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超人A
一、自己造“花邊”，創辦造幣廠
毛主席一到蒼邊，餘賁民瞧見，便迎上前來，訴苦道：“毛委員，政府和部隊都沒錢了，打土豪留下的積蓄也用完了，開銷很困難啊！”
毛主席眉頭緊鎖，一言未發。
老餘是紅四軍後方留守處主任，又是新成立的湘贛邊工農兵政府的財政部長，一向辦事勤勤懇懇，踏實幹練。他一叫苦，毛主席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部隊的“花邊”(即銀元)枯竭了！
經濟問題，像一條無形的絞鏈，套在毛主席等部隊領導人的頸脖上，讓人透不過氣來。
毛主席和餘賁民相視無語，一同進了財政部的房間。
湘贛邊工農兵政府設在蒼邊村的一幢大屋裡。新寫的政府木牌高掛在大門左側，濃濃的墨跡還散發出淡淡的清香。一張張白紙寫著上地部、財政部、軍事部、政法部、工農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分貼在各間房門上。一個部、委，一個房間。
土地部部長是譚震林，財政部長餘貴民，軍事部長張子清，政法部長鄧允庭，工農委主任宋喬生，青委主任肖子南，婦委主任吳仲蓮。政府主席原先是推舉毛主席擔任的，毛主席考慮到地方政府上的事，還是以地方同志擔任為好，便提議、推舉袁文才當了主席，自己掛了個副主席。
湘贛邊工農兵政府成立後，百業待舉、百事待理，各部、委房內人進人出，忙得很呢！
袁文才最忙，什麼事都得管。此刻，他正與譚震林在土地部商議開展土地革命的事。突然，聽見有人喊話：“袁主席，毛委員在財政部辦公室等你，請你快去！”
財政部設在二樓，袁文才上樓後進房一看，毛委員、餘部長、軍需處長範樹德、軍部副官楊立三都在等他。一屋子的煙霧，夾雜著辣人的生煙味，讓人夠嗆的。
“文才同志，你來了就好！”毛主席笑吟吟地望著咳嗽不已的袁文才說道：“我們老餘在訴苦呢！你、我兩個當主席的，都來幫他理理財吧！”
“哎呀，毛委員，我老袁哪裡是當主席的料啊！可你偏說你軍務繁忙，掛個副職，把我推到前面，這不是要公雞下蛋嗎！”袁文才漲紅著臉說道。
“你當主席還好，總是拿大筆，畫大墨。你還不知道我這個財政部長的難處呢！政府辦公要錢，部隊吃飯要錢，買油買菜要錢，被服生產要錢。錢，錢，錢裡到處都要錢，可我偏偏又沒有錢！我這個財政部長怎麼當啊，都快要讓人拿去當墨磨了！”餘賁民顯得有點“牢騷”滿腹。
“好啦，各有各的難處，大有大的難處，紅樓夢裡的王熙鳳也叫苦呢！”毛主席笑著打圓場，說：“正因為有困難。才把大夥召集起來，碰碰頭，商量一下解決的辦法呢！”
是呀，牢騷、抱怨，能解決什麼問題？大家立即靜了下來，又陷入滿屋的煙霧之中。
“再出去打一次土豪吧！”楊立三開了腔。
“不行啊！近處的土豪都打得差不多了，遠的嘛，湘敵兵力強大。難打，去少了人要吃虧，去多了又行動困難。”毛主席道。
會議沉默片刻。
“我看，乾脆自己造‘花邊’！”袁文才忽然靈機一動，喜形於色地說，“我老庚王佐以前曾請人給他造過‘花邊’，我們是不是辦個造幣廠？”
“好啊！這倒是一個好主意！”餘賁民、範樹德為之一動，表示贊同。
“唔！這是一個好辦法。文才同志，你具體說說看。”毛主席亦表贊同。
於是，袁文才便把王佐造“花邊”的前因後果一古腦地作了介紹。
原來，20年代初，廣東龍川縣有個銀匠世家，在兵荒馬亂之中，兄弟二人謝榮珍、謝榮光(又叫謝火龍)等遷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難，後又遷到東坃村定居。謝氏兄弟不善務農。就利用造銀器的技長，在東坃偷偷地辦起了一個“花邊”廠。
只是家小業微，規模不大，由兄長謝榮珍掌事，維持生計。後來，謝榮珍病逝，其弟謝火龍繼承兄業，居然辦得更有起色，還僱請了一些當地農民幫忙。俗話說，無商不奸。這謝火龍頭腦靈光，想出了一個歪主意：造假銀元，以假換真。
他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造出了“銀包銅”的假銀元。派人成捆成擔地挑到湖南、廣東、江西等邊遠地區銷售，竟獲巨利。可是，好景不長，逐漸被官府發現。下令取締花邊廠，通緝謝火龍。謝火龍暗中把花邊廠轉移到永新牛田，仍然生產一年有餘。
