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講述的第62位真人故事
口述 | 姚大全
編輯 | 姚吖姚
我叫姚大全@清泉姚大金,今年63歲,是一名專業的豫劇演員,曾經在河南衛視的王牌節目《梨園春》上面連續兩期守擂成功,是我們當地家喻戶曉的本土“明星”。
如今到了退休年齡,本該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卻因為我的性格和重男輕女,最後落得一身傷病,居無定所,花銷也入不敷出。
1958年,我出生在豫東一個偏遠農村的貧困家庭裡,家中六個孩子,我排行老五。
那個年代大家普遍很困難,尤其在農村,孩子多糧食少,小孩出生後,能順順利利地長大成人已經很幸運了。
記得我十來歲正在長身體的時候,時刻處在飢餓狀態,每天都餓的兩眼放光,最大的樂趣便是跟小夥伴一起去地裡面偷紅薯,花生和玉米等一切能吃的東西。
有一次,我們去偷柿子,被看柿子園的一箇中年男人抓到。那個人讓我們把衣服脫光,兩個兩個地面對面站在一起,互相往對方身上尿,尿完還要用柿子蘸著尿吃下去。
其中一個孩子不願意,那個男人拿著棍子就打,我們都嚇壞了。
因為在農村,小孩子調皮搗蛋偷點農作物不算什麼,逮到了頂多訓斥幾句,從來沒有人這麼對待偷東西的小孩。
那個男人疾聲厲色:“我會讓你們記住,沒有下一次,再讓我逮到,腿給你們打折!”
我旁邊的小夥伴嚇得大哭,由於柿子林就在村頭,他哭的聲音又大,不一會兒便引來了住在村頭的人家。
不知道是誰跑回去跟我父親說了,父親來了之後對著我就是一腳,把我踹在了地上,然後給那個人賠禮道歉。誰知,那個人竟然說我們把柿子樹上的柿子都打落下來偷光了,讓我們賠,至少要一袋小麥。
那個年代,一袋小麥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是巨大的支出,吃都不夠,哪裡來的餘糧?
鄉里鄉親都在勸他,幾個小孩子調皮搗蛋,打一頓算了,誰家也拿不出這麼多糧食。可是他堅持要糧食,不給就鬧到大隊去,要在覆蓋全村的廣播上,直播我和小夥伴們是小偷。
這個人誰也丟不起,更何況我們都是半大小子,正是敏感要面子的年紀。
最後,父親和小夥伴的家長們,硬是從自己家為數不多的口糧裡湊了一袋麥子給了那個人。
回家後我自然是捱了父親一頓毒打,我哭著說我錯了,父親也不理睬,母親拉他也沒用,我的兄弟姐妹們嚇得不敢出聲。他拿一根燒火棍打我,一棍子下去,我身上立馬腫了一道印子。
不知道他打了我多少下,我疼到身上都快沒知覺了,他也打累了,坐在我旁邊,我哭他也哭。
10多歲的我已經懂得父親為何而哭。
他哭家裡窮,窮到我偷東西還讓他受了辱,他哭以後的生活艱難,這麼多孩子要吃飯,沒有糧食怎麼辦。在當時的我眼裡,他唯獨沒有為了心疼我而哭。他打我只是為了發洩,為自己的賠償出一口氣,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教給我一句人生道理,只是打。
從小我就知道,我與父母緣分很淺。
父親是家裡的絕對權威,平時吃飯,他不入座不動筷,我們任何人不敢動。他一個人坐在高高的八仙桌上,我們要麼坐在他腳邊的小桌子上,要麼端著碗出去吃。
母親從來不敢跟他大聲說話,更別提在他經常無故地打我們的時候會護著我們了。長期貧窮和壓抑的生活,讓母親對我們也很冷淡。她不打我們,但是不怎麼跟我們說話,也並不關心我們,她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應付我父親的要求上面。
