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一七九六年二月九日），八十六歲的乾隆帝弘曆照例早起，於夜半子刻走進養心殿東暖閣，舉行一年一度的“元旦開筆”。這是一個私密的祈願儀式，為乃父胤禛所創，參與者僅皇帝一人。
此前兩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中，未見有其他王朝的帝王這麼做，隆冬時節，光是這份午夜起床就大不易。
皇帝開筆之處，在東暖閣明窗前，紫檀長案上，一應法物已擺設停當：象徵疆域安寧的“金甌永固杯”，注滿屠蘇酒；雕漆龍盤中盛放八趾吉祥爐和香盤，散溢著蘭麝之氣；專用的玉燭晶瑩剔透，要由當今聖上親手點燃；正中鋪展著御用黃箋，一側的筆架上，是那管皇帝專用的“萬年枝”。
又到了大清皇帝新年開筆的莊重時刻。
這是弘曆第六十一次為即將到來的一年祈福
這是弘曆第六十一次為即將到來的一年祈福，幾個時辰後他就要禪讓帝位，濡墨運筆，應是浮想聯翩。
元旦開筆，又叫“元旦試筆”“元旦舉筆”，本為流行於讀書人中的一種年俗，即在進入新歲之始，寫下心中對本年度的願望，多不外科場順遂、連捷進士之類。胤禛登基後政治局面複雜，內廷爭鬥激烈，外朝議論紛飛，精神上的壓力可想而知。一個多月後改元雍正，新紀元的第一天，胤禛夜不能寐，於子時披衣而起，走進養心殿東暖閣，提筆書寫心聲，除“五穀豐登”“民安樂業”之類吉祥套語，更為主要的是對政通人和的殷切期盼。從那之後，誕生了一個程式極簡的宮中儀式——元旦開筆。
雖說是年復一年陳陳相因，乾隆帝對元旦開筆還是極其重視的，終其一生，持之以恆。
去年九月初三日，冊立皇太子並宣佈明年元旦舉行禪讓之後，乾隆帝即將顒琰領至養心殿東暖閣，講述元旦開筆的由來和意義，並演示一整套儀節。那是一個父子獨處的溫馨時刻，也是皇位傳承的一道序幕，多年後嘉慶帝追憶及此，仍是點滴在心。
這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清朝歷史上唯一的禪讓大典即將舉行，弘曆的感受自會與往年不同。
老皇帝將筆毫在香爐上燻一燻，先以硃筆寫下“六十一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萬事如意”；再換墨筆，於左右各書八字：“三陽啟泰永珍更新”，“和氣致祥豐年為瑞”。仍舊是乾隆年號，仍是那延續了三十多年的二十八個字。
乾隆皇帝像
這之後，顒琰鄭重接過那管萬年枝，一筆一畫，將父皇所書內容恭謹照錄一遍。此事雖不列入禮典，卻是宮中迎新第一儀式，然後才是到奉先殿、堂子等處行禮。此刻的弘曆父子，還是皇帝與太子的關係（幾個時辰後便是太上皇帝與皇帝），以同樣的吉祥文字，迎接丙辰年的到來。
有意思的是，這兩份當年分別秘藏的御筆黃箋，歷經劫火，竟然儲存完好：乾隆帝在書寫時顯然有些手腕顫抖，筆畫時見潦草，“旦”和“良”幾乎粘連重合；顒琰所題則工工整整，端莊中略顯拘謹。所不同的僅僅在於年號，弘曆題為“乾隆六十一年”，顒琰寫的則是“嘉慶元年”。
同一時期出現兩個甚至更多的年號，在我國曆史上多有之，而父子交班、明確禪讓之後仍如是者，此為唯一一例。這當然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顒琰遵照父皇之旨書寫。不獨禪讓伊始，以後的三個大年初一，都是如此。
根據已有程式，弘曆與顒琰寫畢，會親手將吉語紙條摺好密緘，將所用法物一一收拾起，交與所司密存。內務府恭進當年時憲書（即大清曆書，因避弘曆名諱改稱）。
同一時期出現兩個甚至更多的年號，在我國曆史上多有之，而父子交班、明確禪讓之後仍如是者，此為唯一一例
兩處元旦開筆，兩本新歲曆書，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特殊的歷史時期就這樣開始了。
此時，被史學家稱為“偉大時代”的十八世紀正接近尾聲，工業革命帶給世界的鉅變已然顯現，歐美幾位大國之君的命運也是可嘆可嗟：
法王路易十六，已在三年前的大革命浪潮中人頭落地（馬嘎爾尼所攜帶的英王致乾隆帝信函中，特地提到此事，弘曆在詩文諭旨中雖無隻字提及，心中卻不可能沒有一點兒震動），新成立的法蘭西共和國血雨腥風，另一個皇帝拿破崙正在軍事和政治舞臺上初露頭角；
英王喬治三世，正被間歇性精神病所折磨，王室頗有幾分式微，而議會主導的英國已顯現出相比於君主獨裁的體制優越性，最先得受工業化帶來的實惠，綜合國力急遽增長；
俄國的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帝，開疆拓土，雌心也勃勃，剛剛與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了波蘭，目光已經開始掃視東方，卻在這一年的冬月遽然辭世；
獨立未久的美國仍在國基初肇、百廢待興的艱難過程中，離強盛還有很長的路。開國總統華盛頓堅辭第三次參選，要回他魂牽夢繞的弗農山莊，也為國家的民主體制開創一個先例……
