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心滿滿地對她說，等旗杆上升起國旗時，我就回來了。雖沒對她說多長時間，但我心裡想的是一年，沒想到會是漫長的八年，當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後了。”
翻譯家楊苡今年102歲了。近年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餘斌一直在為她做口述回憶錄。這一過程不像專門的訪談，他們就如往常聊天一樣隨意。餘斌說，“碎碎念”恰是楊先生自述的特點。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間，楊苡就讀於天津中西女校，那時的她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愛讀書，也愛玩兒。因為是最無憂無慮的一個階段，楊先生特別希望多談，也談得最無顧忌。一幅民國時期教會女校生活圖景，在楊先生的講述中徐徐展開……
口述/楊苡 整理/餘斌 全文1萬9千字
母親認定了我們非唸書不可，而且要一直唸到頭
我是八歲上學的，進的是中西女校，我們都稱“中西”。當時天津的教會女校有兩所，一所是“中西”，還有一所叫“耀華”。那之前我在家裡已經開始認字了，家裡請了個老先生，主要是教我哥（翻譯家楊憲益）。我是搗亂的，就坐旁邊，他們總是讓我老實點。寫毛筆字時，我不好好寫，把一格一格的都畫上小人了。母親從那時起就一直說我讀書不用功。
我上中西是母親奮鬥來的。原先家裡不讓上，後來哥哥可以上學了，但我姐和我想上還要去爭，重男輕女嘛。我娘（指楊父正妻）生的兩個女兒都沒怎麼上過學：大女兒上過一陣，不想上，就不上了；小女兒根本沒進過學堂。我們是庶出，有她們比著，照理更沒機會。可母親認定了我們非唸書不可：我們得給她爭氣，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唸書，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唸到頭，我哥哥當然還得留學。母親一輩子就是這麼想的，她自己沒念過書，所以特別看重唸書。她也不知道什麼算唸到了頭，起初以為念完大學就算“到頭”了，後來知道還可以往上念，就讓我姐從燕京大學畢業後再考研究生。我是大學本科畢業，在家裡學歷最低。
▲從左至右：楊憲益、母親、楊苡、楊敏如
中西女校，全稱“天津中西女子中學”，是美國的一個基督教教會——美以美會辦的。美以美會在中國辦了不少學校，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還有金陵女子大學，都是。宋慶齡也是從美以美會辦的學校出來的。中學就更多了，校名則只有男校、女校的區別，男校都叫“匯文”，女校都叫“中西”。我從上小學起就在中西，小學部附屬於中學。
從家到中西，路挺遠的，我們住在租界，中西在“中國地”。天津人把出了租界的地方叫“中國地”。中西1905年就有了，最初在租界，後來在南關下頭建了新校區。有租界的城市，教會學校一般都在租界裡，像中西這樣從租界遷出去的，絕無僅有。
美國教會辦的學校，怎麼不在租界，在“中國地”呢？這是因為美國人在天津沒有租界。當然，沒租界可以在別國的租界裡辦學，上海的中西女校就在公共租界。問題是後來租界裡沒地了，美以美會只能在“中國地”買地建學校。教會也做慈善，他們還在“中國地”辦過一所慈佑學校，不收學費，讓周圍窮人家的孩子來上。
剛上中西時，我們家還住在花園街。花園街在日租界，我和姐姐坐黃包車上學差不多得穿過整個日租界，至少要二十分鐘。後來家搬得離學校越來越遠，先是法租界的兆豐路兆豐裡，後是英租界倫敦路的昭明裡，再到耀華里，路上的時間就更長了。一路過去，可以明顯感到租界與租界的差別、租界和“中國地”的差別。英租界、法租界治安很好，乾淨整潔，人也禮貌。日租界就有些亂，建築、街道都不能和英租界、法租界比，日本人還愛鬧事，常見醉鬼，容易出事。母親吩咐車伕，過日租界時別東張西望，別大聲說話，讓我們也不要在車上指指點點。
“中國地”比日租界更髒亂，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陷腳，可以說中西就在貧民窟。挨著中西有一個婦幼醫院，也是美以美會辦的，外國人看病都在那裡。中西和婦幼醫院連成一片，都是洋派的建築，環境很好，進到裡面就跟到外國似的，和周圍反差非常大。
中西的學費，走讀一學期八十幾塊大洋
中西的校園漂亮極了，設施也相當完備。校門很別緻，有很厚實的門洞和一個尖頂。進去迎面是一座狹長的教學樓，一層二層都有長長的過道，很寬敞，鋪著大塊方瓷磚，敞亮潔淨。樓上樓下都有大講堂，裡面一排排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桌椅是一體的，像教堂裡的那樣。桌子可以從上面掀開，墨盒、尺子什麼的可以放在裡面。樓下有大圖書室，中英文圖書都有，暑假可從這裡借英文小說看。圖書室還設有幾排長桌，比課桌寬綽多了，要畫地圖或為懇親會寫供展出的書法時，我們也會到這裡。三層有化學、物理、生物實驗室。玻璃試管、器皿等很齊備就不用說了，上生物課，每人都有一架顯微鏡，在那個年頭，挺奢侈的。手工、圖畫有專門的課室，都在三樓。三樓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幾架鋼琴分別放在幾間小室裡，供學生輪流使用。教學樓的右側是大操場，從為小學生準備的轉盤、蹺蹺板、鞦韆到排球場、籃球場、田徑場，應有盡有。單說冬天有暖氣（燒水汀），就沒有幾所學校比得了。
當然，中西的學費也貴，走讀的一學期八十幾塊大洋，要是住堂（住校）就要一百多了。當時一袋洋麵兩元錢，我們家女傭的月錢也才兩元。學費貴，娘和母親都嘀咕過。但像南開中學那樣便宜些的，是男女同校，娘和母親又認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麼樣子？！如此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數得過來的幾所，選擇中西幾乎是自然而然的。
中西的確是一所比較“貴族”化的學校，學生大都來自有頭有臉的人家。如顧維鈞大使的女兒，她是我姐姐的好朋友。再比如顏惠慶的女兒，顏曾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國務總理，他的二女兒顏枬生是我的好朋友，大女兒是我姐的同學，三女兒前兩年我們還聚過，現在去世了。還有朱啟鈐的女兒，朱當過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內務總長、代理國務總理。
