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少年時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讀記誦，使毛主席對《論語》爛熟於心。正因為爛熟於心，所以在成年後的寫作和講話中，能夠信手拈來地引用《論語》的名言警句，恰切地為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服務。

在目前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文章和講話中，《論語》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每事問”、“過則勿憚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欲速則不達”、“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恥下問”、“言不及義”、“逝者如斯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等等。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主席堅持一分為二地對待《論語》，即對其中有益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言論予以肯定；而對其中迂腐的、與時代精神相背離的內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這裡僅舉其中四例，引導讀者諸君體會一下毛主席妙用《論語》句典的高超藝術。

1.革命不能“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

在大革命時期，毛主席於1927年3月發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中，在談到農民革命時，毛主席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段話裡，一連活用了《論語》中的兩個傳播很廣的短語，一個是“文質彬彬”，一個是“溫良恭儉讓”。

“文質彬彬”一語出自《論語 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這裡“質”意為“質樸”，“文”意為“文雅”。“質”與“文”是孔子品評人格修養的一對範疇，在他看來，理想的人格就在於質樸與文雅的統一和中和。

“溫良恭儉讓”一語出自《論語 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這裡的溫、良、恭、儉、讓即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是子貢講述孔子與聞國政的方法，同時也讚美老師的為人。後來，溫、良、恭、儉、讓，被儒家奉為完美人格的標準。

“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作為封建時代文人士大夫們的人格標準，無疑是有其文化價值和進步意義的。

但是，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革時期，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推翻封建主義，那麼，固守維護封建舊秩序的“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則是對封建勢力的妥協和退讓，更是對廣大農民群眾的高漲的革命需求的壓抑。因此，對中國革命形勢洞若觀火的毛主席借否定《論語》中的這兩句話，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者誣衊農民運動“過分”的錯誤論調。

毛主席這裡活用《論語》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聯絡當時的革命形勢，就可以體會毛主席的這種“反用”的精闢和深刻。

當時，廣大農村發生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切權力歸農會”，地主豪紳們的封建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

對此，地方劣紳、國民黨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們惡毒地攻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大呼“糟得很”。

國民黨左派對農民運動也極力地反對，甚至以分裂統一戰線相恐嚇，企圖迫使共產黨放棄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小資產階級在農民運動面前表現出極大的動搖，跟在反動派後邊說農民運動“太過分”、“越軌”等。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被反動勢力嚇倒，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過左”，極力壓制農民革命，提出什麼農民協會組織“不能帶階級色彩”，反對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等，對反動勢力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

為了反擊黨內外對農民革命的一片責難聲，毛主席親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時間對農民運動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用精彩的筆墨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這篇光輝的著作中，毛主席闡述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歌頌了農民運動的偉大作用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

在文中，他吶喊革命是不同於一般社會活動的，是不能用“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方式來開展的。反之，必須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來進行革命，即像農民在農村中推翻地主豪紳階級那樣來進行革命。

毛主席這一理論，擊滅了右傾機會主義者“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夢想。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土地革命的領導權，開展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奠定了基礎。

2.調查研究應發揚孔夫子的“每事問”精神

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內盛行起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內有些留學過蘇聯自稱“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的人，死記硬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認為這是萬古不變的教條，而對中國實際知之甚少。

這種死守教條的錯誤傾向，使黨在實際工作中有過許多失誤，吃了不少虧。在贛南閩西根據地，紅四軍黨內和軍內同樣存在上述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軍事鬥爭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為了批判和糾正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路線，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思想路線，毛主席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

在這篇毛主席自己非常喜歡的文章中，毛主席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闢論斷。闡述了調查研究對於指導中國革命和戰爭的重要性，並列舉了調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主席說，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嘆氣，不能解決。該怎麼辦呢？

