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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跑馬地賽馬場，位於香港島中心位置，每到賽馬日，賽馬場上進行著一場場賭馬狂歡。視角翻轉，賽馬場地下則是另一翻景象。這裡住著一群來自全球各地的流浪漢，他們在此搭建屋棚，將生活攤開在地下通道。
10月27，香港賽馬日。傍晚，一輛輛載著名貴馬匹的箱式貨車，陸續開往香港跑馬地賽馬場，準備迎接夜晚持續四個小時的賭馬狂歡。
跑馬地賽馬場是香港第一個賽馬場，位列全球最先進的賽馬場之一，可容納35000名觀眾同時觀看比賽。它位於香港島的中心位置，又名快活谷馬場，馬場包圍在高樓大廈之中，夜色璀璨，景色迷人，是很多當地人夜晚觀看馬賽的首選。
場內駿馬奔騰，英姿颯爽，場外萬人喝彩，聲勢響徹夜空。然而，賽馬場下方則上演著另一番“人生戲碼”。來自全球各地的流浪者，聚集在這個大概150米長的地下道里，他們安家在此，生活被摺疊在這個繁華都市的狹長空間。
圖 | 馬場地道入口
無論跑馬場內多麼喧譁，聲音都能被地下道上方厚重的水泥天花板隔絕，彷彿是互不干擾兩重世界。
地下道打頭的一戶是娜琳家，她是泰國人，家有“開放式客廳”。一個陳舊而乾淨的藍色沙發，一張白色矮方桌，一把摺疊椅，它們緊貼著地道西側牆壁依次擺放。最令人矚目的是，白色矮方桌上有隻花瓶，裡面插著新鮮的玫瑰花。
圖 | 娜琳家開放式客廳
“開放式客廳”對面立著一臺冰箱，因為沒有外接電源，一直沒法用，成了裝飾品。客廳隔壁，是一個用木板圍成約3平方米的“小院子”，愛乾淨的娜琳特意安了一扇30公分高的小鐵門，在門口鋪一塊布當作地墊，進院要脫鞋。
與地下道里的其他流浪者相比，娜琳生活最講究，家當最為齊全，佈置也最亮眼。每每有人經過，都會忍不住多看兩眼。她不像是在流浪，而是在認真生活。
初次見到娜琳，她正坐在沙發上乘涼，看上去五十歲左右，身穿咖啡色短袖上衣，白色短褲，露出又黑又細的腿。看我走進地下道，娜琳向我微笑，眼角的魚尾紋略顯滄桑，她用帶口音的粵語和我打招呼。
我誇她綠植養得好，家裡很乾淨，真會過日子。她回：“我經常打掃，不希望影響到路過這裡的行人。”
八年前，娜琳帶著兒子從泰國來到香港謀生。她做過按摩師和保潔員，因為收入不穩定，付不起每月四五千的超高房租，母子倆早早成了“馬場地道”的住戶。一年前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她任職的酒店幾乎沒了生意，老闆大裁員，娜琳失業了。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包容性很強，但競爭壓力也很大。她每天都去找工作，因為年齡大，沒什麼學歷，廣東話說得不太流利，英語也很一般，於是一次次吃閉門羹。她兒子20出頭，同樣沒有固定工作。我見過他一次，戴副眼鏡，斯斯文文的，騎著一輛山地車在地下道里穿行。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來源，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機構。香港有很多慈善機構，大多是宗教組織設立的，也有私人創辦的，慈善機構用籌募來的資金建流浪者之家，但位置有限。所以他們經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點，派發食物和生活用品。
失業後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積極生活。她每天會長時間待在地下道，為兒子準備一日三餐。她身後一米高的櫃子裡，整齊碼放著果汁、咖啡和調料，還有五顏六色的乾麵條團。爐灶和炒鍋架在長桌上，她常常用鍋煮麵條，再炒個青豆火腿腸。
圖 | 娜琳家的爐灶和炒鍋
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機構免費派發的，有的是她兒子打零工掙錢買的。
住在娜琳旁邊的鄰居很神秘，我從未見過她。她用白色紙板圈了個院子，黑色蕾絲內衣晾曬在院子裡，每次經過那裡，我總在想，內衣會不會誘發流浪漢侵犯主人。但娜琳告訴我，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生活地下道里人，他們互不打擾，也互不關心他人。這不算冷漠，他們為了應對自己的生活，就已經花光所有力氣。
“至少生活在這裡很自由。”白髮蒼蒼的印度老婆婆對我說，她走路略微弓腰駝背，說英語絲毫不帶印度口音。她一邊把五六個盛滿水的塑膠桶擺放整齊，一邊告訴我，這是她從跑馬地外的公共衛生間裡接來的水。雖然只有幾百米的路程，來來回回好幾趟，她看上去已精疲力盡。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已經忘記哪年來的，也不願透露此前的經歷，又是怎麼成為流浪者的。在地下道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對方第一次不願說，那就永遠不可能知道。