中西的學生，家大都在租界，上學有車接送。放學的時候，各式各樣的車在校門口候著，有小汽車、馬車，還有黃包車。我和我姐坐家裡的黃包車，從八歲到中學畢業，只要去學校，從不許自己走著去。天津人叫黃包車“膠皮”，也叫“洋車”。“膠皮”指有橡膠輪胎的人力車。車輪上用充氣的橡膠輪胎是外國人進來後才有的，所以叫“洋車”
我的同學裡有一個叫馮德福的，家在學校那一帶的“中國地”。她一開口就是天津土話，我們覺得挺好玩兒的。天津話我們當然懂，也都會說，但平時不大講，在學校都說國語。除了一口天津話，馮德福的穿著在同學中也顯得特別，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襖，紫紅的。我記得只有她一個人穿棉襖。
教學樓的樓下有個衣帽間，天冷了穿的大衣、戴的帽子、拿的雨傘什麼的，都掛在那裡，門房給個銅牌，放學時再取。我和我姐對衣帽間印象都特別深，我姐記得張勳復辟那陣，說他的辮子兵要抓剪了辮子的女生，於是衣帽間各種花色的帽簷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兩根光溜溜的假小辮來。我上學遲，沒見過這個，印象深的是各種樣式、各種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親給我做了件皮的。雖然父親去世了，但家裡老底子還在，各種皮子有好多，也不用專門去買。母親還說別顯得特別，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
大衣都掛在那裡，馮德福的紫紅大棉襖在中間就很搶眼了，她的家境從這棉襖也就看出來了。我現在想想，我們也沒有瞧不起她。她經常跟我們在一起，小女孩嘛，都愛在一起玩兒。她總是從家裡帶很多小玩意兒分給大家，比如我們叫“便條兒”的notebook（筆記本），她就送了我們很多。她家好像是小業主，開小鋪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沒再來了。
▲中西女子學校
外籍教師工資最高，女老師工資比男老師高
中西是女校，教師大多是女的。外國教師對外都稱“某教士”，比如中文名叫範愛德，就稱“範教士”；中文名叫“施某某”（想不起她的中文名了），就稱“施教士”。學生喊她們，則是“Miss範”“Miss施”。她們都沒結過婚，都是老小姐。
做庶務的校工都是男的，如門房、打掃衛生的、燒鍋爐的，還有會計等。教師裡也有男的。教會學校特別講男女大防，對男教師和女生的接觸特別注意，尤其是住在學校裡的男老師。好像也沒什麼明文規定，但男老師的宿舍我們是絕對不進的。男老師都住在一個小院裡，我們若是找他們，就站在門外喊。要是有事跟老師約好了，也不能跨過那個門檻。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找高玉爽老師，忘了這茬，跨進去了，高老師連忙說，“到外頭，到外頭說”。壞了規矩是有可能丟飯碗的。
但是戀愛這種事，是任什麼措施也防不住的。中西好像沒出過什麼師生戀的實事，單戀也算的話，就有了。傳得最多的是葉香芬的事，她喜歡上了化學老師管善堂。管先生長得很帥，課也講得特別好。有一天，我們在教室裡上課，聽到走廊裡傳來尖叫聲、大哭聲，是葉香芬。這下事情傳開了。我們猜是她給管先生寫情書，管先生把情書交上去了。葉香芬後來休學了，精神出了問題。管先生也離開了中西，我猜是學校把他辭了。
管先生還有個助手姓蒯，在實驗室裡幫助擺弄瓶瓶罐罐的儀器，小年輕，也就十七八歲。我們不會念“蒯”字，都讀半邊叫他“小朋”。他喜歡上了我的同學陳秀珍。大家都看得出來“小朋”對陳秀珍“偏心”。在實驗室，要是幾個人同時嚷著要他幫忙，他肯定幫陳秀珍。當然這話就傳開了，後來小蒯和管先生一樣，也從學校消失了。
中西的課程，雖然沒有劃分男老師教什麼，女老師教什麼，事實上卻是女老師教更帶洋味的課，男老師教國文、黨義這些。比起來，女老師的待遇更好。當然，外籍教師的工資最高。但都是中國人的情況下，女老師的工資比男老師高。這和畢業的學校有關，女老師都是教會大學出來的。不過在中西，即使是男老師，工資也比別處高，所以他們特別小心，以免丟了飯碗。
過去北京流行一句話，“北大老，師大窮，燕京清華可通融”，說的是選女婿的標準，燕京、清華出來的，學業、家世應該錯不了。清華要求高，難考，學生特別拔尖。燕京學費很貴，一般人家上不起。也不光是燕京，上海的聖約翰，南京的金大、金女大……凡是教會大學，都貴。當時國立大學一年的學費是二十四元錢，私立大學得要四百，教會大學更貴。家裡願意供女孩念教會大學，當然得有錢。
男老師、女老師待遇上的差別，從他們宿舍的分配上看就再清楚不過了。學校教學樓的一側有塊園地，綠蔭中是一座漂亮的小樓，那是外籍教師的宿舍。我去過一次，裡面很講究，每人的臥室之外有客廳、書房。中國女老師和住堂的學生在一棟樓，兩人住一個單元，每人一間，有會客的地方，也挺像樣的。男老師住的是一排平房，磚地，傢俱簡陋。
▲外籍教師辦公、住宿的那幢小樓
我的“初戀”物件是高我兩屆的大姐姐蔡惠馨
因為只收女生，中西像個女兒國。除了幾個男老師和校工，我們不接觸異性。小學的時候班上有過一個男孩兒，叫徐敬業。他的媽媽是我們班主任，他就跟在這邊讀書。現在想來，他一定很孤單。他喜歡跟著我們，但我們老攆他：“去去去！”男孩玩的東西和女孩不一樣，我們玩的他不會，我們因此得出一個結論，男孩一點也不好玩。
中西的教育特別強調團結友愛，同學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關係都特別融洽。學校總共就一百多個學生，彼此都認識，時間長了，就跟家人一樣。我和錢伯桐、顏枬生、吳華英從小學就在一起，十年同窗，就更不用說了。
當然，同學之間也是有親疏遠近的，鬧點小意見，對不同調的人背後嘰嘰喳喳議論，也少不了。高年級有個唐文順，長得很漂亮，學習很用功，成績也好，還特別會做人，只跟家裡地位顯赫的人來往。我聽我姐她們背後叫她“蓓基·夏潑”，那是薩克雷小說裡一心往上爬的人物，大概我姐她們年級正在讀那本小說，她們看不慣唐文順為人的功利。唐文順後來到美國讀書，嫁給了商震的兒子。我念中學的時候，商震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長。他續娶的太太也是中西畢業的，比唐文順大不了多少。兩人原本是前後同學，唐文順訂婚後變成了晚輩，要喊人家“媽”，有儀式的時候還得跪下磕頭。有次讓同學看見了，到學校當好玩兒的事傳，大家想象那個場面，覺得太滑稽了。
