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牌”是現役軍事人員佩戴的身份識別牌的非正式說法，因為它們與實際的狗牌相似。這些“狗牌”主要用於識別陣亡和受傷士兵，並傳達基本的醫療資訊，如血型、接種史等等。狗牌通常是用耐腐蝕的金屬製造的，然而事實上它們可以用任何可用的材料製成的。
最早的“狗牌”出現在公元二世紀的古羅馬時期，波呂埃努斯所寫《策略》中記載斯巴達人將他們的名字寫在綁在他們左手腕的棍子上。一種狗牌(“signaculum”)在羅馬軍團註冊時被授予，軍團的“signaculum”是一個鉛盤，上面有一根皮繩，戴在脖子上，上面寫著新兵的名字，表明新兵所在的軍團。在為期四個月的試用期開始時，就已辦理這一手續，並已登記入新聘人員名單。新兵只有在宣誓效忠後才能獲得軍人地位，這意味著從法律的角度來看，“signaculum”被授予那些不再是平民，但還沒有進入軍隊的人。因此嚴格意義上這個狗牌還不是給現役軍人使用的。
更近的記載是在19世紀中期。伊恩·希斯的書《太平天國起義1851-66》中記載當時的中國士兵就獲得了狗牌。在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軍和那些穿著制服的太平天國士兵都在腰帶上佩戴木製的狗牌，上面寫著士兵的姓名、年齡、出生地、單位和入伍日期。
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國內戰期間，一些士兵將寫有姓名和家庭住址的紙條別在外套的裡面。其他士兵在他們的揹包上用木板印上身份證明或者在他們的軍用皮帶扣的軟鉛背面上畫上標記。
在整個戰爭期間，給士兵們提供識別自我的方法的嘗試各不相同。部隊使用圓盤和“士兵別針”來識別和記錄士兵的名字，但每人只有一個。然而這些努力並不是官方的統一行為，結果成千上萬在行動中犧牲計程車兵被埋葬在集體墓地或被標記為無名士兵。據美國軍事歷史學家的說法，42%的內戰死者身份不明。
1899年，在美西戰爭結束時，第一次官方要求為服役人員配備身份標籤。負責菲律賓陸軍停屍房和身份鑑定辦公室的陸軍牧師查爾斯·c·皮爾斯建議陸軍為所有士兵配備圓盤，以識別那些在行動中嚴重受傷或死亡的人。
這花了幾年時間，但在1906年12月，美國陸軍釋出了一項通用命令，要求士兵佩戴鋁製圓盤狀的身份標籤。這些半美元大小的證明印有士兵的姓名、軍銜、連隊、團或軍團，它們被系在一根繩子或鏈子上，掛在脖子上。
1916年7月，該命令進行了修改，要求用短繩或鏈條將第二張標籤與第一張標籤掛在一起。第一個標籤放在屍體上，而第二個是標籤作為記錄。這些標籤是發給士兵的，但軍官必須購買。
直到1917年5月，美國海軍才要求使用身份標籤。那時所有的美國作戰部隊都必須佩戴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美國在歐洲的遠征軍在標籤上添加了宗教符號——C代表天主教，H代表希伯來語，P代表新教——但這些標記在戰後沒有保留下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的標籤與陸軍的標籤有些不同。它們由蒙乃爾合金(一種鎳合金)製成，使用一種特殊的工藝，包括印表機的墨水、熱和硝酸，在上面蝕刻了字母“u.s.n”。如果你應徵入伍，蝕刻上包括你的出生日期和入伍日期，而軍官們的蝕刻上包括他們的任命日期。而軍官則包括他們的任命日期。最大的區別是每個水手右手食指的蝕刻印在背面，這是為了防止欺詐、事故或濫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士兵們佩戴兩枚標籤。美國陸軍軍需品博物館館長盧瑟·漢森(Luther Hanson)在2013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屍體上還留有一個標籤，綁在腿、腳踝或腳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圓形標籤被今天軍方使用的橢圓形標籤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的標籤是用機器蓋章的，它是一個矩形，兩端是圓的，一邊有一個缺口。
一個可怕的謠傳。標籤上的凹槽是為了把標籤放進一個死去計程車兵的嘴裡，保持嘴張著，防止屍體氣體膨脹。然而缺口的真正原因是，衝壓機要求它在壓花時將標籤固定在適當的位置。 標籤的最終目的是留在死者的脖子上，與遺體一直在一起。
