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風驟起、暴雪忽至的時刻似乎比往年來得要早。在寒冷中，我們也恍然意識到，還有一個多月，就將與2021說再見了。
這時候似乎適合出一期“溫暖治癒”的書單，但做完書單時，我們好像才發現，這期書單裡的書，恰恰是“溫暖”“治癒”的反義詞，裡面的許多書，都說得上是“冷峻”的。
我們試圖透過閱讀找到答案，比如為什麼網路會越來越喧譁，人們沉溺在“身份政治”的思考，狂熱地互相貼著標籤；為什麼小人物、小區域的歷史會被隨意“抹去”；為什麼某種技術的衰落，會直接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
比起“溫暖治癒”，保持對世界的好奇更重要；比起輕鬆的答案，連續的追問更有價值。正如加繆所說，“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或許，點燃我們內心“夏天”的，正是這些冷峻的思考。
歡迎參與文末互動，我們和你一起尋找那個“不可戰勝的夏天”。
《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
[日] 上野千鶴子 [日] 田房永子 著，呂靈芝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9
為什麼我們要成為女性主義者？
因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因為所有人，不分男女，都正在為這種不公付出巨大的代價。
在讀這本著名學者上野千鶴子和漫畫家、作家田房永子的對話錄之前，我們先忘記“女權”“女性主義”“社會議題”這樣的標籤。或許這樣，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地明白上野千鶴子一直想要表達的內容。
寫出過《厭女》《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等著作的上野千鶴子，在許多人的眼裡，一直都是“戰鬥者”的姿態——在她的著作與各種演講裡，她不斷地對女性，尤其是日本女性在社會中被壓抑的生活現狀進行反思，並以此挑戰男性佔主導社會中人們視而不見的不公正。
《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這本書中，我們能夠透過資訊量極大的對話，看到一個更加可愛、更加日常的“女性主義者”的形象。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社會近幾十年來女性生存境況的改變，也會遇到非常具體的問題：比如作為母親，到底如何去平衡家庭和工作？為什麼作為職場母親會如此艱難？我們如何轉換思維方式，去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人們對“性”的認知，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的，我們又如何改變？
上野千鶴子之所以能夠成為女性主義的icon，並不是因為她“討好女性”，而是因為她有比性別討論更寬闊的視野：
“所謂強者的特權，就是可以無須對弱者展開想象力。由於權力關係不平衡，弱者會直接受到壓迫，因此不得不思考。弱者必須考慮強者，對強者展開想象力，但強者不需要對弱者展開想象力。”
“投資意味著愛，我們只能去改變自己想改變的男性。”
“‘男女僱傭平等’的改變最終變成了促進企業把女人和男人都當驢使的工具。”
“我從來不認為女性主義是女人想當男人的思想。……成為支配者、掌控權力、向他人施壓、散播。其實，那樣只會製造新的被壓迫者和歧視者。”
在公共議題被標籤、極化的思維劫持的當下，上野千鶴子的思考和身體力行幾乎可以用“動人”來形容。更多的人接觸到上野千鶴子，或許就有了更多改變不公的可能。（程遲）
《張醫生與王醫生》
伊險峰 楊櫻 著
文匯出版社，2021-11
這是一本教科書式的“非虛構”寫作。
在討論這本書的內容之前，我們可以先思考想要從一篇“非虛構”作品中獲得什麼？又或者，什麼是合格的“非虛構”作品？足夠流暢、優美的文筆、巨大的資訊量、精準的觀察、新鮮的角度，以及最重要的“同理心”。
《張醫生與王醫生》講述的是作者伊險峰的兩位同學——張曉剛和王平的故事。兩位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醫生，經歷了東北變化最劇烈的40年。從他們的故事裡，許多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近些年來，在文學界，最引人關注的現象就是所謂的“東北文藝復興”。幾位“80後”作家書寫的東北，把小人物的悲歡放置在“東北衰落”的大環境下，讓人們猛然意識到，對於個體來說，巨大的環境變遷意味著什麼。
《張醫生和王醫生》試圖勾勒出更豐富的東北圖景。以生活在瀋陽的兩位醫生的經歷為主線，穿插著父輩的歷史及許許多多當下的細節，“東北”“國企”“改制”這些詞語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
