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最近50年的生物學家早已不這麼看待世界了：生態學研究提供的是一張合作共舞多於恐怖戰鬥的圖景，共同體的概念遠比只強調競爭來得重要。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焦慮，大多來自對未來社會激烈競爭的想象。可是如果一個人自我成就的動力，僅僅是為了在個體競爭中獲勝，這樣的自我將脆弱而孤立。孩子如何為合作而共舞，如何為了成就“偉大的事物”而努力奮鬥，如何超越個體之間的競爭而獲得內心真正的動力，或許才是教育更為重要的命題。
我要講述的故事，從美國一家著名研究型大學的醫學院開始。這所醫學院，與美國其他大學的醫學院一樣，招收的都是成績頂尖的學生。醫生是美國社會中“勤奮”、“博學”、“有社會責任感”的代名詞，他們充滿奮鬥精神，是典型的終身學習者。
在美國，進入醫學院的競爭相當激烈，而在醫學院的學習和實習的壓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適應的。北京協和醫院的一名醫學生，曾到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外科作為交換生實習。他之前曾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神經外科做過見習醫師，對美國外科醫師工作時間已經有所瞭解。這裡醫學院的學生們基本上每天凌晨3點30分起床，吃過早飯之後3點45分出門，4點之前就到達醫院，開始查房前的準備，4點半早查房之前準備好全病房病人的資訊，醫學生們接受著每週100個小時高強度的嚴酷訓練。
協和醫院的這名醫學生，在哈佛大學的交換期間，由於沒能找到搭順風車的同學，只能搭凌晨4點的第一班公交，等他到達哈佛醫學院的時候，醫院的住院醫師都快寫完病歷了。波士頓凌晨4點的這一班車上大多是穿著淺藍色工作服的醫生，波士頓人稱之為“Boston Medical Train”。凌晨4點的行人，十有七八都是醫生，剩下的就是醫學院的學生，即使下雪天也不例外。
可是面對如此優秀勤奮的學生，美國某所醫學院的院長卻和幾位同事們開始擔心，他們的醫學教育出了問題：學生們初入醫學院的時候，大多懷有憐憫之心，但是當他們經受過嚴格的課程和實習訓練後，這種憐憫心卻在嚴重消退。“等到他們畢業時，很容易把病人視為物品，可以修就去修理，修不好就扔掉”。
院長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反思：到底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他們開始擔心急功近利的學術文化，令醫學生們的學習動機不是治癒疾病，而是為彼此在競爭中擊敗對方而獲得自己的勝出。
這種競爭心態，使醫學院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當有教授偶爾把論文期刊放在圖書館不能外借的書架，並且要求學生閱讀裡邊的論文時，到了第四位或第五位學生，出現過偷偷用小刀把文章剪下來據為己有的事情。這讓教育者們感到特別痛心：如果大家共享論文，這些資訊可能有朝一日會幫助某位醫生治好一位病人。可是，有些學生的憐憫之心已經消失了，如果教育並沒有讓他們學到如何透過自我鼓勵去學習，而是一心要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獲勝，那我們是在培養具有醫德的醫生嗎？
院長和其他具有反思精神的老師們認為，這種情況與傳統教育的侷限緊密相關。院長說，傳統醫學教育的情景是：
“頭兩年，學生坐在一個禮堂內，教授則坐在講臺上，手執教鞭，對著一具骷髏指指點點。學生的任務就是記住所有資訊，在測試中把它默寫出來，並且能在實驗室內使用它。
然後，從第三年開始，他們跟他們第一位活生生的病人見面。而我們奇怪為什麼他們會像對待一具掛著的骷髏那樣去對待病人！還用說嘛，這樣單向灌輸式的學習，根本沒為學生提供任何自己主動去發現的經驗。”
學生們經過層層激烈競爭才能進入醫學院，又拼命奮鬥以保住在這個行業裡的地位，他們的經歷給予他們的意識是：只有打敗其他人，才能成功。可是如果未來的醫生們，只是盯著同行，只是把奮鬥的動力理解為在競爭中獲勝，醫生的公德心又何在呢？醫者如何對病人沒有深切的同情和憐憫心，他們如何給病人不僅提供技術上的治療，還能提供人性深層的撫慰呢？
意識到問題的院長和同事們一起，提議了一個新的方式。這個新方案的主要特徵是，學生們從他們進醫學院的第一天開始，都聚集在一位活生生的病人周圍，圍成一個小圈，為他們診病併為療程開處方。
每個圓圈中都有一位導師和一位負責教學的醫生。但是導師的工作既不告訴學生診斷，也不告訴學生處方。導師的目的是，引導大家合作探討醫學生們應該看到的偉大事物——即病人和疾病與健康的問題，這些才是學生注意力的中心，而不是學生個體間你死我活的競爭。