中西的老師，不管是外籍教師，還是中國教師，對學生都是一視同仁的，沒有那種勢利眼。如果哪個老師對誰特別好，我們會說他“偏心”。這種情況極少，即使有，也不是因為學生家裡有錢有勢。反過來，學生中也沒誰表現出優越感。誰要是因為家裡有錢有勢喜歡炫耀，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按照中西的教育，對誰都要友善，平等待人，這就是有教養。愛顯擺，自以為高人一等，就是沒教養。所以我們不大關心身份高低、是窮還是富，人人都是姐妹。
我在中西有好多閨密，到一起就有說不完的話，一直到老都是這樣。當然，這樣的都是同班同學，別的年級的來往不多。但是隻要是中西的，彼此就很親切，畢業多年了再遇到也一點沒有陌生感。高年級的被看作大姐姐，她們尤其要幫助、照顧低年級的小妹妹，這像是一種義務。這也是中西灌輸給我們的。
說到大姐姐，有件事現在想起來很好玩。低年級學生對高年級的大姐姐很敬重，有一種仰視。我們最初的戀慕物件，往往是某位大姐姐。上高中時，我愛上了高我兩屆的蔡惠馨。我對人開玩笑說，那就是我的初戀。在中西的十年我喜歡過的人很多，但對她真的像愛情一樣，單戀。這種愛是沒有犯罪感、大大方方的，反正愛的又不是男孩。她長得很美，說話溫柔，舉止優雅，成績也好。我記得她參加過天津小姐選美比賽——會讀書，又會玩，我對這樣的人總是特別佩服，我哥就是這樣的。
蔡惠馨對我說過些關心的話，我就覺得她特別好。這是有個對比的：我姐脾氣大，老是兇我，動不動就跟我急，很少鼓勵我。我就想，要是蔡惠馨是我的姐姐多好。我平時不大說話，對蔡惠馨又很仰視，跟她說話就更緊張。但是我可以寫，起初是給她傳紙條，像現在發微信一樣。後來她畢業了，傳紙條就變成了寫信。畢業時，我把自己寫的詩、散文、小說、獨幕劇都抄在一個本上送給她。我特別找了一個漂亮的本子，花了好多功夫，還在上面畫了不少畫，“圖文並茂”的。可笑的是那些詩啊，散文啊，現在我自己都沒有了。
可能因為我個子小，又不聲不響地跟在我姐後面，好多大姐姐都喜歡我，帶我玩，招呼我吃飯。沒有妹妹的會說，有個妹妹多好。蔡惠馨倒是有兩個妹妹，但是都不愛念書，就知道跳舞、唱流行歌曲。她對她們挺失望的，覺得她們不如我。
蔡惠馨家裡是買辦，很有錢，過的是大家族的生活。我覺得她家和我們家是一個型別的，而且她也感到苦悶。這也是我跟她親近的一個原因。蔡惠馨畢業後上了燕京，後來出國了，嫁了外國人。我在聯大的時候還和她通過幾封信，她回我信，隨信還寄了相片。
▲楊苡
剛上學那一陣，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補課
我喜歡上中西，喜歡老師、學校的環境，更喜歡和同學在一起。在家裡我常會覺得悶，沒人玩；學校裡同齡人多，還能接觸許多新鮮的東西，日子比家裡有意思多了。現在的學生壓力大，有做不完的作業，上學成苦差事了，比起來，我們上學真是輕鬆，從來沒感覺到學業會有什麼壓力。只有剛上學那一陣，我因跟不上被留下補課。
我姐比我大三歲，早我幾年進中西。小時候，三歲是很大的距離，她總是對我發號施令。她很要強，自己上進，也特別怕我犯錯，因為我犯錯是讓她丟面子的事。
有次放學，她來找我一起回家，找不著人，最後找到了範教士那兒。原來是我不會用英文回答問題，被範教士帶到了外教住的那棟小樓。說來好笑，當時就是老師指著牆上的鐘問幾點——What time is it？我偏答不上來。我姐聽說我是因為這個被留下，覺得太丟人了，氣得直哭，回家就向母親告狀：小妹真笨，又被留下來！母親對上學唸書很是在乎，忙問我是怎麼回事，一問明白倒釋然了，跟我姐說，這有什麼奇怪的，她本來就不認得鍾啊，你問她幾點，她用中國話也答不上來，怎麼會說英文呢？
我另一次被留下，是和好幾人一起，因為漢語拼音。那時的漢語拼音比現在複雜，我很是牴觸，覺得認字就好，沒必要學。後來大學英語課上學國際音標，我也牴觸，不肯花功夫學。
被留下來，我自己倒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心理陰影更是說不上。用現在的話說，中西的教育偏素質教育，更強調愛國和為社會服務。
當然，中西具體的目標還是培養淑女。學校是念書的地方，也是上規矩的地方。這方面中西比其他學校管得嚴，特別注意學生的儀表舉止、禮貌等。吃飯不許出聲；添飯加菜不可離開座位，要搖飯桌角上的小鈴。我們教室裡的椅子是像過去電影院裡的那種，一起身就會翻上來，得用手按著站起來，才能沒有聲響。後來我去電影院看電影，散場時椅子噼裡啪啦地響成一片，我總是不大習慣。
學校規定，在過道里不能亂跑，不能大聲喧譁。我們玩得起勁時會忘乎所以，老師就會喝止我們。外籍教師都會說一點中文，但一著急就全是英文了，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範教士急得在後面喊：Girls，you are ladies now!（姑娘們，你們是淑女呀！）
這樣說來，中西像是有點壓抑，其實一點也不。雖然有些老師比較嚴肅，看上去讓人望而生畏，但整個學校的氣氛是寬鬆的，老師對學生很友善。特別是我們這種從小學讀起的老生，老師是看著我們長大的，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樣。我們被老師說幾句，通常也不大在乎，背過臉吐舌頭做個鬼臉就完了。
即使是那些有宗教色彩的課和活動，對我們也有遊戲的意味。朝會唱聖歌，我們唱得很嗨，一天不唱就覺得不過癮；聖經課就是講故事；更別說還有那麼多課外活動了。我覺得，在中西的十年，我是玩過來的。我姐老說我就知道玩，我也承認自己貪玩，但從另一方面說，課程沒壓力，活動豐富多彩，學校有一種輕鬆的氛圍，允許大家玩兒。這和現在的學校差別太大了。
▲楊苡（右）和姐姐楊敏如
桂慧君低我一級，中西同學還在世的，大概只剩我和她了，我們倆都過了百歲，過生日時還互通電話。前年電話裡她還說，當年在中西真是好，就是我們玩得太多了。我說，我還沒玩夠哩。
玩鬧時不小心絆倒了音樂課老師吳太太
我從小膽小，不大說話，直到畢業，同學對我的印象，除了身體弱、運動不行之外，就是沉默寡言、不夠活潑，畢業時給我的題詞裡盡寫這方面勸勉的話：“應該常運動，還該多嬉笑，踏破了你的沉默，展開了你的情調……”“遇事不勇，每為退讓所窘。我勸你，振精神，往前衝，鍛鍊身心，做一個巾幗英雄。”光看這些，會以為我在學校悶悶不樂，其實我過得很開心，玩瘋的時候，更沒什麼淑女不淑女的了。然而有一次，我闖了禍，把音樂課老師吳太太（吳張波若）絆了一大跤。
