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絢

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韜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裡村（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甪直鎮）。原名王利賓，字蘭卿，後改名為王韜，別號仲弢、天南遁叟等，一生用過多個名、字和別號。他是清末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近代新聞理論奠基者，近代科學教育的先驅，中國資產階級思想的開路者。其一生著書立作多部，包括《弢園尺牘》《弢園文錄外編》《普法戰紀》《漫遊隨錄》等，涉及時論、政評、隨筆、小說等多種門類。王韜將學習西方經濟制度推到更深層次上，也體現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從傳統到近代的轉折。他提出重商、興利等經濟觀點，宣揚保險、銀行、專利事業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並主張清政府大力興辦。

王韜

從寄望科舉到肯定西學

王韜的祖上是明代“官宦之家”，然而家道中落。迫於生計，父親開設學塾以教授生徒。母親朱氏讀書人家出身，知書達禮，能詩會賦。王韜自小受母親啟蒙教育，“八九歲即通說部”。父親在科舉道路上未有所獲，於是盡心培養王韜，並將仕途的希望寄託於他。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國家用堅船利炮開啟中國的大門。林則徐、魏源等人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國有識之士逐漸覺醒。而此時的王韜還寄希望於科舉。1845年，王韜考中秀才，卻在之後的舉人考試中名落孫山，因此消沉了一段時間。1847年農曆正月，王韜與好友楊醒逋之妹楊保艾結婚，婚後回鄉間教讀，並在此期間博覽群書，著書立作，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觀點。1848年王韜初次到上海，“氣象頓異”的上海打開了他的眼界。

1849年王韜父親去世，家裡經濟來源斷絕，年僅20歲的王韜為養家餬口接受麥都思邀請到上海墨海書館擔任其中文助手。這成為他人生的重大轉折。在上海墨書館期間，參與了聖經《新約全書》和《舊約全書》的翻譯。在與人合譯《格致新學提綱》《光學圖說》《重學淺說》《華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瞭解了西方包括“算學、化學、地學、礦學、醫學、機器”在內等多門科學技術。但此時他依舊是“華尊夷鄙論”的篤信者，並於1858年、1859年又參加兩次科舉考試，但仍以失敗告終。

1859年，他在給時任曾國藩幕僚的周弢甫的長信中體現出他的保守落後的思想：“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為甚便而後蒙其禍者，當時以為無傷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於中國是也……”。此時的他還看不清西學東漸、中外通商與西方侵略的區別所在，反對中外相通。他認為學習西學“不蒙其利，反受其害”，反對大規模學習西學。但在翻譯西學及與西人接觸的潛移默化下，王韜對西學的認識開始逐步發生變化。在上海的後一時期，他意識到西人“頗喜為善”的天性，認為“西人於學，有實證可據”。1860年前後，王韜已開始強調中國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科學的需要：“予以為國家當於西人通商各口設立譯館數處，凡有士子，願肄習英文者，聽入館中，以備他日之用。其果精深英文，則令譯西國有用之書……”。

因上書太平天國而亡命天涯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為了支付戰爭賠款和由於鴉片輸入造成的財政虧空，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從而引發一連串的武裝暴動。1851年1月，太平天國運動爆發。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清王朝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面對內憂外患，王韜責難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擔心國家危亡。從1858年至1862年接連上書清朝大吏，提出對時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抨擊清政府政策失當，提議“和戎平賊”，為鎮壓太平天國出謀劃策。1860年7月，王韜被蘇淞太道吳煦任命為諸翟團練局董事，但之後為躲避太平天國掃蕩，以“經費難籌”為由返回家鄉。

隨著天平天國勢力復振，上海遭到圍攻。王韜在瞭解了太平天國實情和實力後，審時度勢，竟轉而投身太平軍，以“黃畹”之名向劉肇鈞上書《上逢天義劉大人稟》。清軍攻佔太平軍營壘時發現王韜的上書，清廷下諭旨通緝王韜。在英人掩護下，王韜從崑山到墨海書館後又逃到英國領事館。在麥華佗的幫助下於1862年逃往香港，在香港和歐洲度過了此後23年的流亡生活。在香港的近一年時間，王韜協助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完成《尚書》（《中國經典》第三卷）、《詩經》（《中國經典》第四卷）、《春秋》《左傳》（《中國經典》第五卷）的翻譯。翻譯期間，他兢兢業業，“凌晨辨色以興，入夜盡漏而息”，並做了大量的研究筆記，包括《春秋左氏傳集釋》60卷等。其翻譯的多卷本《中國經典》引起了西方學術思想界的轟動。1867年，王韜受理雅各邀請到歐洲，途徑東南亞、紅海、埃及、法國、最後到達英國。歐洲國家的建築、文化、科技、制度讓王韜大開眼界。