並不是醫學院的所有老師都支援這個變革。有人擔心，新的教學法會把標準化測試的分數拉底，他們認為不論新方案多麼有人文價值，但不能認真地對待客觀知識。
但是在這項新計劃執行六年之後，不僅沒有人再把論文從期刊裡偷偷剪下來，醫學院還不斷收到表揚學生如何幫助病人的表揚信，並且，學生們考試的成績不但沒有下降，還持續而緩慢地上升了。哪怕是剛剛進入醫學院的學生，他們並沒有多少醫學知識，但是當他們圍著一位活生生的病人時，會聯絡到自己生病的感受和看病的經驗，為病人出謀劃策。這種將冷冰冰的醫學知識與個人經歷、情感相連的方式，讓學生們意識到——醫生的職責，絕不僅僅是為了戰勝其他醫生。醫生眼裡應該看到病人，病人的疾病與情感，他們的痛苦、脆弱與期待。
美國的教育專家帕克·帕爾默在新計劃執行了幾年之後，從這所醫學院院長了解到了他們的故事。帕爾默分析說，“那位圓圈中的病人，代表著大多數學生想要當醫生的原因——就是幫助病人痊癒。院長的報告中提及論文不再被人從期刊中剪掉，代表其行為變得更符合倫理道德規範，這時一個人最關心的是偉大事物（即病人、疾病與健康的問題），而不再是自我。那些論文依然留在期刊中，表示這些學生在學習怎樣去幫助別人痊癒，而不是去擊敗競爭對手”。
而改革的醫學院院長也意識到了這種教育方法的本質變化：“20年後，當這些學生中的一個人想起腎是如何運作時，他將不會記得某一本教科書中的某一段事實，而會想起這是史密斯太太的故事”。當學生把器官、疾病與一個個活生生的需要幫助的病人個體相連，他們看到的不再只是與同行的競爭，而是感受到了超越競爭的、醫學所能提供的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的力量。
醫學院採取的學生小組圍著病人學習的方法，使得每個學生都獲得透過別人的眼睛去看待事實的機會。正如帕爾默所說，這時候大家建立了一個學習的共同體，並且意識到：真正的共同體是透過論爭而不是競爭來推進我們的認知的。競爭是個人為了謀取私利而秘密進行的、得失所繫的比賽，而論爭是公開的、有時喧鬧的，但永遠都是群體共享的。在這個公開的、群體的論爭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在學習和成長的過程中成為勝者。我們可以挑戰並且改變群體運作的規則和標準，但是我們必須以公開的、大家都接受的方式為任何改變提供充分的理據。
這種對於學習共同體的認知，背後也有著自然科學理論的支撐。早期的生物學家認為：生活是個體之間從不間斷的戰鬥，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獸場。丁尼生的名言代表了早期生物學家的觀點：“動物的牙和爪都染滿了鮮血”。而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學者更基於這個自然影像，把人際關係看成是適者生存、物競天擇。
但在今天，我們對於生物學事實的形象已經被轉化了。生態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張聚焦在合作共舞多於恐怖戰鬥的照片上，這是一張包羅永珍的生物網的照片。競爭和死亡從來沒有從自然世界中消失，但是死亡現在被視為共同體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個人生命失敗的結果。
從分裂和競爭到共同體與合作，這個現實形象的轉變，在過去50年以來不斷髮生在所有的學術理念中，它們也體現在物理學中。帕爾默說，由於物理學一直被崇敬為最“嚴格”的科學，而且從最根本的層面上描述了我們的身體和棲息地，它提供了另一個有力的例證。在中古時代，我們把現實看成是心智和物質的實體或是“東西”。在牛頓的時代，我們的影響是原子論，“不把實體視為現實的基本性質，只去關心單獨的粒子”。
但是在我們的時代，“自然被認為是有關係的、生態的和相互依賴的。現實是由事件和關係構成的，而不是由分開的物質或分開的粒子所組成的。”我們現在要把自然看成“歷史性的相互依賴的生物共同體”。
同樣地，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解，不應該停留在物競天擇的階段，而是要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一起編制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共同體中，獲得自己成長的機會。一個人的成功，並不是建立在其他人被打敗的基礎上。如果今天的家長們，還在為未來社會的競爭而恐懼，還在為了你的孩子比鄰桌多考幾分而奮鬥，或許說明你已遠遠脫離時代的認知了。
來源： 橡果成長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