吳太太一向注重風度儀態，衣著講究，腳上總是穿著高跟鞋，走起路來腰板筆挺，昂著頭，絕不左顧右盼。我們絆倒了她，多少和她走路目不斜視的姿態有關。那是小學六年級的事。更小的時候，我們午飯過後閒得慌，總是變著花樣玩，跳繩、跳房子、盪鞦韆，玩蹺蹺板、大轉盤……大了一些後，我們老實多了，只是在校園裡瞎轉悠，或是到校門口的文具店逛逛，打發時間，等著下午上課。有一天，崔蓮芳、顏枬生、錢伯桐和我，乾脆就在校長辦公室對面過道轉彎處的長椅上傻坐著。沒事幹，幾個人就在長椅上擠來擠去，腿也沒閒著，就那麼一伸一縮地來回蕩。吳太太恰好走過，不知被誰伸出的腳絆了一下，跌倒了。她直直地趴在地上，一手捂臉，一動不動，也不出聲，我們只看見她後腦勺上橫盤著的髮髻，全都嚇壞了。
後來長大了我們才悟過來，她那麼講究儀表風度的一個人，絕不會像我們小孩那樣大哭大叫，或是跌倒了馬上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表示沒事的。我們見她那樣，只剩闖下大禍的緊張，趕緊去向教務長範教士報告，並把她扶起來。她由人攙扶著回了宿舍，一直都捂著臉。
下午她沒像往常那樣，來小禮堂監督我們自習，而是換成了舍監楊太太。下自習後，我們心驚膽戰地去見範教士，她繃著臉說了我們一通，大意是我們長大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瘋玩了。捱了批評，我們去宿舍看望吳太太時越發忐忑，沒想到吳太太坐在床上和顏悅色的，還拿糖果給我們吃，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我們幾個還在闖了大禍的緊張中，結結巴巴的，連句道歉的話也不會說。
音樂教育是中西教育中的重頭戲
中西的教育中，音樂是重頭戲，對我們影響很大。從入校到畢業，我們沒有一天不唱歌。在“歌聲中成長”這句話，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誇張。不光是音樂課，我們每天朝會要唱頌主聖歌，中午吃飯時要唱，飯後自習前要唱，大小集會時要唱。現在倡導素質教育，我想中西的歌聲不斷，就是最好的素質教育。
我還記得八歲時在中西學的第一首歌：“小孩子到菜園去，菜園去，菜園去，在那裡採菜給兔兒吃，兔兒吃，兔兒吃……”我們一邊唱，一邊做著手勢大圈小圈地轉，還要隨著節奏拍手跳躍。
剛開始我們唱的是中文歌，像《可憐的秋香》《木蘭辭》，還有李叔同的《送別》……後來慢慢有了英文歌、宗教歌曲，還有鼓勵奮發向上、樂觀勵志的歌，像“你在哪兒，就在哪兒發光”（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我們也唱悲哀的歌，一唱那樣的歌，我們就知道有人去世了。有天朝會，老師讓我們唱《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讓那無量深處所湧現的，重返家鄉黃昏與晚鐘聲過後，便是黑暗，但願毫無痛苦，這番辭行，我好揚帆，我雖必須辭別時間空間，這遠隨了潮頭，我卻希望與我舵工會面，當我入海時候。阿門”。果然，很快我們就知道，施教士去世了。施教士來中西后不久就得了病，她和我們接觸不多，但我們還是很難過。
不過我們畢竟是小孩兒，不知道死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害怕，反倒很好奇死人怎麼火化，猜想會不會像電影裡看到的印度人那樣。範教士說了下葬的時間，我和金麗珠、桂慧君等幾人就去了。那裡是新建的一處公墓，西式的，不是很大，外國人死了就葬在那裡，中國人叫它“新墳地”。
範教士是代表學校來的，還有施教士的男朋友，是個軍人，加上我們幾個，也就十來個人。我們是自己跑來的，範教士看見我們，有點意外，忙豎起一隻手指放在嘴那兒，讓我們別出聲，大概因為我們在學校老是嘰嘰喳喳的。而後有一個簡短的儀式，唸經，祈禱，像電影裡常看到的那樣。我們沒看到施教士的遺容，她被裝在一口極講究的棺材裡，到火化的地方，按一下電鈕就送進去了，棺材不一起燒。我們看著死者進去，儀式就完了。
學英文歌都有現成的歌本，若是學中文歌，沒歌本，就由老師把五線譜、歌詞都寫在黑板上，我們再抄到本子上。畫五線譜有一種專門的工具，後面是一個木頭的把手，前面是鐵絲纏繞的孔，五支粉筆插進去，劃一下，五線譜就出來了，往上面填“豆芽菜”就行，神奇極了。
教我們音樂課時間比較長的是吳太太。吳太太本名“張波若”，吳是夫姓。“吳張波若”的叫法和過去女子出嫁後叫“××氏”（比如“吳張氏”）並不是一回事。叫“××氏”，是老封建；而“吳張波若”這樣的叫法，是從洋人的姓名稱呼習慣裡來的，是新派的。我母親對新派的東西感興趣，曾經印過名片，上面寫著“楊徐燕若”。
吳太太英文名叫Pearl.Zhang。我對她印象深刻，不僅因為我們絆過她一跤，還因為有一次上課，她正往黑板上寫五線譜，忽然轉過身來對我們說：以後不要喊我“吳太太”了。就這麼一句，禿頭禿腦的。那天，她教我們唱了一首歌：“我曾記得夢中見你/你是若即若離/今夜卻在月下相逢/你竟深情偎依/因了你的深情偎依，轉疑身在夢裡/如果真是身在夢裡/我願夜夜見你。”歌詞纏綿，她唱得也有點哀傷。後來我們才知道，吳太太和她先生離婚了，據說是她先生有了外遇。
▲青年時期的楊苡
兩位截然不同的音樂老師
上高一時，學校請了一位俄國人來教音樂課。他叫婁拜，長得高高大大，淡黃的頭髮，淡黃的鬍子，也就三十多歲。學生不把他放在眼裡，他也特別怕得罪學生丟了飯碗。
婁拜總是穿一件白不白黃不黃的破舊西裝，一副窮困潦倒的樣子。他上課時帶一把小提琴，我們唱歌，他就用小提琴伴奏。他不會彈鋼琴，而我們學的都是鋼琴，他教不了。中西是英文教育，用英語、中文上課都沒問題。但他不會英語，又不能說中文，上課就很麻煩，他常是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沒過多久，他不見了，我猜是學校把他辭了。
我們背後都叫婁拜“窮白俄”，是說他的寒酸窘迫。“窮白俄”不是我們的發明，而是俄國人給天津人的一般印象。現在說“白俄”，大家都以為是說白俄羅斯，但那時說的“白俄”是俄國十月革命後跑出來的人，其實就是難民。天津的俄國人好多都住在小白樓一帶，那裡環境嘈雜。和其他外國人比起來，俄國人的聚居區顯得髒亂差一些，從事的職業也比較低下。