在考察西方社會的同時，他也積極在所經之國傳播中國文化，還曾在牛津大學講壇演講，成為第一個登上此講壇的中國人，對世界瞭解中國具有重大意義。歐洲一行讓王韜改變了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守舊觀念，進一步認識西方科學文化的先進性。此後，王韜以其對西方的政治、歷史、科學技術、風俗的瞭解及資料的查閱完成《美利堅志》《俄志》《法蘭西志》《法國志略》《西古史》《西事凡》《普法戰紀》等著作。一是希望讓國人更加了解西方，二是希望激勵國人奮發圖強。《普法戰紀》一書引起歐洲一流學者加以評述，王韜一時名聲鵲起。“其書雖未付於民，而鈔本流傳南北殆遍…”,也受到了曾國藩、李鴻章的關注。

《普法戰紀》

離英回港後，1872年2月4日，王韜在香港創辦《迴圈日報》並任主筆，以“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變法以自強”為宗旨，以政論為靈魂，傳播資產階級政治改良思想。王韜也成為中國近代新聞理論的奠基者。

《迴圈日報》

1879年春，王韜在眾多日本學人的邀請下赴日本訪問。在日旅居的128天，全面瞭解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加深了他對西學的認識，拓展了其改革思路。流亡在外的這幾十年，王韜徹底阻斷了對封建專制制度的眷戀，失去對舊社會、舊制度、舊階級的最後希望。他揭露清朝官場的腐敗現象：“邪熾髓竭，變而為尪，及今不治，其證將殆”；抨擊官吏的保守僵化：“……其用人也，一循以資格，不問其才否，持身自固，矇蔽日深”；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三代以上，君與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與民日遠而治道遂不古若，至於尊君卑臣，則自秦制始，於是堂廉高深，輿情隔閡，民之視君如仰天然，九閽之遠，誰得而叩之！……”。王韜主張精簡官僚隊伍，裁撤“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冗吏；廢除“敗壞人才，斫喪人才，使天下無真才”的科舉制度；提倡有用之學，重用“身懷某一技藝無論其有無透過科舉考試者”；主張封建君主體察國難民艱，崇尚節約：“從來奢侈起於逸樂，節儉生於憂患。而欲節儉，必自君躬始……”。

“商為國本”，應“全面興利”

王韜認為在新的國際環境裡，應拋棄“重農抑商”的觀點，支援工商文明：貿易之道廣矣，通有無，權緩急，徵貴賤，便遠近，其利至於無窮……商富即國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輸糈餉。此西國所以恃商為國本歟”。王韜認為重商益處無窮。一是能減少社會動盪不安的因素，“鎮定民志”。二是可以為國家帶來財富。三是可強兵，有利於現代化武器的製造和供應。四是可抵制西方的經濟掠奪，挽回利權。

王韜的重商主張開啟了中國資產階級重商思想的先河。針對近代西方對中國的威脅，王韜認為經濟上的落後是重要原因。他主張“興利”，全面發展中國自己的工商業：“利之最先者曰開礦，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鐵之利……二可鑄造槍炮……三可分行各種機器，四可興築輪車鐵路……”。可仿行西方股份公司：“若開掘煤鐵五金諸礦，皆許民間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製造機器，興築鐵路，建置大小輪船，其利皆公之於民，要令富民出其資，貧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賢愚同奮”。他認為“民富”優於“國富”，要求將創辦工礦交通企業“大利”都公之於民，由民間自辦公司獨立經營。這是他經濟思想從傳統到現代的一個飛躍。他還認為公司形式是開辦近代工礦企業的最好形式。王韜的興利說從思想和實踐上也給予了洋務派幫助。唐廷樞在辦理開平煤礦的時候就詢求過王韜的意見。

主張“設保險以廣招徠”

《弢園文錄外編》

19世紀70至80年代，中國工商業還處於起步階段，清朝封建統治者還未意識到保險等服務型行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貨幣持有者要麼不敢投身工商業，要麼投資外國保險公司或銀行。王韜認為國家不應僅是對工商業徵稅，還應為工商業服務，有責任透過國家機器扶助、保護工商業。

例如透過設立銀行、專利局、保險公司等機構為工商業發展建立良好的社會服務設施，他竭力主張興辦銀行、保險和專利事業。王韜認為中國統治者可以效仿西方貿易，自設保險公司保中國貨物，他在《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中提出“設保險以廣招徠”的觀點。他首先從西方保險說起：“西方貿易之利，首在航海，顧風波之險，有時不可測料，於是特設保險公司以為之調劑，於百中取二三，無事則公司得權微利，有失則商人有所籍手，不至於大損，此其法誠至善也”。西方設立保險公司以保障海上風險，促進貿易發展。進而分析國內情況：中國既設輪船招商局……則招商保險二者要當相輔以並行……不有保險則貨客且為中餒，今惟賴西人保險，則徒寄人籬下，權自彼操……今當軸者業經奏準輪船招商遍行各處，保險公司例可二三年間創行，以中國之人保中國之貨，不必假手於外洋，而其利乃得盡歸於我”。

