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僻處一隅,且遭中原各國鄙視的秦國,最終能夠以弱勝強,以寡勝眾,統一六國,固然有諸多原因,但從戰略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鄢郢之戰還是五國伐齊,又或是長平之戰,這摧毀楚、齊、趙三強的大戰,歸根結底都是秦國強大以後錦上添花的戰鬥,對秦國的關鍵程度不及秦滅巴蜀之役。
01
“金角銀邊草肚皮”
中原均勢下的必然選擇
公元前316年,秦國的張儀和司馬錯就秦國下一步擴張的方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此時,秦國西南方向的蜀國與巴、苴兩國相攻,地處漢中的苴國向秦國求救,同時戰國七雄之中的韓國向秦發動進攻。在此形勢下,張儀的主張是攻打韓國,進入被韓國包住的周天子轄地,挾持周天子以號令天下;司馬錯則主張趁巴蜀相攻之機,消滅巴蜀,奪取一個富足的大後方,並且也可以將巴蜀建設為後勤基地,順流而下進攻楚國,二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要評析誰的主張更加合理,必須審視當時國際戰略的態勢。
戰國早期,繼承晉國精華地帶、地處中原的魏國實力最強,還作為三晉盟主還能夠調動韓、趙兩國的軍隊,魏國憑藉其強大的實力多次擊敗秦、齊、楚三個大國,但沒能在優勢佔盡的時代消滅其中一國並建設為後方,擺脫地處四戰之地的戰略劣勢,此後秦、齊、楚先後變法,縮小與魏國的差距,聯合進攻魏國,魏國終於走向衰落,風光不再。
魏國衰落之後,因為地處中原四戰之地,戰略地位重要,遂成為齊、楚、秦三國爭奪的物件,無論哪一家收服了魏國,都可以從中原向四面靈活地出兵。韓國實力一直弱於魏國,經常以魏國為靠山,現在魏國自身難保,同處中原的韓國自然也成為齊、楚、秦三大國爭奪的棋子。
魏惠王時代,魏國與齊國“徐州相王”,互相承認對方為王,實際上魏惠王對齊威王卑躬屈節,以齊國為盟主;此後,魏惠王不滿齊威王的傲慢,又試圖拉攏韓、趙、燕、中山四國,進行“五國相王”,建立齊、楚、秦影響之外的“北部聯盟”,然而很快失敗,還得罪了齊國;隨後,楚國為了控制魏國,干涉魏國儲位,想要扶持流亡在楚的公子高繼魏惠王之位,又向魏國發動進攻。
在遭受齊、楚兩國包夾的危急形勢下,魏惠王只好用秦國派來的張儀為相,投向秦國的懷抱,這大大地激怒了對魏國經營已久的齊、楚兩國,張儀的對手公孫衍趁機組織齊、楚、韓、趙、燕五國形成了對秦魏兩國的合縱,魏惠王在恐懼之下又趕走張儀,加入合縱。於是,楚國乘機率領楚、韓、趙、魏、燕的軍隊攻打秦國,楚懷王被推為“縱長”,發起五國伐秦之役。
五國伐秦之役,關東六國除了齊國之外全部參加,看上去聲勢很大,但攻秦對楚、燕兩國而言利益不大,所以他們沒有太出力,主力是韓、趙、魏三國的軍隊,結果三晉之兵慘敗於秦將樗裡疾之手,合縱也因此解散。
可以看到,自從魏國衰落以來,齊、楚、秦三大國就一直對中原的韓魏兩國進行激烈的爭奪,三大國中無論誰在中原獲得優勢,都會受到其他兩大國的針對,陷入非常不利的戰略態勢,所以,經過多年的博弈之後,三大國在中原形成了均勢。除非哪一國具有以一敵二的實力,否則貿然向中原進取,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戰國時期一些大國(公元前350年)。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截圖
此時,秦國如果聽從張儀的建議,進攻韓國,甚至挾持周天子,實質上就打破了中原均勢,無疑會遭到齊、楚兩國的圍攻,雖然未必一定會輸,但是畢竟風險極大。如果聽從司馬錯的建議,則一方面巴、蜀國力本不及戰國七雄,而且還在自相殘殺,消滅他們相對容易,“如使群狼逐群羊”,二來秦國是應苴國之邀前往救援,師出有名,而且巴、蜀兩國僻處一隅,消滅了也不大會使天下人側目,即如司馬錯所言“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齊、楚兩國也深知此理,都在避免打破中原均勢,將戰略重心轉移到邊地。齊國打算消滅東北一隅的燕國,楚國則打算消滅東南一隅的越國。在如此明晰的戰略形勢下,秦惠王最終採納了司馬錯的建議,派兵奪取巴蜀之地。
02
希臘人與商朝人
巴蜀兩國的即視感
被秦國打主意的巴、蜀兩國是什麼體制?巴、蜀兩國地大兵多,蜀國一度攻入秦國的關中,巴國則曾經多次擊敗強大的楚國,這時為什麼會比戰國七雄要弱?