有一家俄國人，夫妻倆帶一個女兒，在租界租了很小的房子，離我們家不遠。他們做麵包，老頭提著一隻籃子在我們那一帶賣，籃子上面蒙一塊白布，邊走邊用中文吆喝：“果醬麵包、豆沙麵包、奶油麵包……”我母親聽到了就會叫人去買，麵包都是剛出爐的，還熱著。英國人、法國人都開面包房，這樣沿街叫賣的，只有俄國人。後來這家出事了：他女兒是有未婚夫的，也很窮。可後來女孩跟別人好上了，對男朋友很不好，有一天男朋友就用刀把她殺了。報上登出了這個新聞，讓人震驚。這之後就不見他們賣麵包了，出了這樣的兇案，大家都很忌諱，也不會有人買他家的麵包了。很快，那家人就搬走了。
和婁拜相比，學校後來請的一位音樂老師，可以說是風光無限了。他叫格萊姆斯（Curtis Grimes），是個美國人，大個子，長得很神氣，派頭十足，我們都有點怕他。他在中西做得最風光的一件事，是組織了一個全校性的大型合唱團。他教我們唱維多利亞時期頭牌詩人丁尼生的長篇敘事詩《夏洛特的淑女》，從頭到尾用英文演唱。那時我們的英文程度已經很不錯了，不然也唱不下來。差不多整整一個學期，我們的課餘時間都用來排練。功夫不是白費的，在一年一度的音樂會上，我們的合唱在學校的大禮堂公演，領唱的是高三的學姐伍檀生，她是檀香山的華僑，唱女高音，嗓子很好。我們全都穿著校服（白色綢旗袍），手捧打印出來的大本的歌譜，由格萊姆斯先生指揮，二聲部合唱。一曲唱罷，下面掌聲雷動。後來格萊姆斯上臺謝幕，出來了一次又一次。
雖然只是中學生的業餘演出，現場的氣氛卻很正式。臺上演唱時，臺下鴉雀無聲；臺上謝幕時，臺下熱烈鼓掌。好多年後，我在南京、北京看音樂會——北京是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南京是鄭小瑛指揮北京的一個樂團。南京那場，下面一直嗡嗡的，鄭小瑛站在指揮台上好長時間都開始不了，不得不轉過身來讓觀眾安靜。北京那場，演奏已經開始了，但下面太吵，李德倫讓樂隊停下來，過了一陣才重新開始。真是糟糕透了。我不由得想起中學時的演出，不明白現在的觀眾怎麼一點規矩也不講。
還說格萊姆斯。中西的那場音樂會給他帶來了很好的聲譽，他的名聲越來越大，後來就不在中西任教了，而是自己開了琴房，專門教人彈鋼琴。琴房是在小白樓那一帶租的寫字間，很大，佈置得華麗講究。格萊姆斯名氣大，學生多，學費也很貴，他因此很富裕，在法租界有一所獨棟的房子，還有自己的汽車。那時候在天津，外國人中有私人汽車的，很少。
高中畢業後的那段時間，我到他的琴房裡學過琴。他是按小時收費的，我每週去回琴。他的教法是兩樣的，他知道有的人學琴是要彈出名堂的，就很嚴格；像我這樣學著玩兒的，就很鬆——我想彈什麼，他就讓我彈什麼。我彈的都是輕音樂型的曲子：《藍色多瑙河》《溜冰圓舞曲》《多瑙河之波》，還有歌本上的歌。我姐就認真多了，要彈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格萊姆斯是有太太的，但後來他和他的一個學生髮生了戀情，這事對他的名聲自然不好。那時日本人越來越咄咄逼人，不定什麼時候就要進租界，他就回國了。
▲少女時代的楊苡
我的宗教信仰
我們上午8點到學校，8點半才上課，上課前的時間，是朝會——除了唱讚美詩，就是念一段《聖經》。我們都喜歡朝會，其實是喜歡大聲唱歌。《頌主歌》有三百多首，老師會先問，今天唱哪首？大家就舉手告訴她想唱哪首，老師準了，我們就很高興。我從上小學到高中畢業，唱了十年，對這些歌太熟了，到現在還能一首一首從頭唱到尾。
除了朝會，吃飯時的儀式也有教會味兒。管吃飯的是舍監楊太太，到午飯時，她就在兩間屋子的門口搖鈴，讓我們安靜下來。我們原先是坐著的，這時要站起來一起唱：感謝天父賜我忠誠，養我肉體，保我平安。恩賜盈糧，心靈感謝，敬虔為人，討你喜歡。唱完了，楊太太示意我們坐下，這才開始吃飯。吃飯時不許離開座位，要添飯則搖桌角上的鈴，讓學校的阿姨去添。
學校裡和基督教有關的就是這些了。學校不佈道，我聽佈道都是在外面的教堂。比如有位叫宋尚節的牧師，大家都叫他“Dr.宋”，據說是留美的博士，他就在離學校不遠的一個教堂布道。那是我初二的時候。因為不許影響上課，聽佈道大多是在晚上。Dr.宋佈道極煽情，有一次就把我們說動了。我已記不清具體內容，只記得說著說著他從衣服裡拿出一個小棺材，挺精緻的，裡面有很多紙條，上面寫著基督教定義的各種罪。他抽開擋板，把紙條一張一張拿出來念：仇恨、忌妒、偷竊……
聽完後誰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頭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個個都往前走……說服了就登記，先悔改，然後是要求“重生”。
“重生”就是一對一的約談，當面向牧師說出你的“罪”，悔過了，你就“重生”了。我是在劉校長家見宋牧師的，劉校長家是棟小洋樓，客廳借給宋牧師用，中間用一塊白布簾子隔開，他按名字叫，叫到的人進去，其他人在外面等。進去了就坦白交代，像《牛虻》裡寫的那樣。
我犯了什麼罪呢？我覺著我沒說過謊，沒打過人，沒罵過人，沒偷吃過東西。貪婪、偷竊、仇恨……我都沒有，甚至考試做小抄我也沒有。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師就啟發我：嫉妒過沒有？我說嫉妒過，嫉妒我姐姐，因為我母親愛她，不愛我。好，總算有個罪了。他就把一隻手放在我頭頂，另一隻手豎起來指天，讓我“重生”——這就通聖靈了。我後來越想越覺得像氣功。
他放我頭頂的那隻手一直在抖，也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很難受，因為我母親一直教我的是，男的，不能讓他碰到你，更何況還是個陌生人。不過從那次以後，我倒真的再不嫉妒了。
這樣我就算信上帝了，信了大概有大半年。有一次，家裡東西丟了，到處找，找不到。我想到了上帝，不是說主是萬能的嗎？我就跟家裡人說，你們等會兒。我們家有個極講究的紅木大炕，底下可以踩腳，還鋪了墊子，我就跪在墊子那兒祈禱。結果東西真找著了，我當是上帝顯靈了，就接著信。初中會考時，我又試了一下：我的數學成績一直不好，心裡特別緊張，於是禱告上帝讓我過關，結果數學還是沒及格。我覺得我那麼虔誠，花了那麼多時間，上帝沒幫我什麼忙，後來就不信了。
信上帝的那段時間，我還跟同學到別人家裡去傳教。我們做了一個錦旗，白緞子，紅邊，稱自己是“靈光佈道團”。那時候“佈道團”多極了。我們平時上課，只有星期天有時間。上初中的小孩子懂什麼傳教？別人家裡事情忙著哩，我們在那兒講，人家在做飯，不轟我們走是出於禮貌。