當時國內已建立輪船招商局，可讓輪船和保險互助，保險依靠航運業，而又為航運提供保障。主張不應再依賴西方保險，而應由中國人自保貨物，利潤自賺。最後他認為保險不僅侷限於國內業務，可在國外設保險公司：“況夫輪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囿於中國一隅也，將來以中國之貨物運行於外洋，以外洋之土產消流於中國，足跡所及，愈推愈廣，則保險之設，亦由中國而外洋，隨地立局，於輪船公司相為左右”。可由當地有聲望的華人來管理：“宜於其地簡華人之名望素著，洽於輿評者司理其事，而亦藉為耳目。今華人之流寓於外域者，殊為不少，近者如新嘉坡、檳榔嶼、東南洋諸島，遠者如嘉釐符尼亞、廈華那、澳大利，無不身在遐方，心乎本國，所冀天朝威德之屆，足以為之庇翼……”。還可藉此機會建立各地聯絡，為華人提供保障：“若能於華人輪舶通商所至，創設保險，以保華人往來之貸，有失立償，用示之信。凡華人一切所需，固由我中國自為運往，而其地之所有，我亦可以採購”。打通中外聯絡後，“此即將來設立領事之漸也。蓋輪船、保險而公司之立，雖以申貿易之權，而國體之尊，國威之張，未必不由乎是。……”。

最後他以英國設立東方貿易公司為例，認為中國“可變通其法而行之”，並總結道：“今中國之為商者，官從而翼護之，其間相去何如哉？故招商局啟，輪船可至於遠方；保險局開，貨物可通於異地” 。可見王韜不僅強調了設立保險公司重要性，還進一步提出了發展保險事業的具體措施。

在外交、教育等方面推進中國近代化

外交方面，王韜主張主動對外開放，積極走向世界，鼓勵外人來華通商，國人赴西洋貿易。吳煦、徐有壬、丁日昌、何如璋、李鴻章等曾就外交事務徵詢過王韜的意見。文學方面，王韜寫作、整理並刊行《弢園尺牘》《甕牖餘談》《瀛壖雜誌》《遁窟讕言》《蘅華館詩錄》《弢園文錄外編》《淞濱瑣話》《淞隱漫錄》等多部著作，型別涉及筆記、小說類。

他將自己在上海，遊歷歐洲的所聞所見所想記錄下來，包括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介紹和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批判等。在教育方面，他認為國家需要多樣化、專業化的人才，突破了以中國中心主義的藩籬，認為西學之才也同樣重要。就如何培養人才，他主張“教育救國”，抨擊封建科舉制度，應建立全新教育體系，循序漸進改革舊式教育，建立西方式近代學校，分科教學，並提議設立外語學習、武備院、水師院、舵工館、藝術院等專科學校。

結束海外流亡生活

上海格致書院

格致書院課藝

王韜從日本歸來後，返回香港繼續從事《迴圈日報》編輯和舊著的整理工作。面對清王朝未有變革，王韜深感憂慮，加上“舊疾陡發”，此時的他只一心歸鄉。1884年，在丁日昌、馬建忠、盛宣懷等人斡旋下，經李鴻章默許，他終於結束23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落葉歸根。1885年，接受唐廷樞、傅蘭雅、丹文的聯合邀請，擔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在擔任山長的12年，王韜把他的教育思想貫徹到管理和教學中：創新教學內容和形式，既授“文”也授“藝”，既授“中”也授“西”，採用分門別類的班級制教學；籌措經費、招募師資；創立考課制度，研究西學、探討時事。

王韜所主持的格致書院極大地影響了以後中國科學教育事業和思想文化的發展。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俄、法、德伺機而動，中華民族面臨被瓜分的局面。王韜在《申報》和《萬國公報》發表多篇政論文章。同年，他在上海與孫中山見面，對孫中山變法維新、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大加讚賞，並促成孫中山和李鴻章見面。1895年，王韜又在上海接見康有為，鼓勵他把改革主張變為改革的政治運動。然而，他身體日漸衰老，已依靠藥罐大半年，再沒有精力投入到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實踐中。1897年，70歲的王韜在上海寓所裡溘然逝去。王韜曾言“夫人少為才子，壯為名士，晚年當為魁儒碩彥”，可概括其一生。

參考文獻：

[1]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 王韜.弢園尺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 王韜.漫遊隨錄[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4] 張海林.王韜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王爾敏.上海格致書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