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滿懷報國熱情的許多作家、文學藝術家，為了民族解放大業，冒著生命危險，歷經艱難險阻，陸陸續續地進入了陝甘寧邊區，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他們的到來，充實、活躍了革命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一定程上激發了陝甘寧邊區軍民的抗戰豪情。但是，這些文藝工作者大都來自一些大城市，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思想準備不足。
對此，建國之初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回憶說：“……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結合，怎麼結合得了啊？……，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還蠻大的。”
建國後的周揚（影象）
再者，文藝界內部存在的一些長期積累下來的分歧、對立現象，以及宗派主義等問題，也都一併持續生髮著。
鑑於此，黨中央、毛主席認為，有必要找個合適的機會，組織召開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以統一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和認識，引導他們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
於是，1942年4月，毛主席開始在軍務、政務之餘，著手調查、研究延安文藝界的狀況。
期間，毛主席或約請某位作家、藝術家單獨交流，或將文藝工作者一批一批地邀請到自己的居所，與之傾心交談。
毛主席在與文藝工作者交流（圖景）
何其芳、嚴文井、艾青、蕭軍、周立波、劉白羽、歐陽山、草明、丁玲等同志都與毛主席交談過。其中，談話次數較多的是艾青、蕭軍、歐陽山、草明等人。
過程中，毛主席既詳盡地瞭解他們的思想和創作情況，又虛心地徵詢他們對文藝工作的意見、建議。
1942年4月9日，毛主席與作家歐陽山（原名楊鳳岐）、草明（原名吳絢文）談話時，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地說：“中央準備召開一個關於文藝工作的座談會，打算討論一下文學藝術家的立場、態度及工作物件問題。”
說到這裡，毛主席看了看兩位，又笑著繼續說道：“在聆聽兩位的高見之前，我首先就這幾個問題，談一下個人的看法，以為拋磚引玉。”接著，他就條分縷析地擇要闡明瞭自己的觀點。
隨後，歐陽山、草明也就毛主席一開場點出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理解、認識，並希望中央儘快制定出明確的文藝工作政策。草明還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宗派主義問題，談了看法。
老年草明（影象）
沒過幾天，毛主席又兩次給歐陽山和草明寫信，請他們就有關“文藝方針”的問題，蒐集整理意見，並特別要求：“正反兩方面都盼蒐集。”
在與詩人艾青（原名蔣正涵）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毛主席曾給他寫過三封信。兩次邀其敘談，一次拜託其蒐集所談“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
兩人第一次交談，談及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時，毛主席謙和地問艾青：“有些文章發表後，大家看了有意見，你覺得該怎麼辦？”
艾青聽了，沉思片刻後說：“有意見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每個人的理解不同。但是，如果作品涉及到了立場問題，那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說完，艾青看了看認真聆聽的毛主席，又接著說道：“就目前文藝界的現狀來看，需要統一思想，端正態度，進一步明確工作目標。我認為，最好由您出面，給大家講一講！”
艾青（影象）
毛主席聽了詼諧地插話說：“我出面講一講？我說話，你們這些大作家、大藝術家們會聽嗎？”
艾青當即不假思索地回道：“至少我是會聽的！”
“嗷，是嗎？那我起碼有一個聽眾了！”說完，毛主席朗聲大笑，艾青也跟著笑起來。
第二次，毛主席與艾青一起討論、分析了艾青撰寫的“意見書”。之後，艾青根據毛主席談到的文藝與政治、暴露與歌頌等問題，修改了“意見書”，並以《我對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為題，發表在當年5月15日的《解放日報》上。
當毛主席欲找作家蕭軍（原名劉鴻霖）談話時，得知他準備去“三邊”（定邊、靖邊、安邊）體驗生活。於是，他立即給蕭軍寫信約其會談：“……。如你有暇，希於今下午或晚上惠臨我處一敘，商討一些問題。”
蕭軍（影象）
蕭軍接信後，應約而往。之後，蕭軍根據毛主席的建議，系統整理了自己對毛主席所談的“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並書面報送給毛主席。
不久，蕭軍又遵毛主席“蒐集反面意見“之囑，蒐集了一套《文藝月報》（共14期）送給毛主席。上面登載有延安文藝界的許多爭論性文章。
就在蕭軍協助毛主席完成了相關工作，再次準備外出時，於4月27日又收到了毛主席的信函：一則邀請其參加即將召開的“座談會”；二則要求在會議召開前，與之就有關問題再商討一下。
就這樣，在毛主席對文藝界進行了深入、充分地調查研究的前提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於1942年5月2日召開了。八十餘位作家、藝術家及有關工作者應邀出席了會議。
毛主席和與會文藝工作者在一起（圖）
毛主席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明瞭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黨的文藝路線；指出了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如何去服務，以及文藝批評等重大問題，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主要參考文獻：《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