信不信都是自由的，信最好，不信也沒關係，不會因此受懲罰。我認為我信的緣故是我哥出國了，家裡實在太悶了。
▲楊苡和母親
教會學校納入國民教育系統前後
我初中快畢業時，學校發生了一個變化。原先教會學校都是自我管理的，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來。這時國民政府出臺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學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會學校也要納入國民教育系統。
首先，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匯文中學的劉校長兼任了中西的校長，原來任校長的範愛德教士改任教務長。實際上，學校事務還是範教士管，劉校長只是名義上的，他也不大來中西，只在畢業典禮時才出現，和畢業生合影。
最明顯的變化，是週一的朝會不唱聖歌了，改唱《中國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諮爾多士，為民前鋒……”而且要掛上黨旗和國旗，還要背總理遺囑，紀念國父。雖然我們都認為孫中山是偉人，但星期一的朝會變得沒意思極了，黨歌顛來倒去地唱，煩死人了。
週一是屬於教育局的。朝會經常有社會名流來演講，當然，都是教育局的安排。我記得，來的有中國銀行行長卞伯眉，他是留美的，揚州人，口音特別重，說英語滑稽得很。他講的是什麼“摩登物質化”，應該就是說要發展資本主義。我們對內容一點也不感興趣，只顧著模仿他的口音，把“摩登”（modern）說成“馬燈”。還有一位，我忘了他叫什麼了，也是留美的，好像是位校長，講的內容無非是上進之類。他太太和他一起來，學校專門在臺上擺了張椅子讓她坐，以示尊重。沒想到沒過幾天報上登出一條新聞來，說有家酒店出了命案，一對男女在客房裡自殺殉情，女的就是那位校長的太太。
教會學校和別的學校最大的不同，就是英文學得多。我們從小學就開始學英文了，到初中已開始用英文授課——數學、物理、化學，都是英文課本；古希臘史、文學等，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國文課和中國歷史課用中文上。對了，宗教課也是用中文教的，我們小學時就聽《聖經》故事，那時還不懂英文，外國老師只會簡單幾句中文，這課當然要由中國老師用中文教。學校在教育部立案以後，英文授課的比重下降了，高中時數學、物理、化學也開始用中文上課。之前我們上課是英文裡摻點中文，立案後變成了中文裡摻點英文。
我們都很愛國，一點不反對用中文上課。畢業時，我們還爭取到用中譯本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按慣例，中西的畢業演出都要用英語。滑稽的是，用英文演，家長多半聽不懂，觀眾大都是外國人。在學校裡說英文，弄得我們也煩，開玩笑把說英文叫“放洋屁”，還互相逗：“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不放洋屁呢？”
立案以後，教會學校也必須參加中學會考。原先，中西自己考自己的，初中的功課，大考完了能升的就升，不能升的也沒關係，哪門不及格就留級。會考是統考，不同學校考同樣的卷子。其實會考卷子並不難，各門難度都低於中西，問題是考卷是用中文出的，我們學的是英語課本，一下變過來，真的很不適應。像化學分子式，我們用英文知道怎麼說，用中文就寫不出來。那次考化學，我整個傻眼了，也不管了，就把英文往捲上寫，表示我知道。
但我的數學考砸了，這怨不得會考，我本來就怕數學，不及格也正常。會考的成績要在報上公佈，成績出來那天登了好幾版。我在第一版上找，怎麼也找不著我的名字，後來在下一版上找著了。原來它是按照成績高低排的，各門都及格的在最前面，而後是一門沒及格的、兩門沒及格的……我姐一看，就嚷：不及格，丟死人了。我母親說，她就是笨唄。說是這麼說，她還挺當回事的，專門跑到學校去，問該怎麼辦，是不是要補課，也沒問出名堂來，到最後也沒個說法。新學期開學，我還是照樣升級了。可見，雖然按規定讓我們參加會考，但中西還是自己的規矩，會考成績對升學沒多大影響。
中西看重的還是英語，我們那一班沒順利升上去的，都是被英語絆住的。那次考試全班二十多人，居然只有崔蓮芳、單又新和我三個人過了關，其他人都不及格。但其實顏枬生、錢伯桐、吳華英她們成績都挺好的，誰也沒覺得英語難。
按中西的規矩，順利升級的，叫“正班生”，沒過關的叫“副班生”。我們只有三個“正班生”，學校就讓我們和高一年級的人一起上課。那門課叫“文學與人生”（Literature and Life），相當於英美人的語文課，用的是美國的教材，有四大本，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都有，選的都是英美名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亞當然是少不了的，我記得高一時第一個讀的就是《裘力斯·凱撒》的片段。還有王爾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片斷、蘭姆的散文、丁尼生的詩、薩克雷《名利場》的節選……
說起來這英語的語文課小學三年級就有了，當時的讀本好像是Fifty Tales（《五十個故事》）。我們學了那麼多年，英語哪有不好的呢？因為這個不讓升級，太可笑了。
學校大概也覺得標準定得有問題。還有一條，當時氣氛越來越緊張，說不定什麼時候日本人就把天津全佔領了，學校也想快點讓大家都畢業。於是過了一陣，“副班生”全部成了“正班生”，原來的“正班生”換個說法，叫“特班生”了。
家政課和心理課
中西的課，有些是一般學校沒有的，比如“家政”課。女校的目標是培養淑女，將來做太太，“家政”就是圍繞這個目標設定的，教我們怎麼穿衣好看，顏色如何搭配，家如何整理，如何裝飾等，還教怎麼做麵包、餅乾、蛋糕、冰激凌，我最感興趣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第一個家政課老師，是燕京大學家政系畢業的。她又講解，又帶著我們做。我們興奮得很，都很喜歡她。這是我高一時的事，那時附屬小學已經不招生了，做點心的教室就是我上小學的房子，裡面擺上了電烤箱、好多模子，還有做冰激凌的工具。
我學了幾招，回家就要顯擺。家裡沒烤箱，就用鐵鍋烘烤，下人也跟著忙，就是不知我在鼓搗什麼。待烤出來，潘爺用盤子裝著，端了就往娘那兒跑，嘴裡說“太太，六姑娘做的——”，跟報喜似的。我跟過去，看那“蛋糕”掰開來麵糊還沒熟，就趕忙又端下去了。