印度西部是10月底過印度新年，共持續5天。白天，來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單身男子，會到距離地下道50米的印度錫克廟吃免費的餐食。錫克廟的免費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夜晚，他們到錫克廟參加慶祝活動，載歌載舞。結束後，他們回到地下道，撐開各自的旅行帳篷，鑽進去睡覺。
那天我碰見印度婆婆，祝她新年快樂。她笑著說，有錢天天是新年，沒錢新年和自己也無關。那幾天錫克廟舉辦活動，印度婆婆一次也沒參加。
幾年前，我從內地來香港工作，賽馬場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經之地。不賽馬的時候，跑馬場是個運動場，可以跑步，踢足球場，打曲棍球。下了班，我常途徑地下道，到跑馬場上跑步，因此經常會與住在這裡的流浪者們交流。
“馬場地道”的設計初心，是為了在喧鬧的賽馬日分流觀眾，並不是為了行人通行。除了每週三的賽馬日，平時少有行人路過。這恰好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營紮寨的有利條件，此地常年居住著不同國籍的流浪者，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氣的“聯合國村”。
圖 | 馬場地道一角
這裡並非是個無人監管的安樂窩。香港警察會不定時到訪此地，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證明，證件合法且沒有窩藏違禁品，就可以繼續居住。前提是，要自覺靠西側安家，面積大約佔據地道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約有一米二寬，足夠行人透過。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颱風天，特區政府都會開放社群中心，讓流浪者留宿。但一年中這樣的日子為數不多，他們去過幾次便不願再去，彷彿地下道才是他們長久的歸宿。而且一旦離開，他們的領地很可能會被其他流浪者佔領。
“公園地道”緊鄰“馬場地道”，與其平行。比起“馬場地道”，它行人太多，而且長度相對較短，很少有流浪漢在這住。越南仔是唯一常年盤踞在此的流浪漢。
10月13日，颱風“圓規”逼近廣東沿海一帶，香港天文臺掛出代表風力第二大的8號風球，全港停工停學。戶外狂風暴雨，地道內也淅淅瀝瀝“下”著小雨。雨水滴落在越南仔的床墊旁，他毫不在意，依舊坐在床墊上，目視過往行人。
因為他是地道的老住戶，很多人都關注他。我拿出蘋果和八寶粥遞給他，他極不耐煩地擺擺手：“不要打擾我，把你的東西拿走。”我試圖瞭解他的意願就這麼被拒絕，之後再也沒能走進他。
2020年以前，越南仔“物料豐厚”，家當有沙發、床墊、鍋碗瓢盆和鞋架，他喜歡用衣架把十來件衣服和毛巾掛起來。去年年初，越南仔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他的衣服和家當依然在。不明所以的行人和志願者，在他床鋪上擺了口罩，送他嶄新的棉被，甚至還有盒飯。
然而越南仔遲遲未現身。時間久了，他的家當每天都在減少，鞋架和衣服不翼而飛，炊具和餐具也不見了蹤影。有一天他突然出現，腦袋上包紮著繃帶，而他的家當只剩沙發和床墊。
沒人知道他消失的這段時間經歷了什麼，除了陳老伯。“他是被印度人揍了”，年過七旬的陳老伯神秘兮兮地告訴我。陳老伯是緬甸人，生活以規律和節儉著稱。一年多以前，陳老伯從位於上水的北區公園，搬到25公里外的馬場地道生活，每天早晨5起床，晚上8點睡覺。
圖 | 陳老伯
跑馬地一帶物價偏高，剪髮、自助洗衣房等都相對較貴。於是，陳伯每天用八達通老年卡花兩塊錢坐公交車，到25公里外的上水北區公園。他在那裡洗漱、做飯、洗衣服，做好飯再帶回馬場地道吃。
上水北區公園屬於新界地區，靠近深圳，但無他容身之地。他骨子裡認為，馬場地道才是他的家，“因為這裡白天可以睡覺，沒人管”。不睡覺時，他常捧著書看，從佛經到禪學，吸引過往行人的目光。這些書大部分是宗教團體免費送的，有時他也看免費派發的報紙。
陳伯生於緬甸，兒時父親離家出走，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青年時他輾轉於昆明和瑞麗，曾在昆明蹲過監牢，1974年他回到緬甸尋找父親，又因偷渡被關進仰光的監獄。1988年被釋放後，他回到昆明短暫工作了幾年，1991年來到香港，靠打零工生活，直到無法做任何體力工作。
老人家強調，他談過兩個女朋友，都是原來在超市工作時候的同事。“為啥分手？”“她們嫌棄我流浪街頭。”他從不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目前他的生活並不算特別貧困，每月能領3800塊生果金過活，花銷大概在1500塊，還能存點錢。