人們提到東北的失落。或是引用資料，或是想到“東北文藝復興”中的描寫，但這些似乎都只是東北失落的確切證明。比認識到東北失落更重要的，是討論在過去的幾十年之前，東北發生了什麼？它的歷史是怎樣作用在具體的個人身上的？
如果只是哀嘆東北衰落的話，或許這本書並不會那樣獨特。因為書中的兩位主角和本書的作者是同學，所以我們能夠近距離地去理解他們的生活；又因為作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從東北抽離出來，所以我們能夠看到極有野心的反思。帶著極強的問題意識，把國內外的研究放置在具體的故事中，本書探討的早已經不是“東北”了。（程遲）
《等雲到》
[日]野上照代 著，吳菲 張嫣雯 譯
雅眾文化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7
“而今帶有‘電影’之名的東西，隨著膠片的消失已宣告終結。”
這個說法來自現年94歲的日本電影人野上照代。她於1950年作為場記加入《羅生門》劇組，其後參加了除《白痴》之外黑澤明所有電影的拍攝，被稱為“黑澤明的左膀右臂”。在她從事電影業的那個時代，一部電影的攝製週期至少在半年以上，劇組為了拍到合適的光線和天氣，唯有等待。“有時萬里無雲的晴空也難以拍出理想的畫面，攝影機等待的就是‘那片雲從山那邊飄過來’的瞬間。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一種奢求，所謂電影就是這麼回事。”——這正是書名“等雲到”的由來。
野上照代說，在拍攝過程中為天氣而等待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劇組成員忙裡偷閒，不免聊些張家長李家短的話題。野上照代在劇組聽了那麼多故事，她的這本《等雲到》也像講故事一般，將關於黑澤明及其劇組的點點滴滴娓娓道來。
比如，黑澤明劇組重視餐飲的供應，夏天的時候，拍攝現場甚至會有刨冰售賣車，因為黑澤明宣稱，“對食物不夠敏感的人，無法成為一名好導演”。《虎！虎！虎！》副導演在拍攝期間一直吃素餛飩，黑澤明認為那樣的傢伙不懂電影——他大概是覺得過於清淡的飲食不利於醞釀濃烈的創作情緒。
也因此，有人認為，要了解黑澤明，首選是黑澤明自傳《蛤蟆的油》，次選就是這本《等雲到》。（桃子醬）
《藝術的金枝玉葉：西方繪畫》
李樹波 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6
常見的藝術通史，一般按照史前—近東—古埃及—愛琴—古希臘—古羅馬等順序展開。上世紀50年代以來，藝術史的講述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同國家、種族的人紛紛把自己的聲音帶進藝術史，對藝術品的解讀視角也變得多元化——同一件作品，不但會有視覺心理學的解讀、文藝批評的解讀、社會學的解讀，也會遭遇性別研究、媒介傳播學、市場營銷學的解讀。
李樹波作為專注於媒體、文化和藝術社會史的作者，她講述西方繪畫史的方式是主題化的個人解讀——以趣味為框架，透過31個話題，貫穿從3萬年前的洞穴巖畫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畫派的歷史。
她講文藝復興為什麼起源於佛羅倫薩，認為彼時的佛羅倫薩，展現了現代社會的清明而開放的雛形，它也成為各種探索創新的溫床；她講阿姆斯特丹的高房價如何讓倫勃朗從成功畫師淪為被房貸和男女關係所困的中年落魄男；她還講維米爾為什麼執著於畫室內畫——這些歲月靜好的畫作在荷蘭最不平靜的年代誕生，它們前所未有地弘揚家庭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正是對社會變化和傳統淪喪的回應。
當然，一本講繪畫史的書怎麼少得了大量西方繪畫名作的配圖呢？不必擔心看不懂，正如靜物畫家夏爾丹所說：“畫畫用的是色彩，但是落在畫布上的都是感情。”只要能共情，就能看懂一幅畫。（桃子醬）
《橫濱中華街（1894～1972）：一個華人社群的興起》
[美]韓清安 著，尹敏志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9
從橫濱公園往南走，在海灣之星職業棒球隊總部不遠處，就能看到一座寫著“中華街”字樣的中式牌坊，這就是橫濱中華街的北門。在這個不到10平方英里的街區，有中華會館、關帝廟、中國戲院，以及150多家華人經營的中餐館。這裡閃爍的霓虹燈、紀念品商店，以及穿著中國裙子、說日語略帶口音的少女，“共同展示出一種根據日本顧客的需求而有所調整的‘中國文化’”。
1996年夏，美籍華裔韓清安第一次來到橫濱中華街，當時他剛剛拿到生物學學位，對歷史研究一無所知，也預料不到自己日後將寫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書。這些華人如何看待日本和中國間的複雜歷史？他們覺得自己更像中國人還是更像日本人？帶著這些最初的困惑，韓清安轉而研究歷史，專攻日本近代史、移民史。
華人社群在日本興起並發展壯大的故事，並非始於橫濱，但橫濱中華街具有代表性——它是有凝聚力的民族“飛地”和經濟區，而對居住於此的華人來說，它更像是一個烏托邦。如今的中華街，已不僅僅是一塊“飛地”，而是橫濱市文化特色的支柱。它不再只為華人而存在，而成了塑造當地文化的一個地標。（桃子醬）