雖然在家裡做得很失敗，但我還是想上這課。誰知第二學期就不教了，據說有家長議論，學這些沒用的幹什麼？以後哪用得上？不知是不是家長的要求，第二學期變成了學包餃子，包包子，做飯、炒菜之類的。這些哪有做西式點心新奇，我們都覺得沒勁，連帶著也不喜歡教這些的老師。新老師是河北師範學院畢業的，過去師範學院吃飯不要錢，家境不好的學生念不起大學，就唸師範，於是看不起的人就說師範學院是“吃飯學院”。我們因為不想學做飯，就背後笑話老師：“果然是吃飯學院出來的，就曉得做飯。”
我們還上過一門心理課，大概也是一般中學裡沒有的，在初中二年級或者初中三年級，上了一學期。時間雖然不長，我們倒都喜歡這門課，因為新鮮、好玩。心理課用的是美國的課本，“下意識”“潛意識”“心理分析”等詞，我就是那時知道的。後來讀莎士比亞，讀西方文學名著，裡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會想到心理課上講到的。大學四年級時，我們有門課叫“維多利亞時期的詩與散文”，我特別喜歡勃朗寧的詩，還有我為什麼對偏重心理描寫的作品（包括《呼嘯山莊》）特別感興趣，在我看來，都和中西的心理課有關係。
給我們上心理課的範教士，除了講解課本上的內容，還帶我們做很多測驗。比如她常讓我們free association（自由聯想），就是給個詞，讓我們把能想到的人、事、物、畫面都寫下來。比如放個娃娃在那裡，你會反應那是doll（玩具娃娃），而後想到童年，從童年想到更多，就這麼一直往下想。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堂課能寫好幾頁紙，老師誇我，我就很得意。
課上的內容我忘得差不多了，有些好玩的到現在還記得。比如範教士教過我們一個詞，大概也是心理型別的一種分類吧，說有些人屬於fighting instinct，就是有好鬥傾向。一下課我們就用上了，誰想吵架了，我們馬上就說，你是fighting instinct，被說的人回說我不是你才是，鬧成一團，開心得很。
▲中西女校1927年畢業生合影（坐著的是範教士）
三位語文老師
因為我後來從事翻譯和寫作，說起來中西的課程裡對我“用處”最大的，恐怕還要數語文課，當時叫“國文”課。我的國文成績不錯，作文在全班排第三，我對文學的興趣就是在中西培養起來的。
教過我們的三位語文老師，一人一個樣。
第一位是王老先生，王德修。他教的是文言文，但和家裡請的魏老先生教得不一樣。魏老先生就是講《論語》，還是“四書五經”的那一套教法，主要是背。在中西我們有課本，內容豐富多了，而且以講解為主。講課文，並不是逐字逐句地講，而是大概地講，我們都是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太細也聽不下去。照規矩我們該端端正正坐著，可正是好動的年紀，有的人忍不住在下面說悄悄話，他聽到了，眼睛會從老花鏡上面看過來，眉頭緊皺，卻不停下來，還接著講，偶爾低聲呵斥一句“不要講話！”，我們也不大在乎。說話的人暫時安靜了，臉上卻還笑嘻嘻的。
一般來說，我們都不大喜歡文言文，好多文章只記得頭一句：“夫天地萬物之逆旅……”有些有意思的，王老先生沒逼著我們背，我們倒一下就記住了。像李清照的詞“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辛稼軒寫自己喝醉酒的詞，到現在我還能背得一字不落：“醉裡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鬆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一是王老先生教時一邊吟誦一邊比畫，做出醉倒的樣子，我們一下就記住了；二是“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這句，我們經常掛在嘴上——不是討厭文言嘛，這下有理由了。
學課文以外，也要做文。王老先生教的作文當然也是文言的，我們都用毛筆寫。雖說煩文言，學著寫時也有它的好玩之處。我記得我謅過一篇《愁城記》，後來登在了班刊上。
王老先生不怎麼嚴厲，我不用功，他拿我也沒辦法。畢業紀念冊上他給我寫的是，“楊靜如是我的弟子，頗穎悟，勤於學”，我姐一看，說，就知道玩兒，還勤於學哩！這當然是說好話，後面他用硃筆寫“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還有“莫到懸崖方勒馬，須知歧路能亡羊”。我姐說，這才是他的中心意思，警告你哩。我哪會不知道？只是好話更容易記住。
第二位是範紹韓老師，從初中三年級教到高中一年級。
最初範老師是教黨義的。在他之前，教黨義的是一位姓曾的老師。曾老師上課時，教室裡總是亂哄哄的，他站在前面不斷地揺著手說，不要吵了，你們不要吵了。但誰都不睬他。我們很討厭黨義課，他又一副沒脾氣的樣子，聲音低低的，一說話就臉紅。我們背後叫他男Miss曾，意思是說，他像女孩一樣容易害羞。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才聽說，他是地下黨，頓時肅然起敬，連說想不到，想不到。
不要說曾老師是地下黨，連他是教黨義的，我們都覺得不像。教黨義的該是什麼樣，我們也不知道，反正不該是他那樣。比較起來，範先生的樣子倒比較像個教黨義的。範先生課講得很好，我們一聽黨義就反感，他居然能講得我們願意聽。
後來王老先生走了，範先生來代國文課。範先生講白話文的文章，我們都愛聽。他還鼓勵我們自己辦刊物、寫文章。我們的班刊《十九枝箭》就是在他教國文時辦起來的。
範先生對我們要求很嚴，逼著我們不斷地動筆，每週要寫一篇命題作文，文言、白話輪著做，此外還得交至少兩篇週記，都要用毛筆抄好。他常說，要講真話，“你怎麼想就怎麼寫，骨鯁在喉，一吐為快！”我們很信任他，也真的什麼都寫。他看得很仔細，因此每個學生的性格、心思，他都瞭然於胸。有次我在週記裡自嘆才不如人，太笨，以後不會有什麼成就了，他用硃筆批了八個字：“不問收穫，只管耕耘”，很瀟灑的草字。他很會鼓勵人，我後來喜歡寫作，愛寫長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給我的鼓勵有關係。