此時距英國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還有約四十五年，歐洲列強互相攻伐纏鬥，尚無暇東顧，對於清朝仍可稱較好的戰略機遇期。設若大清君臣變革圖強、內外兼修，努力追趕西方列強的發展步伐，中國的歷史、世界的近代史或將改寫。在馬嘎爾尼的使華回憶錄中，記載了乾隆帝對英國最新軍艦模型的關注，不知這算不算一次開眼看世界？
“偉大時代”的十八世紀正接近尾聲，工業革命帶給世界的鉅變已然顯現
令人遺憾的是，禪讓時期的清廷，不管是上皇還是皇上，包括樞閣重臣，基本上缺少全球視野，缺少對西方世界的深刻了解，也缺少應有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暮氣常是與牛氣相伴生的。大清君臣動輒以“天朝”“天子”自居，不知或不願正視世界格局的鉅變，不知或不願承認列強崛起與自身衰微，無視“天外有天”的事實。
禪讓時期，朝廷的政治結構是複雜和微妙的。
《禮記·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說的是封建王朝的普遍規律。
乾隆帝早早就在設計禪讓，期望用最恰當的方式傳承帝位，應說有著一份難得的清醒。而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居於道德的最高點，做古今完人，成萬世典範，在其心中或超過區區皇位。弘曆曾認真梳理過中國歷史上的禪讓，對皇位傳承有著獨特的思考和實踐；其“歸政”之說的奧義、“訓政”之議的提出，也應一一辨析。
乾隆帝曾嚮往在禪讓後頤養天年，早早就在大內東區建好了寧壽宮，那是一個富麗堂皇的龐大宮殿群，是他設想的退養讀書的樂土。但越是抵近“歸政”之期，他思想和語言上的變化就越大。其間有對權力的留戀，有寵臣和珅等人順勢進言，而更主要的是國家出現了嚴重危機。
嘉慶元年的清朝，雖無大的外患，然內亂已殷：苗疆之變還未完全鎮壓下去，鄂川陝三省的白蓮教又復揭竿而起，東南沿海的海盜也越發橫肆無忌。這些都造成較大區域的災難，都與官府的貪腐疏縱和無能相關，又絕非此一二端所致。王朝的盛衰自有一種內在規律，以小喻大，清廷亦如曹雪芹筆下的賈府，赫赫揚揚已逾百數十年，外面的架子雖然未倒，內囊卻已經盡上來了。
嘉慶元年的清朝，雖無大的外患，然內亂已殷
弘曆特色的禪讓為期三年零三天。
如果說大清運勢在乾隆中期已盛極而趨衰，此時則是急遽跌落。對於這些，最高統治者並非懵懂不識。禪讓大典當日下午，已稱上皇的弘曆前往寧壽宮，在樂壽堂題寫了一首詩，中有這樣一聯：
付憂與子詎忘付，寧壽斯身敢即寧？
明明是一個喜慶盛大的日子，老皇帝的詩竟這般色澤沉鬱；明明付與兒子一個皇帝寶座，卻稱為“付憂”，並表示不敢完全置身事外。這才是真實的弘曆，才是他的心聲。
對於一個有責任感的帝王，皇位往往意味著擔當，意味著更多的操勞、更多的憂患。在詩中，上皇述說二十年前就已做好禪讓準備，也為歸閒娛老建好了宮苑，如今心願得償，卻不能忘記責任，不能把重擔都壓到子皇帝肩頭，也不敢去寧壽宮頤養天年。歸政，本是要“付憂與子”，安享晚年；而訓政，“大事還是我辦”，則應視為一種傳承和擔荷。
歷史永珍是繁複斑駁的，弘曆的性情做派常也如多稜鏡一般，然以憂患意識和擔當精神為主。翻閱史籍和檔案，尤其是讀其御製詩篇，能見出上皇時時憂心國事，最後三年生活得並不輕鬆。
乾隆寧壽宮戲臺
作為子皇帝的顒琰也不輕鬆。在顒琰心中，在他主持日常政務的過程中，父皇仍是那唯一的太陽。三年禪讓期間，父慈子孝，即使在筆記野史中，也找不到幾條父子猜忌的例子。軍政大事概由父皇決定，而釋出時多以皇帝的名義，這就是訓政，類乎“學習行走”，也可視作一種特殊的“授受”方式。顒琰才略平庸，然天性純孝仁厚，一直儘可能地陪伴父皇，儘可能地與父皇分憂。這裡面當然有敬愛謹畏的因素，而更多是出於孝心，發乎天然。
還有一個不能迴避的人物，就是深受上皇倚信，被稱為權臣和“二皇帝”的和珅。在英察果毅的乾隆帝治下會有權臣嗎？如果有，則乾隆晚期的和珅算是一個，其也的確有不少弄權貪賄之舉。禪讓的三年，和珅一步步到達仕途的頂峰，成為首輔和首樞，主管著六部中的吏部、戶部和刑部，呼風喚雨，固一世之雄也；而弟弟身死，愛子夭折，髮妻病逝，自己深受腿疾折磨，他也只能默默承受。和珅的寵遇和一路飛昇，主要來自他精通逢迎揣摩之道，也由於他一貫的忠誠與勤奮。此際則遇上一個極大難題，既要令上皇滿意，又不能冷落了皇上，和珅活得也不輕鬆！
和珅活得也不輕鬆！
天有二日嗎？
在上皇意識中自然不是，在嘉慶帝思想上當然也不是，在和珅看來則必然是。
而悲劇在於：和珅面對著父子皇帝，不能不以侍奉上皇為主，又要處處考慮子皇帝的感受，一僕二主，殫心竭慮，長袖善舞，八面臨風。他是一個能臣，也是一個小人，自以為世事洞明，自以為已經深結新帝之歡心，孰料上皇崩逝，緊接著就是那一聲晴天霹靂……（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