《漢瓦》
劉三解 著
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10
正如學者蒙曼所說，秦亡漢興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吸引力的話題之一，作為中國2000年帝制社會的開端，秦漢之制是後世最重要的制度基礎，而秦漢之政是後世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來源。歷史研究者劉三解近年來聚焦於這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繼去年的《秦磚》之後，今年推出了《漢瓦》。
《秦磚》著力於梳理制度，《漢瓦》著力於梳理人物；《秦磚》著力於解讀出土簡牘，《漢瓦》著力於鉤沉傳世史料。比如，開創漢朝的劉邦，有著“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的官方人設，還附帶“無賴皇帝”“拋妻棄子”“粗鄙少文”“因人成事”等標籤。後世的著眼點往往在“布衣”，劉三解認為，在當時的語境中，“提三尺劍”及其象徵的“士”的身份，才是重點。也就是說，劉邦自稱“布衣”，只是經濟條件不佳，在亭長任上仍然要與妻子歸田耕種；但“士”階層的出身，讓他有著教育、武力、見識的優勢。
“今人讀史，鉤沉真相、脫離原有的‘故事化’要點，重構漢初開國史的事實輪廓其實是第一要務，具體來說，就是將司馬遷、班固言之鑿鑿的內容與意猶未盡的資訊，共同拼合成一幅事實圖景，方能還原當時事實之一二。”劉三解在書中寫道。（桃子醬）
《精英的傲慢》
[美]邁克爾·桑德爾 著，曾紀茂 譯
中信出版社，2021-9-1
人類社會從貴族身份奠基的世襲社會，走到了憑能力說話的“優績制”社會，在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只要發揮才能，並奮鬥就能得到相應的提升，社會需要做的不外乎是保證機會平等以及基於歷史的補償舉措。
這本書是哈佛大學教授、當今最重要的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關於“優績制”與“社會公正”的最新思考。他在美國高校招生賄賂醜聞中發現了一個隱秘角落，當特朗普支持者將醜聞歸咎於自由派精英“空談平等”的偽善，而自由派追究篩選機制中的漏洞百出，桑德爾則敏銳地指出，唇槍舌劍背後存在一個真正的共識——優績制沒有問題，問題是它如何得以充分地實現。
在桑德爾看來，“優績制”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觀念不但沒有道德上的正當性，而且是錯誤的，它已經引起了難以彌補的社會分裂，因為在“優績制”的言說下，世界雖然抹去了貴族與庶人的對立，卻貫徹了一種聰明人與笨蛋的二分法。
社會精英們認為自己擁有的一切都是應得的，並且能在“優績制”的規則邊緣地帶焦慮地摸索地位傳遞的辦法，甚至不惜違法犯罪。社會競爭的失敗者則感到屈辱與怨恨，當境遇直接被歸咎於能力問題，它催生的是一種絕望的心態，因為失敗咎由自取。
精英的傲慢與底層的失落，催生了易燃易爆炸的“羞辱政治”，這可以解釋近年來西方的種種政治極化的表徵，“優績至上”正在對所有人施以暴政。
桑德爾援引黑格爾的說法，勞動力市場不僅僅是有效滿足需求的體制，還是獲得認可的體制，工作的尊嚴正是鍛鍊我們應對“其他人對我們有需要”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優績制”及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全球化市場，用金錢回報，抹去了工作中關於尊嚴與價值的部分，這導致團結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而如何重建團結及與工作尊嚴掛鉤的社會價值體系，這是桑德爾提出解決之道的思考起點。（郝漢）
《身份政治》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劉芳 譯
理想國｜中譯出版社，2021-10
福山與桑德爾都認為，人類的政治程序是不斷追求尊嚴與認同的道路，冷戰格局結束，意識形態之爭在全球範圍內擱置甚至消弭，而歷史卻遠沒有迎來終結，因為關於尊嚴的認同的爭奪仍在繼續。
美國的“特朗普現象”、“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歐盟國家裡主張脫歐的排外政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都給了普遍理性主義即將勝利這一樂觀判斷潑了一盆冷水。伴隨著各種新技術的發展，政治鬥爭的主線如今從“左右”變成了“族群”，用政治學者劉瑜的話說是“一種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義’”。
