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4日上午,上海萬國公墓,黑壓壓的人群把大廳擠得水洩不通,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難言的悲傷。
這一天陽光熾熱,照在背上火辣辣的痛,不少人額頭都湧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們卻一動不動,目光始終朝向大廳正前方,竭力想要穿透鮮花翠柏,再看一眼黨旗覆蓋下的宋慶齡夫人。
說到宋慶齡,我們第一個想到的詞彙就是“雍容”,那是一種時代、文化與政治所交匯出的特殊風采,數近代風流女子,她一人站立最潮頭。
在影視劇裡抑或書籍文獻裡,她總是那樣的端莊、典雅、從容,就像是完美地結合了中國的山水畫風與西方的油畫畫風,而孕育出的一位絕代美玉。
時常憶起的是她出席活動時,與賓客談笑風生,總是那般從容淡定,讓每一位來者如沐春風。
圖|宋慶齡,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國家名譽主席(舊照)
夫人一生無子,可是她卻是最愛孩子的,一生致力於婦女和兒童事業,經她手籌建或參與的兒童慈善事宜,那真是數不勝數,有那麼多可愛的孩子願意叫她“宋媽媽”,便再無需贅言了。
然而,誰又曾想到,這位見證並參與創造了近代歷史、給無數人帶來溫暖、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偉大女性,在晚年的時候,也不過是一位靠著舊憶與孤獨和疾病相抗爭的普通老人。
她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默默地咀嚼著一切艱辛,回想著舊時那些與中山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活得小心而謹慎。
人生,就是送別一個個曾經熟悉的人,然後再被其他熟悉的人送別。
1981年5月29日,夫人的生命走到了盡頭,於北京寓所不幸辭世。
雍容寧靜了一生的夫人,早早就交代好了後事。
喪事儘可能從簡,死後不葬在北京,亦不去南京的紫金山公墓與孫中山先生合葬,而是回到上海萬國公墓,葬於父母身側以償自己常伴父母的孝心。
相比於南京和北京,夫人更鐘情於故鄉上海。這裡有她兒時的記憶,有她父母的影子,有孫中山先生的故居,有她早期為革命而奮鬥的故跡。
上海是她的故鄉,她願死後葉落歸根。
宋慶齡生前,曾屢次笑著說過這樣一句說:“去北京就是去上班,到上海才是回家。”
在彼時上海的萬國公墓裡,有一片是他們宋家的墓地,這裡長眠著她的父母。
想當年她為了愛情與父母決裂,後又頗多忙碌,一直沒有時間與機會伴於二老身側儘儘孝心,心中頗多愧疚,因此渴望死後常伴父母身側,略作彌補。
在離家奔波的日子裡,宋慶齡歷經民國與新中國,一直為中華民族之獨立與崛起而奮鬥,有著至為崇高的地位。
當初,中山先生薨逝時,中山陵的設計與構建,她不曾有過任何的參與,只因為她深深的明白,中山先生不僅僅是她的丈夫,更是全中國人民的精神領袖,他的陵墓也便不再是簡單的安身之所,而是一代代中華兒女們的精神皈依之處。
她曾經給秘書李雲說過:“孫先生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偉大的革命家,受到人們的瞻仰,我不應該去沾他的光。”
因此,她對於與中山先生合葬之事,便不那麼執意。在她心裡,這一生最無愧的便是中山先生,她堅持著他們的愛情與事業,始終不曾有違,這便已然夠了!
辭世之後,她只願安然回到家鄉,靜靜地長眠在父母身側,僅此而已。
而且,在上海安葬的話,也便於故友去看望,在給友人的信中她曾如此寫道:
“在那裡(上海的萬國公墓),朋友們會比在高聳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隻為真正偉大的人物服務的。”
圖|1917年,宋耀如夫婦(三排)及子女在上海拍的全家照,宋慶齡在二排右側
夫人晚年經常生病,她多次給身邊的人員交代,如果身體出了問題,就回上海去。
她父母的陵墓旁原留有6個位置,這本來是他們兄弟姐妹六個,當初打算在百年之後,都來一起陪伴父母的初衷。可後來世事無奈,各人都有了各人的歸處,而今能達成此願者,便只有她一人了。
1981年6月4日上午9時55分,依照夫人生前所立的遺囑,中央在上海為她舉辦了一場莊嚴隆重的國葬之禮,以追悼這位為了中華而嘔心瀝血的女性偉人!
9時55分,這個時間點是不是有些不太和諧?