“地道里會有人偷錢嗎？”“錢在銀行，偷不走，我前兩天新買的鞋子倒是被人偷走了。”
有時，陳伯的話天馬行空。我問他是否擔心新冠疫情，有沒有打疫苗？他說：“沒打，我對病毒有自己的認識，那是一種來自外太空的病毒。”最後一次聊天，他偷偷告訴我，香港一直有人盯著他。他說自己是軍事奇才，過幾年要申請去俄羅斯，在那才能發揮他的軍事才能。
保障流浪漢的生活空間，前提是不能犧牲行人的利益，不能影響通行，還要搞好衛生。地下道也有衛生保障，每週二和週五夜晚，都會有清潔工沖刷地下道的各個入口，另外還有每半年一次的大清洗。
早在兩天前，食物環境署和民政事務處貼出清洗地下道的通告：“清洗會沾溼隧道內的所有雜物，請立即清理屬於你的物品。”
圖 | 食物環境衛生署示
一條几十米長的水管，由地面伸進地下道，水流開始在牆壁和地面鋪展開來，肆意流淌。旁邊的政府工作人員，繼續勸說常年盤踞在此的流浪者們：拆掉包裹窩棚的帆布、門板和床單等物品，以防沾溼。
陳老伯正仔細摺疊剛剛收起的帆布。不遠處，阿誠護著自己用紗帳篷、單人床和紙板組成的“安樂窩”。
阿誠45歲，是香港本地人，有正經工作，也有穩定的收入。他是揀貨員，每天步行1公里，到灣仔的一家倉庫上班。一週開工五天，每天工作約十個小時，月入一萬三千港元。
像阿誠這樣有工作和收入的香港本地流浪漢，在地下道里比較罕見。他並非是租不起房，而是為了省錢，暫住在這裡。
大約一年前，他租住在油麻地約5平方米的劏房，劏房住戶密集，他擔心病毒傳播，索性搬離。搬到“馬場地道”生活，他覺得自己揀到了便宜，原先月租3500港元的劏房，不如免費的地下道住著寬敞。除此之外，他每個月還能省下400港元的通勤費。
圖 | 阿誠和他地下道的家
不久後他將擁有自己的房子，這是他眼前能看到的最大希望。“我排了六年公屋（類似內地的廉租房），還有兩年就能輪到了。”他還沒談過女朋友，計劃分到18平方米的公屋後（公屋面積大小根據居住人數來定），再談戀愛，娶妻生子。
阿誠老家在廣東羅定，爸媽早年來香港打拼。爸爸是西餅師傅，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弟弟在香港出生。15歲那年，阿誠從羅定來到香港與爸媽團聚，在香港唸書。因為英語跟不上，他從曾經連跳兩級的尖子生，落到與大學無緣的下場，早早步入社會。
而他弟弟卻很成器，考大學，當老師，結婚生子，人生一路順風順水。
其實也沒那麼順利，香港年輕人結婚生子的壓力不比內地人小。弟弟有了小孩，生活不堪重負，便帶著老婆孩子搬回父母家，住在一套50平方米不到的公屋裡。阿誠不願繼續擠在這個七口之家，選擇自立門戶。
從住公屋到租房，再到住地下道，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淪落，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每天晚上10點，阿誠總會坐在一把帶滾輪的綠色靠背椅上，專心致志地玩手機遊戲，直到深夜才睡。次日早晨8點起床後，他會溜達到跑馬地浴室洗漱，再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去上班。
“你住地下道會擔心被同事瞧不起嗎？”“不會，同事們的經濟狀況和居住條件都差不多。”
阿誠透露，當了50年西餅師傅的父親，有一筆不菲的退休金。“你爸爸這麼有錢，還讓你睡地下道？”“爸爸的養老錢和我沒有關係，我只是在這裡輪候公屋，又不是一輩子待在這。”阿誠強調，他的未來絕不會在地下道，語氣十分堅定。
每逢週三賽馬日，跑馬地熱鬧沸騰，馬場裡的賽道上，騎士策馬揚鞭。投注站里人頭攢動，不同膚色的人群搶著下注，阿誠偶爾充當其中的一員。賭博對他來說並不意味著對生活還有更多希冀，僅僅是一種社交方式。
“不賭馬、不買六合彩，就缺少和同事的共同語言，會被人瞧不起。”今年中秋節，六合彩推出的頭獎高達8000萬獎金，阿誠興高采烈地選了幸運數字，像往常一樣沒能中獎。“頭獎真有人中，可惜不是我，就當做慈善咯。”
大清洗過後，除了工作人員帶走無人認領的雜物，地下道又恢復了我初見時的模樣。每一次大清洗，地下道的“家當”都會消失一些，主人也不知去向，沒人會過問。很快，又會搬來其他流浪漢，家當沿著地下道西側依次排開。
無論地下道住了多少人，始終沒有過熱鬧非凡的氛圍，互不打擾是他們共同預設的生活方式。
颱風來的那幾天，他們一般都不會選擇外出，是地下道里人數最多的時候。有手機的流浪漢抱著手機玩，沒手機的則睡覺，地下道里會傳來此起彼伏的呼嚕聲。聲音連成一片，撞到頭頂上方厚實的水泥天花板，在空曠的地下道里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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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曉寧
編輯 | 吳 尋
（摘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