我長大以後,關於童年的家庭,想不起一絲一毫開心的畫面,回憶裡每個人都陰沉沉地,滿含戾氣。
這樣的家庭環境,讓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們長大後想方設法地逃離。
我也一樣。初中畢業後,父親讓我自尋出路,不要再上高中了,供不起。
記得那天晚上,我把初中課本一頁一頁撫平,一遍一遍翻看。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把課本全搬到了廁所當廁紙用,然後拿了幾個黑麵饅頭,去鎮上找活幹。
到了鎮上,正好有一個劇團在唱戲,看著戲劇演員們穿著華麗的戲服,在舞臺上演繹著讓人或高興或落淚的故事,我便再也走不動了。
演員們上午演出一結束,我就跑到後臺,找到團長,跟他說我想跟著他們學唱戲。也許是上天垂憐我,當時劇團的李團長很欣賞我的勇氣,他覺得我模樣周正,個子長得也高,雖然正處於變聲期,但可以好好培養。
就這樣,我幸運地入了戲劇的行。
其實那個年代想學唱戲的,大部分都是去戲校進行系統地學習,畢業後可以直接分配到各個劇團。但我家的條件不允許,只能靠自己去博得機會。我一直都很感謝李團長,是他給了我第二次人生,讓我有一技之長賴以生存。
我很珍惜在劇團學唱戲的日子,每天四五點就起床吊嗓子,吊完嗓子就練功,從最基本的唱唸做開啟始練。
李團長說我的嗓子還沒變好,讓我先奔著武生的路子走。由於我學的有點晚,骨頭已經硬了,每次練功都很痛苦,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也是別人的好幾倍。
記得我學前空翻摔了無數次,有一次翻過去沒站起來摔倒了,左側腦袋磕到了一塊石子,頓時磕了個口子,鮮血直流,我愣是沒哭一聲,也沒叫一聲苦。
在我的心裡,能吃飽飯,接觸的每個人都很和善友好,李團長像長輩一樣關心照顧我,對於我來說,劇團生活簡直就是天堂,這點苦根本不叫苦。
我跟著劇團“穿兵”(跑龍套)了兩年多,慢慢地一兩句戲詞的武生我也能上了。
李團長厚待我,專門給我找了個老師教我唱腔。可能是變聲期吊嗓子吊得厲害,變聲期過後我的聲音就有點啞啞的。有時候上臺唱的一兩句,總感覺聲音憋著發不出來,唱了幾次我就有點灰心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老師讓我嘗試了一下黑頭的唱段,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覺,那種用力嘶吼出來的感覺太好了,我甚至覺得這麼多年的壓抑的生活經過這麼一吼,身心都舒暢了很多。
老師也誇我聲音清亮,他說豫劇黑頭的音色是需要沙啞有氣勢,但大部分演員的聲音都是疙疙瘩瘩,故作深腔,唱出來一沒有韻味,二聽久了難受。而我的聲音是天生沙沙的,音域又高,音色反而顯得寬廣清亮,即使在嘈雜的環境裡,觀眾也能聽清戲詞,是很難得的一把好嗓子。
就這樣,我開始了黑頭戲的學習。先從《包青天》開始,再到《下陳州》、《探陰山》、《老包趕考》、《斷烏盆》等等,我如飢似渴地學著一段又一段唱腔,登臺演出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每次站在臺上看著下邊的觀眾仰著頭看我們,我都覺得很激動。在舞臺上,我心裡只有一個信念——把這場戲唱好!