1972年我回天津時，範先生是天津的政協委員，好像是“民革”的人。我們中西的老同學相聚，找到了他，一起在起士林吃飯。他用調羹敲敲杯沿要說話，我們就靜下來聽他講，好像回到了做學生的時候，其實我們那時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說了些勉勵的話，就像老師對學生的口氣。那之前我去上海看望過巴金，就說到巴金的情況。他說，應該告訴巴金，只要有信心，還是有前途的。他是巴金的讀者，我在信裡跟巴金說了，巴金寄了自己的書給他，他收到了很高興。
範先生代了一年國文課以後，來了一位新老師，叫高玉爽，範先生就教回他的黨義課了。高先生很喜歡新文學，自己為我們編講義，自己動手刻鋼板油印，選的全是新文學的名家——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等人的名篇。他還喜歡講新詩，講新月派，講聞一多、陳夢家、徐志摩。我喜歡上新詩，自己也開始寫，起初就是受他的影響。他並沒有讓我們像背古典詩詞那樣把新詩背下來。但因為喜歡，好多新詩我們都能背，比如聞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雖然新詩比整齊押韻的舊體詩難背得多。
高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36年10月20日那天上的課——日期記得清清楚楚，因為頭一天是魯迅的忌日。他走進教室，表情很嚴肅，第一句話就說：同學們，魯迅先生昨天去世了。我和幾個同學一聽，哇的一聲就哭起來。
據說高先生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教我們時不過三十來歲，他又愛講新文學，怎麼都應算是個新派人物，我們卻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高老夫子”。因為他戴著近視眼鏡，穿長袍，總是目不斜視的樣子，一副老氣橫秋的神態。和他沉默的外表相反，他是個追求進步的人，我們排演李健吾的反戰獨幕劇《母親的夢》，還有畢業季打破常規，用中文演《玩偶之家》，都和他有關。
畢業季
1937年真正是“多事之秋”，就在那一年，我畢業了。畢業是件大事，在中西的傳統裡，總是很隆重。
我們班是歷屆人數最多的，因此畢業的活動搞得特別熱鬧。我們做了班服，綠色的，象徵春天的氣息。我們選擇了綠色和銀白色作為班色，併到天津的國貨售品所去買一種南方生產的面料——綠色帶有很密的本色小方格的薄紗。班服為旗袍款式，腳上穿白皮鞋。畢業典禮上，我們穿著這一身一個一個上臺，向校長、教務長鞠躬，恭恭敬敬地雙手從他們手中接過畢業文憑。文憑是白底上燙著金字，捲成筒狀用緞帶繫著，接過時我們又興奮又激動。
▲天津中西女校1937班畢業紀念。前排左三為楊苡
典禮上全班人唱起了“班歌”。這也是中西的傳統，每個班都有自己的班歌，一般是用現成的曲子填上新詞。我姐她們班的班歌是我哥寫的，我們班的班歌是我姐寫的，曲子用的是德國作曲家弗洛託（Flotow）的歌劇《瑪爾塔》裡的詠歎調“像一道光”。我姐喜歡古典文學，歌詞寫得文縐縐的。她還在的時候問過我，說你們的班歌你還記得嗎？我說都忘了，只記得最後是“去矣去矣”，誰叫你寫得那麼文乎！
那是老年憶舊，當笑話說。當時可笑不出來，十年學校生活就要結束了，班歌我們幾乎都是流著淚唱的，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家長在下面也很感動，都為自己的孩子驕傲。我母親準備了一個大大的花籃。我哥雖在英國，也訂了花給我。那時我照的相片，放在前面的是母親的花籃，捧在手上的是我哥送的。另外顏伯母（我的閨蜜顏枬生的母親）還送了一個花籃給我。別的同學都是一個花籃，我有兩個，另外還有一束花，心裡有種說不出的得意。母親很要面子，她送的那隻花籃特別大，很顯眼。其他同學用我的花籃作道具，拍照留念，她就嘀咕：怎麼把我們的拿去了？
中西還有一個傳統，畢業班會向學校贈送紀念品，費用同學們自由分攤。前面有一屆送過一個落地的報時大鐘，就放在教室樓的瓷磚過道上，我們從初中起在那樓裡進進出出，每天都看見那座鐘。每隔一刻鐘、半小時、一小時，鍾就會長短不一地響一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報時的低沉聲音。還有一屆送的是幾隻亮閃閃的銅鈴，每張飯桌的角上都裝一隻，有事時敲鈴，免得大喊大叫。
我們班送什麼呢？我們想到了旗杆。好像是我提議的，一說旗杆，大家一致同意。學校原來的旗杆已經用了一二十年，破舊不堪，每次升旗時都搖搖晃晃的。大禮堂建成以後，那旗杆就更顯得不像樣了。不過我們想到送旗杆不光是為這個，更多是因為當時高漲的愛國情緒。其實學校平時是不升旗的，只有重大節日時才升。但是日本人侵略以後就不一樣了，我們特別想看到國旗飄揚起來。我們班是受“一二·九”學生運動影響最深的一個班，從送給學校的禮物上也能看出來。
旗杆很快豎起來了，水泥的基座，像模像樣的，可惜上面沒掛幾天國旗。七七事變後，日本人佔領了天津，雖然還沒進租界，但中西已在日本人的控制範圍內，國旗不讓掛了，逼著掛日本旗。這當然要抵制，美國教會為了保護校產，掛起了美國國旗。我要離開天津去學校辭行的時候，旗杆上掛的就是美國國旗。
▲1937年楊苡從天津中西女校畢業留影
範教士很傷感，問我什麼時候回來。每個學生來辭行，她都這麼問。當時形勢越來越糟，她說她要回美國了。回國之前，她到北平去看望中西的學生，她特別帶了蛋糕去，路上透過日本人的關卡，要檢查。日本人懷疑蛋糕裡藏著發報機，就拿手指頭捅，如此蛋糕還成個什麼樣子？範教士氣得要命，和我姐她們說的時候，眼淚都出來了。範教士在中西的時間最長，是看著我們長大的，雖然平時很嚴肅，但對學校、對我們真有感情。
我看範教士傷心的樣子，心裡也有點難過，但那時我年輕，正要離開家去更大的天地，而且我們都相信已經全民抗戰了，很快就會把日本人趕走。我信心滿滿地對她說，等旗杆上升起國旗時，我就回來了。雖沒對她說多長時間，但我心裡想的是一年，沒想到會是漫長的八年，當我再回到天津，已是十一年以後了。
（本文綜合摘編自《名人傳記》2021年第6、7、8期中“獨家關注·百年楊苡回憶錄”專欄，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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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王苑 稽核丨楊彥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