在中國人的習慣理念裡,一般比較喜歡取整點,而這個55分,既不是整刻,也不是半時,距離整點僅差5分。當時又是出於怎樣的考慮,弄出來了這樣“不倫不類”的下葬儀式開始時間呢?
圖|1981年6月4日上午9時55分舉行的宋慶齡同志追悼大會(舊照)
為夫人舉辦國葬之禮這是必須的,不然無法符合她的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國家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孫中山先生的夫人,更不能體現國家對於這位革命家的重視與敬重。
按照夫人生前的意願,喪儀要儘可能地從簡。當時的國葬之禮,按說人數當在500人為宜,中央儘可能地縮減,最終確定了200人,去榮幸地送夫人最後一程。
夫人生前在社會各界均有不凡貢獻,出席葬禮的200人,包括中央來人、上海市相關組織人士、民主人士代表、婦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學生代表,以及夫人的重要故交和親人。
葬禮原定於10時整開始,可是,6月初的上海,已然是熱得冒氣了,哪怕是上午9時多,戶外也是燥熱難耐,可大家都沒有任何怨言,仍在安靜地等待儀式開始。
鄧穎超等中央領導抵達葬禮現場時,看到在場的諸人均是滿頭汗珠,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和小學生,他們的體力已經出現了不支的情況。
鄧穎超十分擔心,隨即找到李家熾,急忙講到:“現場太熱了,老同志和學生們已經等了很久了,不要等到十點鐘,立即就開始吧,早一分鐘開始也好。”
李家熾連忙將鄧穎超所言之情況上報,經過對現場、天氣、儀程等情況的綜合考慮,治喪辦一致通過了這一提議。是以,喪禮開始的節點,提前至“9時55分”這個時刻。
這一決定,讓原定的葬禮儀式開始時間提前了5分鐘,打亂了原有的計劃,讓這個時間節點頗有些“不倫不類”。
可這決定的出發點,卻是為了老同志和小學生們的身體考慮,其間都是拳拳的關愛之意,想必這也是宋慶齡夫人十分願意看到的一幕。
畢竟,她是孩子們的“宋媽媽”,是這些老同志的摯友,只要他們好好的,葬禮什麼時候開始或許不是那麼重要。
在隨後的相關報道中,因為這個時間節點出了些意外,並沒有著重提起,只是說在上午進行,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之所以沒有著重強調,是有著深層次的考慮。
宋慶齡作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與共和國名譽主席,又是對中華兒女有著絕大貢獻的偉人,葬禮開始在這樣一個節點,傳出去必然會引發不必要的議論,知道的人會說這是體諒孩子和老人,不知道的怕是會說中央輕慢宋慶齡夫人。
夫人一生沒有子女,而她的子侄一輩,又大多因為歷史原因,去了國外或者臺灣地區定居,所以未能參加葬禮。
於是,當時中央治喪辦公室,專門派了六名武警戰士,一人捧遺像,一人捧骨灰,四人分立兩邊行以護衛,雖少了一絲親情的味道,卻多了一種無言的鄭重。
其實,鄧穎超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並不是她不重視宋慶齡,而是因為她與宋慶齡有著十分要好的關係。
她尤其清楚宋慶齡的秉性與為人,夫人是那種寧願自己受苦、也不願別人受累的人,又怎會親眼看見在場眾人因她多受苦累?