這本《身份政治》則是福山繼《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之後，對他所身處的世界的繼續思考。在他看來，政治的核心議題從階層轉向身份，其背後的真實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狀況的持續惡化、國家能力的普遍缺失，以及技術升級對工作機會的減少，盧安達的大屠殺、伊拉克的轉型動盪、被精英視作“白垃圾”的一些美國工薪階層轉而簇擁特朗普等事件，都能在這個框架內進行理解。
福山同樣指出了身份政治的危險，他認為一味強調一個人的種族、性別、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徵或許會讓人成為·“特定集體屬性的囚徒”，給非理性與激進提供土壤。所以，他所倡導的身份是“信條身份”，而非“族群身份”，建議人們“基於對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來構建“我們”。
對福山的解決方案，劉瑜則給出了冷靜評價：“這或許才是‘歷史難以終結’的秘密所在。‘信條身份’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它在持續地與‘人性’作戰——排他的天性、黨同伐異的天性、信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天性。遺憾的是，使我們愛的力量也常常使我們陷入恨，降低我們與同類交易成本的機制，可能會提高我們與‘他者’的交易成本，當我們把同胞稱為兄弟時，可能會情不自禁將‘他者’稱為‘蠻夷’。”（郝漢）
《中國文化通識》
錢鎖橋 著
一頁folio丨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9
今天最為流行的關於“文化”的定義是社會學、人類學式的，它將文化當成一個客觀物，加以描述、分類與研究。在如此的“文化”定義下，“中國文化”變成“工藝”“功夫”“繪畫”“建築”“服飾”“傢俱”“音樂”等領域的屬於東方的異域生活百科知識。
在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席教授錢鎖橋看來，這樣來理解“中國文化”是遠離今日中國人的生活的，不僅外國人看不懂，中國人自己同樣會感到陌生。
今天的中國是百年來的“動態的膠著狀態”的結果，各種主義及文化交織於今日中國人的人性之中。在這本書裡，他以“人性”與“現代性”作為關鍵詞，寫了一本供我們理解自身，供外國人理解現代的中國人的通識讀物。
書中極富啟發性的觀察與梳理之一，便是辜鴻銘引用阿諾德“想象的理性”對“中國人之精神”的總結。作者認為，和笛卡爾的理性不同，儒家的“合理性”總是充滿人性的味道，中國文化本就把“人性”置於高位，“人的權利”正是來自歷史深處的呼喚。（郝漢）
《被抹去的歷史：巴拿馬運河無人訴說的故事》
[哥倫比亞] 瑪麗薩·拉索 著，扈喜林 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10
哥倫比亞國立大學教授瑪麗薩·拉索的這本《被抹去的歷史》，是近些年來傳統的“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地區”反抗流行多年的“西方中心論”潮流的一個註腳。
1903年，美國與巴拿馬簽訂《美巴條約》，取得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1912年，巴拿馬運河開鑿工程如期開展時，美國透過人口遷移令將運河區的大部分巴拿馬人遷走，對運河區進行大規模的改造。
巴拿馬運河的歷史頗為複雜，美國並不是第一個試圖“征服”它的國家。19世紀，世界進一步連線起來，大批歐洲人來到美洲，不少探險家也在哥倫比亞、巴拿馬區域留下了足跡。法國人在19世紀末試圖征服巴拿馬運河，只是工程到最後時才發現，運河連線的兩片大洋海平面有近20釐米的差異，以當時的技術條件，無法完成。20世紀初世界局勢激烈動盪，於是靠近巴拿馬的美國獲得了主動權。
美國接手巴拿馬運河後，開始了對這一區域的改造。這種改造本身就是對美國力量的展現。船閘、大壩、蒸汽起重機等等都是科技實力的展現，而運河旁邊的叢林、住宅、軍事基地和現代化設施，則是美國，或者“西方”文化上的霸權體現，是“殖民主義”。
的確，在20世紀初，“日不落帝國”的餘暉還未完全暗淡；美國在此時興起，並加入了“爭奪”。大國力量的變化，直接改變了如巴拿馬這樣的小國家的命運。
或許作者在看到“小國家”這樣的詞去形容巴拿馬時仍然會憤怒，但是或許我們應該承認，當時實力的懸殊，直接造就了巴拿馬的困境。
這本書對我們的意義，其實不只在於作者所寫的“被抹去的歷史”。作者在本書中對美國、西方，以及巴拿馬本身歷史的理解與態度就頗值得玩味。曾經落後的國家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對待歷史？研究者要用怎樣的方法去尋找更真實的歷史？“被殖民”“被欺侮”的歷史是否需要、是否可以被矯枉過正？
在分裂日益嚴重的世界裡，我們需要更多的反思。（程遲）
· END ·
來源：硬核讀書會
作者：硬核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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