到了東漢以後，大約從和帝、章帝到安帝數十年間，經學界起了反動，興起了新風潮，這也正是許慎學術上從成長到成熟的時期。
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爭，直至東漢末年而未息。兼採今古文經而編纂《說文解字》的許慎，就生活在這個時代裡。
來源： 雲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