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在京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初期派人攜毛主席親筆信去邀請夫人來京共商建國大業,夫人以“在上海等待解放軍到來”為由推辭。
在後來的上海解放中,夫人幫著陳毅市長和解放軍,為管理城市做了好多的工作。中央感念夫人一直以來的幫助,特地派鄧穎超同志,再次攜帶毛主席親筆信趕赴上海,這才接得夫人北上京城。
宋慶齡對於周總理夫婦一直都是十分關切的,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他們有著極好的感情。在鄧穎超的心裡,宋慶齡是“人中之傑,女中之傑”。
1924年,她初見周總理夫婦,就對溫潤儒雅、滿身正氣的周總理頗具好感,也很是喜歡鄧穎超這個青春知性、落落大方的女孩子,拉著她說了不少的話兒。
1927年,鄧穎超二度懷孕到了預產期,結果卻因蔣介石發動的白色恐怖活動,而導致難產進而孩子早夭。
本來打算休養幾天,可隨之蔣介石又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鄧穎超不得不拖著病體轉移去上海,這一路上幸而有宋慶齡安排的人相護,才得以平安抵滬。
周總理晚年被確診為癌症後,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宋慶齡很是關切,聽說鴿子蛋營養價值高,就把家裡鴿子下的蛋一顆顆的攢起來,過一陣就託人帶給周總理一些。
有一次,身邊的人員在池塘裡打來了一條23斤半重的胖頭魚,她也連忙讓人給周總理送去。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宋慶齡連忙趕赴北京,在以沉重心情致祭的同時,很貼心地安慰了鄧穎超要保重身子、不要過度悲傷。
僅僅五年過去,摯友宋慶齡的離去讓鄧穎超心中滿是悲愴和沉重,特向中央請纓,由她負責帶隊趕赴上海,代表中央去給宋慶齡同志致以最高敬意,並送其最後一程。
說起來,宋慶齡先生的國葬之禮,從1981年3月底就“開始籌備”了。
據當時治喪辦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李家熾回憶,這場葬禮的籌辦,其過程可謂歷經波折,實屬不易,幸而仰賴中央和上海的各級領導之同心聚力與未雨綢繆,終才有了這一圓滿結果。
當年3月底,李家熾赴京參加工作會議,被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馮文彬,在會議之後專行召見,兩人所談即宋慶齡的病情。
宋慶齡已然八十歲高齡,身患血癌,中央安排專家組儘可能地治療,可也只是起到緩解作用,大抵也就只能再撐持兩三個月光景了。
生老病死,乃人生四大事,均由不得自己做主。
古人把“老”與其他三大事相類,便足見“老”事之重,老了意味著身體機能越來越差,意味著距離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越來越近,這是一種最無能為力的事情!
當時,“老”與“病”同時落到了宋慶齡身上,她的生命就宛如狂風暴雨裡海面上的一葉扁舟,隨時有傾覆的可能。中央面對這一情況,只得早做打算。
宋慶齡當時是國家名譽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又是對中華民族有極大貢獻的特殊人物,她的身後事必然非同小可。
李家熾透過聯絡各方,最先確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宋慶齡的歸葬地,最終以宋慶齡的個人意願為先,定在了上海萬國公墓裡的宋家墓地。
李家熾次日便連忙趕往上海,向上海市委傳達了這一任務。上海市委聽到宋慶齡可以安葬在上海,都表示這是上海莫大的榮幸,隨即便立馬抽調出了精幹人員,與李家熾成立了相應工作組。
工作組結合實地情況,同時與北京實時聯絡,以關注宋慶齡的身體狀況,進而制定與籌謀相應的治喪規程,並做一些先期準備。
可是在具體進行的時候,工作組很快就抓瞎了——因為上海從沒有國葬的先例,同志們不知該如何策劃,上海市委也是一籌莫展。
李家熾只得再次赴京向中央詳細說明了這一情況,中央有關同志經過多次商議,最終定下了這樣一份意見書:
按照國葬的規格,其場面與聲勢必然空前盛大。可這並不符合宋慶齡先生“一切從簡”之要求,當把原定出席的五百人減為二百人為宜,要秉持樸素與莊重並存的原則,去把儀式中的每一個細節做好。
經過進一步商討之後,各方面對於一些零散細務也基本達成共識,中央又把主持過國葬之禮的有關同志,派遣隨同李家熾一塊回上海。
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後,隨即便組織人員,很快地進行了相應準備。
時間到了5月下旬的時候,宋慶齡的病況愈發危急,隨時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
李家熾得知這一情況,便推進了當下的準備程序,經過再三確認之後,給中央呈上了一份具體計劃,中央斧正後繼續施行。
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這是一個特殊的時刻,偉大的“國母”宋慶齡,於此刻在北京寓所不幸逝世,終年88歲。
圖|1949年9月,宋慶齡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舊照)
宋慶齡的去世,是新中國自1976年毛主席、周總理和朱老總去世後,新中國的又一擎天之柱傾倒,是全中國人民的再一次莫大損失,讓所有人陷入無限悲痛中。
夫人去世後,第三天到第五天在北京舉行公祭,第六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追悼大會。
小平同志親自上臺致詞,並帶領所有同志向遺像三鞠躬,主席臺對面掛著一副巨大橫幅,上面白底黑字直書:“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同志永垂不朽!”
6月4日,宋慶齡的國葬之禮在上海安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周總理和毛主席的葬禮還要鄭重。
周總理和毛主席的國葬,都是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的形式公佈的,而宋慶齡的葬禮卻是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三方聯名釋出的公告,以明文宣佈的國葬!