蜀地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即形成自成體系的文化傳統。
西北甘肅、青海一帶的氐羌系民族,從史前時代開始,就不斷經過藏彝走廊的大河河谷南下。“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其中從岷江河谷南下的一支極有可能是先秦蜀族的祖先蠶叢氏,岷江中游的寶墩文化顯示出當地農業民族的特色,有可能對應文獻中的柏灌氏,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則有可能是川東西遷的魚鳧氏與蜀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結果。
不同的族群在蜀地的交流與碰撞,推動了蜀文化的成熟,催生了璀璨的三星堆文化,並對此後一千多年的蜀文化產生了持續影響。此後,可能對應望帝杜宇氏的金沙文化一統四川盆地,可能對應叢帝開明氏的青羊宮文化則在統一四川盆地之後向四方擴張。蜀國被秦國消滅時,就處於開明王朝。
金沙文化在三星堆文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變化,青羊宮文化則引入了很多楚文化的元素,傳說開明王朝創立者鱉靈從荊楚漂流而來,得望帝禪讓立國,有可能是川東善於操船的巴、楚族群篡權奪國,他們帶來的船棺、漆器、失蠟法青銅器等楚文化器物改變了蜀文化的面貌,但楚蜀之人在文化上仍有融合與交流,三星堆文化的若干因素仍然流傳下來,直到東晉時代,十六國的成漢出土的人偶仍然具有三星堆時代的藝術風貌。
蜀文化具有豐富的外來元素,如三星堆文化的黃金權杖、金面罩、青銅立人、青銅神樹、太陽輪等器物,都具有古埃及文化、希臘邁錫尼文化、草原斯基泰文化等域外文化的特點。但從商代開始,蜀文化就不斷吸收商朝的文化,到周代又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其觀念體系已經發生轉變。
商文化最大的特點是神權政治,以及全社會濃厚的巫教氛圍,楚文化雖然受到周代以來中原較理性的禮樂文化的影響,但巫風仍然很盛,成都羊子山遺址的土臺實為史前薩滿的大祭壇,三星堆出土巨量的用於祭祀的金器、青銅器、玉器,都說明蜀國實行的是類似於商朝的薩滿神權體制,雖然開明王朝晚期蜀國有意學習中原各國的政治體制,但時日尚淺,成果有限。
這種體制下,大量的社會資源用於釀酒,因為蜀王和各級巫師需要透過飲酒,在恍惚狀態中昇天,蜀王透過向天神祈福,保佑國家風調雨順,無災無難,戰無不勝,這從三星堆文化的禮器不是中原的食器鼎、簋而是酒器罍,透過列罍來區分等級可以看出來,司馬錯說“蜀有桀紂之亂”,可能說的就是蜀王如桀、紂一般沉溺於巫教。同時,在蜀王與各級貴族分享神權的觀念下,蜀王也較難利用外來的賤民打擊本土貴族,實現中央集權,建立科層式的官僚結構,從民力中榨取大量的軍政資源。
蜀國軍隊的戰鬥力不會太弱,在商朝末年參與了武王伐紂之役,春秋時代一度攻到秦國的都城雍城,戰國早期還與秦國在漢中進行了長時間的拉鋸戰。但是,蜀國難以像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那樣,可以近乎無限地從民間榨取資源,蜀國貴族們具有獨立的軍政實體,也未必會跟從蜀王作戰到底,所以蜀軍的續航能力不強,遭遇一場大敗就可能分崩離析。
巴國與蜀國很不一樣。巴人原本是湖北西部和長江三峽地區的漁獵族群,不過,他們沒有像大部分狩獵採集者的發展路線那樣直接演化成農民,而是利用在江河上的操船能力,成為周邊各族的代理商。