當我第一次在臺上贏得掌聲的時候,下臺後我沉默了很久,不是不高興,是為了不讓自己哭出來。
1981年,我結婚了。
愛人也是一名豫劇演員,演花旦的,經媒人介紹認識的。我愛人是戲校出身,條件比我好很多,當年追她的人也多。
原本我愛人家裡是不同意這門婚事的,但愛人敬佩我能吃苦,唱得也好,又都是同行,她篤定跟著我將來肯定有好日子過,於是執意要跟我在一起。
結婚後愛人也跟著我到了李團長的劇團。由於這個團是私人的小劇團,演出收入不高,條件非常艱苦。愛人跟著我走南闖北,打地鋪,吃白麵條,毫無怨言,還練就了一手快速打包行李的技能。
(我愛人張衛華的劇照,她從花旦演到青衣、老旦,陪著我到現在)
隨後幾年,我的一雙兒女前後出生了。
我們沒辦法帶著他們倆討生活,便忍痛把一子一女分別留給了母親和岳母撫養。說實話我有點重男輕女,我從那樣的家庭環境裡逃出來,卻選擇把女兒送回去給父親母親撫養了。
可能是因為隔代親,父親母親帶女兒反而帶得很好,沒有漠視,但也沒有溺愛。長大後的女兒很獨立,又孝順。
反觀兒子,由於岳母過於溺愛,八九歲了還不會自己穿衣服,農村雖然條件不好,但他想吃什麼想要什麼,岳母都會盡自己最大能力滿足他。
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反而不知道珍惜,兒子長大後不知道感恩,不知道體諒我們倆,也從來沒有關心過岳母,連岳母去世都沒有掉一滴眼淚,不知道是不是男孩成長期的叛逆。
1990年,李團長的劇團經營不善解散了,我和愛人到處找別的劇團謀工作。
上天再次眷顧我,我們倆被周口市豫劇團錄取了,還成了正式工,吃上了那個年代人人羨慕的“商品糧”,雖然工資不高,但總歸是有固定的住所和固定收入了,不用再四處漂泊,兒子女兒也能在暑假到周口市豫劇團與我們團聚。
周口市豫劇團的團長非常欣賞我,我也刻苦努力,不久便成了團裡的臺柱子之一。團長建議我到鄭州一團拜師學藝,由團裡負責一切花銷,條件是學成必須回來。
當時我一雙兒女尚在年幼,愛人也不能跟著去,到鄭州那麼大的地方,人生地不熟,還要疲於新的人際關係,更要跟老師搞好關係,我打了退堂鼓,思慮再三拒絕了。
多少個夜晚,我躺在床上想起當時拒絕團長的情形,猶自後悔。
如果當年我去了,能把我的專業能力提升不說,光是鄭州一團的資源都是我在窮鄉僻壤奮鬥一輩子都得不到的,可惜那時我眼光太淺,老天爺追著餵飯都懶得張口。
90年代,經濟條件慢慢好起來了,周圍其他行業的人越賺越多,我乾親家在鎮上開了一家理髮店,早早成了萬元戶。而我們倆,還在國營劇團裡熬苦日子,工資幾乎沒怎麼漲,每個月往兩邊老家裡寄錢以後所剩無幾,日子過得比跟著李團長還緊張。
1995年,新密市豫劇團的團長看了我的演出,幾次三番找到我,想挖我到新密市豫劇團。我們沒答應,再怎麼說,周口市豫劇團也是地市級的,離家也近。可是新密市劇團團長開出的條件太誘人了:工資翻倍,還解決兩個孩子的戶口和上學問題。
我們太想孩子了,此時女兒已經上初中了,我們幾乎都沒有陪伴過。人生再次面臨選擇,岳母身體也越來越不好,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我們毅然跳槽到了新密市豫劇團。
到了新密以後,一切從零開始,一切都要適應。
還好,新密市豫劇團很少出省,大部分是送戲下鄉,當天去當天回。雖然工資比當地平均工資要低一些,還有兩個孩子要養,但起碼能經常陪在孩子身邊,吃喝是沒有問題的,孩子們也順利入了當地的學校。
花無百日紅,穩定的日子沒多久,豫劇團就開始走下坡路。
演出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難發下來。