據美國海軍歷史和遺產司令部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沒有使用這種身份標籤。1941年5月恢復使用，但那時，蝕刻工藝已被機械衝壓取代。與此同時，自1916年底以來，海軍陸戰隊員被要求佩戴身份證。他們的風格混合了陸軍和海軍的風格。
據美國陸軍歷史基金會介紹，“狗牌”一詞是由報業大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首創的。1936年，赫斯特想削弱人們對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新政的支援。他聽說新成立的社會保障局正在考慮發放銘牌以供個人識別。據SSA稱，赫斯特將其稱為“狗牌”，類似於軍隊中使用的那些。其他關於這個綽號的傳言還包括二戰時計程車兵稱其為狗牌，因為他們聲稱自己被當做狗一樣對待。另一種說法是，這是因為標籤看起來像狗項圈上的金屬標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軍人身份標籤被認為是制服的正式組成部分，並演變成今天的尺寸和形狀，由鎳銅合金製成的圓角矩形。
每個標籤上都印有你的名字、軍銜、軍號、血型和ZJ信仰(如果需要的話)。緊急通知的名稱和地址最初包括在這個標籤中，但在戰爭結束時被刪除了。它們還包括一個“T”字，表示那些接種過破傷風疫苗的人，但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疫苗也被取消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標籤不再包含指紋。
關於兩個標籤應該放在一起還是分開的規定一直在反覆。1959年，程式進行了修改，1959年，程式進行了修改，如果士兵死亡，他們的兩個狗牌將保留在服役人員的身上。但在越南戰爭，它被改變回原來的規定，拿走一個標籤，留下另一個。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稱，越南戰爭期間，“狗牌上的資訊發生了變化。身份證號從之前的八位數字加上字首變成了現在的九位數字社保號。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這兩個都印在你的標籤上;但從現在起，社保號就成了主要的識別號碼。”
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45年，直到2015年，美國陸軍開始從標籤上刪除社保號，並用每個士兵的社保號替換它們國防部識別號。此舉保護了士兵的個人身份資訊，有助於防止身份盜竊。
此外，海軍陸戰隊的“狗牌”上的資訊有各種各樣的增加，包括防毒面具的大小。ZJ被新增進來，全名也被拼出來。
目前的狗牌仍然採用雙標籤系統，一種掛在脖子上的長鏈子上，另一種由較小的鏈子連線。這種方法的要點是，一個留在脖子上，另一個留在腳趾上，以供驗屍官使用。
雖然自越南戰爭以來，狗牌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但美國陸軍目前正在開發和測試幾種新的狗牌。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種新型狗牌將包含微晶片或USB技術，可以儲存士兵的醫療和牙科記錄。
二戰以來，美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等30多個國家軍隊相繼配發不同樣式的軍人身份識別牌。隨著資訊科技的不斷髮展，多國軍隊已在探索改進傳統軍人身份識別牌，著手加裝磁條、條形碼和微型晶片，增加指紋、面相、DNA和醫療史等詳細資訊，更好地服務戰傷救護、遺骸確認和平時管理。
由於我國軍隊在過去沒有使用過狗牌，導致很多烈士因為資訊丟失或者其他原因而成了無名烈士。這種情況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絕對不應該再發生。此外軍人標識牌的啟用也是從實戰的需要。為那一天的來臨，時刻準備著。（冪談天下/張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