接著他回答道：

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

“每事問”一語出自《論語 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即說孔子陪同魯國國君入太廟祭祀周公，由於祭祀用的是四代禮樂，多不常見，孔子就每件事都要問一問，“調查研究”一番。這個典故勾畫出孔子謙虛、謹慎的形象。毛主席在這裡恰如其分地引用這個典故，號召大家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精神，身體力行地去從事調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在自己比較喜歡的文章中引用《論語》中的這個典故，表明了他對孔夫子“每事問”精神的賞識和推崇。正是時時處處“每事問”，注重調查研究工作，毛主席成為革命隊伍中第一流的“中國通”。

3.奉勸蔣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臨潼實行“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逼迫他聯共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援張、楊的抗日愛國行動，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這次事變，派出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人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

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張、楊提出的八項抗日主張。

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在臨上飛機前，蔣介石還向張、楊作了停止內戰、改組政府、改變外交政策、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等六項保證。但飛機一離開西安，蔣介石便翻了臉。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即授意陳布雷寫了所謂《對張楊的訓詞》，掩蓋西安事變的事實真相，並將陪他回南京的張學良軟禁；隨後又對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分化和調離，不久又囚禁了楊虎城將軍。

1936年12月28日，毛主席針對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了《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毛主席從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發，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誠懇地勸告蔣介石認清形勢，改正以往的錯誤，為國家民族利益考慮，與中國共產黨攜手抗戰。

在這篇義正辭嚴的宣告中，毛主席說：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這段話中，直接引用《論語》的兩處：

一處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語出自《論語 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曰：“言必行，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路向孔子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士”，孔子列舉了“士”的一些特徵，其中有一條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說話一定講信用，行動一定有結果。

另一處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此語出自《論語 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車用牛拉，小車用馬拉。無論大車小車，車轅前面都是用來駕牲口的橫木。橫木兩端和車轅上鑿有小孔。用包有鐵皮的木銷釘插入圓孔，這樣就將橫木和車轅連線起來。大車的車銷釘叫“輗”，小車的車銷釘叫“軏”，沒有這兩個東西，就無法將牛和馬套起來，車子自然不會前行。

這樣，孔子的這句話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講信用，我不知道那怎麼可以。這好比大車、小車沒有車銷釘一樣，沒有車銷釘車子怎麼會被牲口拉著行走呢？

毛主席順手拈來，恰切地引用《論語》中這兩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曉以利害，督促蔣氏認清敵友，認真履行自己的諾言，將全部抗日救亡條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兌現。

否則，如果言而無信，失信於全國民眾，那麼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必會將蔣介石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因為在禍急寇深、危及中華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假抗日，真反共”者無疑是歷史的罪人，必將被歷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戰爭處於相持階段。身為中共華北局書記、八路軍副總指揮的彭德懷，在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中說，為了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內各階級、各黨派應儘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毛主席看到這篇談話後，認為這一提法不妥。他在給彭德懷的信中說：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只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語出自《論語 顏淵》。這是孔子對他的學生仲弓解釋“仁”的含義時所說的一句話，大意是“自己不願意要的，也不要強加給別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歷來被仁人志士們奉為立身行事的座右銘，但毛主席卻大筆一揮，將“勿”字改為“要”字，這一改之後，與孔夫子的意願完全相反。可以說，千古奇人毛主席又一次奇語驚人。但是，只要聯絡當時的國內形勢，就會發現毛主席這一字之改，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得國內各階級各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了起來，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同時，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清醒地認識到，儘管此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革命程序的主要矛盾，需要國內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但這並不等於國內階級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為著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也應當是在鬥爭中求得團結，而不是放棄鬥爭，放棄鬥爭也就意味著放棄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毛主席認為，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提法，等於是忽視依然存在的階級矛盾，抹殺了階級差別，這對尚處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顯然是不適當的。他指出，“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

這裡所說的“敵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國主義，這句話表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特徵，說明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質。“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則表明當時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說明中國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質。也就是說，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階段，不應當否認和忽視國內階級矛盾仍然存在這一客觀事實。因此他說：“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即是說，不能放棄階級鬥爭的手段。

毛主席還明確指出：“只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

在給彭德懷的信中，毛主席接著還分析了當時國內階級矛盾的狀況，他指出：“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下，“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

正是由於毛主席和共產黨人堅持這一原則立場，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日中國，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它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重要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