湖北西部和長江三峽地區多鹽泉,盛產食鹽,巴人透過幫助相鄰的各族群運鹽和其他貨品,逐漸發展起來,隨即自己也開始從事鹽業,今日重慶忠縣的甘井溝聚落群、巫山奉節二縣的巫山—奉節聚落群都是巴人的產鹽基地。隨著巴人取代周邊族群壟斷了長江中游的鹽業,食鹽甚至被打上巴人的標籤,稱為“鹽巴”。為了更好地產鹽,商業邏輯還驅動巴人實現了細密的生產分工,比如甘井溝聚落群內,瓦渣地遺址就負責生產吃飯用的圜底釜,哨棚嘴遺址則負責生產曬鹽用的尖底杯。
巴人的商業既然如此發達,社會和科技方面的進展自然也不會太慢,至遲在早商時期,巴人已經具備了冶煉青銅的能力,還擁有高超的造船水平,今日湖北宜昌下轄的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香爐石遺址很可能對應傳說中巴人之祖廩君建都的夷城,出土了豐富而高階的遺物,展示了巴人的高度文明。
香爐石遺址照片。來源/李江風等編著:《清江·地質·印象 長陽清江國家地質公園》,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18年
巴人作為商業族群,行商中要用武力保護自己的貨物,成為類似於希臘人、粟特人一樣的武裝商人,戰鬥力比一般的農業族群強悍得多,歷史上的巴人一向以善戰聞名,他們以白虎為圖騰,跳著巴渝舞出陣,令敵人聞風喪膽。
商朝晚期,武丁、婦好多次征伐巴方不克,後來舉傾國之兵才獲得勝利;商朝末年,巴人參與武王伐紂,發揮了重大作用,巴人在陣前跳充滿殺氣的巴渝舞,令商軍士氣崩壞,《尚書》稱之為“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春秋時代,巴國與楚國長期對抗不落下風,且向西擴張,勢力範圍從湖北西部和長江三峽擴張到今日之重慶市轄區,在春秋末年建都江州,成為地區性強國;戰國時代,巴國甚至聯合蜀國,大破楚軍,佔領茲方(今湖北松滋),對楚國郢都形成威脅,迫使楚國修築扞關防禦巴國;秦滅巴蜀後,境內有白虎為害,無人能除,巴人應募,以白竹弩射殺白虎;劉邦從漢中反攻關中,與項羽爭天下,巴人中的板楯蠻又為漢軍立下汗馬功勞,得到優厚的賦役減免。
巴人雖然如此善戰,但到了戰國中期,巴國仍然走向了沒落。
巴國是多族群聯合建國,國內矛盾錯綜複雜,作為商業民族,對內部的統合力也不強,楚軍即使一時戰鬥力弱於巴軍,也可以像波斯帝國憑藉強大的國力玩弄希臘城邦那樣,對巴國內部進行分化;巴國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有所擴張,但佔領的地盤山地居多,在當時的環境下人口不會太多,人力有限;在戰略上,巴國東西兩面受到楚、蜀的包夾,發展空間也有限;加上巴國地理閉塞,到了戰國時代沒有像戰國七雄那樣進行改革。這些劣勢加在一起,就令巴國在春秋時代的風光不再。
這就是巴、蜀兩國滅亡前夕的情況,應該說,巴、蜀兩國因為自身的缺點,相比於韓國來說要容易打得多,此外攻巴、蜀比攻韓、周還有諸多名望和外交上的收益,秦國在張儀和司馬錯之間,選擇司馬錯的戰略是合情合理的。
03
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蜀國開明王朝的第九代國君曾經消滅漢中西部的兩個小國,將其地封給弟弟葭萌,是為苴國。苴國本是蜀國的附庸,但隨著其力量日益強大,對蜀國不復恭順,為了防止蜀國的報復,遂結好巴國以為外援。苴國的種種做派令蜀國無法容忍,自然招致蜀國的攻擊,苴侯不敵,投奔巴國,同時向秦國求救。
伐蜀的過程,《藝文類聚》載,秦國偽造會拉金子的石牛送給蜀王,蜀王信以為真,為了把石牛運到成都,派人疏通道路,將石牛運到成都,秦軍隨機從石牛道進軍,消滅楚國。此說太過神異不可全信,其實秦、蜀在戰爭之餘交往也不少,包括互贈財物(含石牛)、嫁娶宗女等,此外應該還有商業往來,蜀國隨著與秦國交往日益密切,為此平整道路十分正常,秦國沿此道路進軍也再平常不過。