圖|周總理、宋慶齡、郭沫若在《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言》上簽名(舊照)
之所以如此鄭重,這是因為宋慶齡先生(先生乃是敬稱,此處非筆誤),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裡,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先生為革命而奔走,中山先生去世後始終堅守著“三民主義”,在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威壓下,始終站在正義的一方,為我黨以及諸多民主人士提供了庇護;
抗戰時期,宋慶齡積極為抗日大局而奔走,始終把婦女和兒童放在首位;
內戰時期,不因中山先生一手建立了國民黨,而去頑固守舊,而是選擇了正義的一方,幫助中國共產黨解放了上海,再赴京參與建國大業;
圖|1953年春,宋慶齡在寓所為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樂隊的孩子們講解音樂知識(舊照)
建國後,她承擔了大量的國務活動,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婦女與兒童的文化、教育、衛生、福利等各項事業中。
黨中央和國務院曾為她立碑,銘文中有如此震撼的字句:
“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宋慶齡同志是一顆閃爍著革命光輝的燦爛巨星,永遠放射出美麗耀眼的光芒。”
在本文的最後,再記敘一些宋慶齡夫人晚年不為人知的難處——或許這不符合她以往的雍容與淡雅形象,可似乎這種脆弱而又剛強的樣子,才更彰顯出她這大半生堅守愛情與理想的難能可貴!
宋慶齡早期跟隨中山先生的時候,做過一段時間的地下工作,這養成了她極為謹慎的習慣。哪怕是後來中山先生故去,她還是保持著舊有的習慣,彷彿是中山先生還在身邊的樣子。
在蔣介石的迫害下,宋慶齡多年居住在上海,她的屋子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窗簾一直都拉得嚴嚴實實的。
她的居所裡只有幾位可靠的單身女性,可哪怕如此,大多數事情她還是儘可能地透過寫字條來溝通。
因為過往隱秘戰線經受的磨難,以及來自多方面的巨大壓力,宋慶齡的精神一直以來都有些虛弱。
她堅守著對中山先生的愛情,一生沒有改嫁,長期一個人孤單地生活與戰鬥著,到了晚年之際,變得異常的敏感,或者說叫神經衰弱。
在她給廖夢醒的書信中,曾如此形容過自己的狀況。
那時候的她,已經無法忍受任何特別突然的大聲音,一旦有這樣的情況,會讓她特別的難受,甚至會像受驚嚇的貓一樣突然跳將起來,整個身子都會顫抖不止。
因此,很多傢俱與物品的整理,多是由她自己搞定,萬萬不行了才會叫來李燕娥,其他人是絕對不能進入臥室和書房的。
圖|陪伴了宋慶齡53年的最親密的保姆——李燕娥(左)(舊照)
李燕娥比宋慶齡小兩歲,在16歲的時候來到宋慶齡身邊,一直照顧了她53年。她晚年病體難愈,李燕娥也得了癌症,哪怕她盡了一切可能為李救治,卻仍是沒有挽留住其生命。
李燕娥死後,宋慶齡親自安排有關人員,把她葬在了上海萬國公墓的宋家墓地裡,並給她著傳立碑。
在與李燕娥作最後的告別時,她深情地親吻了李的骨灰盒,並表示自己死後會葬在同時靠近她和父母的位置,要一直相伴下去。
想想也是,中山先生故去後,她的身邊雖然人來人往,可再也沒有一個真正的“伴侶”,保姆李燕娥雖然與她情同姐妹,可到底還是在心靈上給不了她力量。
宋慶齡一直都是那樣的孤獨,心裡一直也不曾真正的火熱過。
她很是抗拒和別人說話,似乎安安靜靜的才是最好的,哪怕是居所裡與她朝夕相處的人,她也大多用紙條和他們交流。
然而,這並不代表她就是冷漠的,她對待所有人都很熱心,不管是身旁的工作人員、上海和中央的同志,還是有關活動的參與人,她均能讓大家感覺到是受著極大的關切的。
這從她給周總理送去鴿子蛋和胖頭魚,以及安排保姆李燕娥葬進宋家墓地,便可見一般。
圖|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右起為布林加寧、毛主席、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等(舊照)
宋慶齡在建國後,曾給中央提過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可當時出於種種考慮,中央並沒有同意她的請求。
但在她人生的最後時刻,在王光美、胡耀邦、小平同志等人的一同努力下,終在1981年5月15日幫她實現了這一願望。
小平同志於翌日親自前往她的北京寓所去慰問,同時向她加入中國共產黨表示祝賀,宋慶齡滿眼含淚,想要表達感激與喜悅,卻無力張口出聲。
不久後,宋慶齡的病情迅速惡化,在5月29日凌晨陷入危急,專家們接連搶救了20個小時,及至當日的20時18分,宋慶齡靜靜閉上了眼睛。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舉世聞名的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宋慶齡,致以最深切的緬懷和最崇高的敬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