後來，終因官府查緝甚嚴，被迫停業，始操農桑。王佐拉起綠林隊伍後，聞知此事，把謝火龍接上山來，專造“花邊”，以供他的綠林軍用。毛主席率部上山以後，便暫停造了。袁文才與王佐關係甚厚，知道這件事。在紅四軍和湘贛邊政府陷入經濟困難的時刻，袁文才便坦然獻計，說了出來。
袁文才和盤托出後，眾人紛紛認可。範樹德高興之狀，比誰都強烈，說：“自己造‘花邊’，這個辦法好！好！我們軍需處正好還有不少繳獲來的銀器，讓它變個花樣，成為流通貨幣，善哉，善哉！”
大家又商議了一陣，決定立即創辦造幣廠。並由餘賁民去茨坪一趟，找王佐商辦，落實此事。
這一著，果然奏效。在王佐的鼎力幫助下，造幣廠很快就辦起來了，並劃歸王佐負責的防務委員會領導。
二、“工”字銀元在市場上廣為流通
造幣廠設在上井一位姓鄒的老依家裡。一切生產裝置都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簡的，幾乎全靠鄉間打鐵用的風箱、火爐、鐵錘等，不同的是辦了熔銀器、衝壓架。
在廳堂中間架起了一個高一丈、寬六尺的硬木架，安放著一對重約500斤的花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衝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頭繫上繩索，透過架頂滑輪，生產時一人用力將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時放上粗坯和熔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上一下，配合默契，每開爐一次，即可造成四、五百塊白花花的銀元來。
造幣廠的主師當然請的是謝火龍。同時，還抽調了宋喬生帶領上山的水口山錫礦礦工。造幣廠的規模比謝氏兄弟經營時大得多，“花邊”印模採用墨西哥版，是王佐叫人從首飾店裡弄來的一種硬度很強的銀元印模。
為了使這種工農兵政府造的銀元與歷代官府的銀元有所區別，王佐還別出心裁地要求造幣師傅在銀元上鑿了個“工”字呢！
“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上，開始商人和群眾感到生疏得很，有點不相信。因為“工”字銀元儘管貨真價實，是真銀鑄造的，但技術方面要差一點，紋路也不怎麼清爽。
一般的群眾不懂真假，但經一些有財有勢的商人鑑定後就說：這是真的銀子，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再加上部隊人員的廣泛宣傳，“工”字銀元就在市場上廣為流通，受到群眾的歡迎了。一些外地商人也紛紛將官府的“袁大頭”、“孫中山”換成“工”字銀元。
“工”字銀元，工農兵的銀元！工農兵喜歡，工農兵愛用！
為了提高井岡山“工”字銀元的信譽，根據地政府在各地設有兌換處。“工”字銀元可以兌換“袁大頭”；同時還規定，凡是持“工”字銀元到自己的公賣處或商店購買東西，價格優惠。大隴區政府在大隴坪場開設的商店就是這樣做的。
由於“工”字銀元的質量和信譽較高，越來越深受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歡迎。
毛主席、朱德、陳毅等都非常重視造幣廠的工作，經常到造幣廠視察，鼓勵王佐抓好造幣廠。
1928年5月下旬，毛主席、朱德、陳毅還策馬陪同湖南巡視員杜修經視察了上井造幣廠，鼓勵工人們積極生產，並強調提高“花邊”質量。毛主席說：“我們的花邊不要摻假，一定要純銀的，重量不能少於七錢二分(花邊一般是七錢二分)喲！”
此後，為了解決造幣廠的銀質原料，毛主席命令部隊每打下一處城鎮、一家土豪，注意收集銀手鐲、銀酒具等器具交軍需處備用。
銀質器具多了，花邊廠的規模就大了，但廠房又不夠了。
“廠房不夠？在牛路坑搞個粗坯車間！”王佐不斷地解決造幣廠的一些實際問題。
造幣廠源源不斷地造出一批批“工”字銀元，流通到根據地的各個角落。
國民黨的一些軍政頭目聞之，驚詫地嘆道：共產黨、紅軍怎麼有這麼大的能耐？
他們失算了，也失敗了。欲去查封，又上山不得。
井岡山紅軍造幣廠雖然只存在了半年多，可它卻是中國新型的人民貨幣的萌芽，充分顯示了邊界紅色政權強大的經濟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