蜀王並沒有傳說中那麼昏庸,為了與秦軍交戰,北上葭萌,可能想利用日後劍門關一帶的險要地勢阻擊秦軍。秦蜀兩軍在此進行主力會戰,蜀軍戰敗,主力應該受到了極大損失,國內又無法壓榨民力組織新軍,蜀王逃到武陽,蜀國相、傅和太子逃到逢鄉,都被秦軍追斬。蜀國王室和重臣一戰之下竟然被秦軍一鍋端,蜀地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對秦國再無抵抗之力,仍有力量的貴族紛紛投降,蜀國就此滅亡。張儀貪圖巴、苴二國尤其是巴國的富裕,準備把這兩國也滅掉。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劍門關。攝影/她來聽我演唱會,來源/圖蟲創意
此時的巴國,雖然戰士勇猛依舊,但國勢已經江河日下。一方面,巴國族群複雜,內亂頻繁,甚至要向敵國楚國求救;另一方面,楚國經過戰國式的改革,對民力的榨取能力增強,即使單兵能力不如巴國,但能夠持久作戰,巴國在戰場上對楚國逐漸從優勢轉為劣勢,同時巴國還因為跟苴國交好,得罪蜀國,與楚、蜀二國兩面作戰,更加陷入窘境。
巴國在與楚國的長期戰爭中,鄂西清江流域、黔中、巫山—奉節一帶的三大鹽泉全部被楚國奪走,經濟受到巨大打擊,都城也隨之被楚國攻陷,有被楚國消滅之虞。隨著巴、苴與蜀國開戰,巴軍又被蜀軍大敗,已經到了亡國的邊緣。這時張儀率領秦軍,挾滅蜀之威,很輕易地就消滅了巴國。
秦滅巴蜀之後,完全實現了司馬錯的戰略構想。
蜀國富饒,“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所以在蜀地,秦國雖沒有立即設立郡縣,而是將蜀國設為附庸國以作緩衝,但已經遷徙秦民萬家入蜀進行同化,短短三十年後,在鎮壓了幾次蜀地反抗秦國苛政的大起義之後,即將蜀地設為郡縣。
巴國軍隊戰鬥力強大,且水軍先進,大船很多,司馬錯希望“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將巴國建設成攻楚的兵站和水軍基地。為了不損害巴人的戰鬥力,秦國給予巴人遠優於秦人的待遇,除了交稅和出兵之外,一切對秦民的苛刻管制措施都不用於巴人身上,而且還聽任巴人酋長統帥本部人馬,讓巴軍維持較高的組織度。
奪取巴蜀,最終的目標則是攻擊強大的楚國,消除秦國南線的威脅,並且從東南兩面包夾中原。秦奪巴蜀的同時,齊國一度滅燕但因為對趙、魏等國刺激太大,被迫把燕國吐出來,楚國對越國的總攻則還沒有準備好,兩國眼熱秦國奪取巴蜀,遂結成同盟攻秦,秦國因為沒有依張儀之計進攻韓國,得以與韓魏結盟,且有巴蜀的人力物力接濟,最終戰勝齊楚,把楚軍逐出了漢中,徹底佔領了巴蜀之地。如果依照張儀的建議攻韓取周,秦國這時恐怕就要面對齊楚韓魏的四國聯軍,日後的五國伐齊就要提前上演為四國伐秦了。
蜀地被秦國消化後,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率隴西軍十萬,出巴蜀攻楚,沿途增補巴蜀軍十萬,以二十萬大軍奪取楚國的黔中郡,以此與楚國交換上庸之地,令秦國保障了漢水航道的暢通。次年,白起即沿漢水東下,發動鄢郢之戰,消滅楚國軍民數十萬,造成楚國中衰,極大地保障了秦國南線的安全,讓秦國得以集中精力應付強大的齊國和新興的趙國,實現了司馬錯“得蜀即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的宏大構想。
白起發動鄢郢之戰,消滅楚國軍民數十萬,造成楚國中衰。來源/電視劇《大秦帝國》片段
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
作者:彭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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