那個時候新密縣城流行起了戲曲茶座,唱一晚上能掙幾十到幾百不等,我和愛人白天上班,晚上便到戲曲茶座唱戲掙錢,不到三年,手裡便有了幾萬塊錢,在縣城買了一套百來平的房子,算是真正在新密安了家。
我時常後悔當年沒有去鄭州進修,卻也時常慶幸來到新密市豫劇團。
後來,我聽周口市豫劇團的同事們說,周口市豫劇團形勢一直很不好,這麼多年了大家過得還是很苦,如果我沒有來到新密,我的兒女還在老家,也許女兒已經輟學,準備嫁人了,過著背朝黃土面朝天的農村生活。
如今,我在新密買了房,安了家,兒女也能成為城市人,過上了不一樣的生活。
2001年,命運又一次眷顧了我。我報名參加了河南電視臺的《梨園春》節目,首期便打擂成功,當上了擂主,又成功守住了一期擂主的位置。
雖然過程很短,卻讓我在家鄉新密打開了知名度。《梨園春》是河南省家喻戶曉的節目,當年的收視率比央視春晚還高,新密當地出個擂主,跟現在的明星網紅差不多。
當年是需要大家打電話投票的,不管認識不認識,只要你唱的好,就有人心甘情願打電話投票。
我記得我得擂主回去那天,到樓下已經凌晨一點多了,鄰居們還都在樓下守著,我一下車,他們便放響了鞭炮歡迎我,像過年一樣高興。
過了好幾個月,我到街上買櫻桃,還能被賣櫻桃的大媽認出來。她怎麼都不肯收我的錢,在她心裡,碰到我就像碰到明星了一樣,太幸運太開心了,怎麼還能收錢呢?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時刻,但是所有的運氣似乎也在那一刻全部用完了。所有的苦難,都需要我用下半生來償還。
那兩年的演出越來越多,期間也被河南電視臺《心連心》藝術團的下鄉演出邀請過。那幾年形勢越來越好,新密市也出現大大小小的藝術團,每個團都需要各種演員,有的演員一天能串好幾場,一場演出費差不多50-80元不等,逢年過節演出費會高一點,我跟愛人過年的時候一天都能掙一兩千。
就這樣,我們馬不停蹄地在各種藝術團演出,不但在劇團低迷的時候養住了家,也迅速在新密積累了人氣,提高了知名度。可以說,新密的大小鄉村我都去過,到每個地方演出都有很多人認識我。
有一句話叫,性格決定命運,但有時候選擇更重要。前半生我的命運靠本事,後半生我的命運由選擇決定的。
那個時候我愛人說,做藝術團的人那麼多,可每次演出舞臺和音響都是不夠用的,我們何不買一套舞臺裝置,專門做租賃的生意?這樣平時自己也能接活,比我們自己出去給別人唱一段戲掙錢多。
可是我的性格很大一部分隨了母親,執拗、懦弱。我不敢做,怕賠錢,而且我對自己的技術相當自信,不可能有沒有演出機會的那一天。
就這樣,我選擇了安守本分,錯過了人生中積累財富的機會。
那個時候那樣做的人,後來都發財了,因為演出市場越來越好,音響器材租賃供不應求,而且他們接的活也越來越多,接下一場演出,只用花費30%的演出費給演員就可以了,剩下都是自己的。
對於這樣的事情,我也只能眼饞,誰讓我沒有那個野心,不敢去闖一闖呢。我所有的膽大妄為都在那一次偷柿子事件中用完了。
而且我太不會處理人際關係,執拗地認為我的工作就是唱戲,只要把戲唱好就行了,什麼搞關係,不就是巴結領導和討好周圍的人嗎?我從骨子裡看不上,更不屑於做這些事。
由於我自卑又要強的性格,在領導面前又不太會說話,也不屑於說些好聽的話維護人際關係,說好聽點是恃才傲物,說難聽點是情商太低,導致後來我的演出機會越來越少。《梨園春》後起之秀也如春筍般一波波地冒出來,很快我就被大眾遺忘,也沒了豐厚的收入。
現在回頭想想,周圍那麼多人幫我,包括當年鄰居們都不遺餘力地給我投票,可我卻不知道感恩。當年沒有好好感謝過鄰居們,也沒有感謝過提攜我的劇團領導和幫助我的同事們,甚至來新密這麼多年都沒有回去看望過恩師和李團長。
我身上時常有母親的影子,冷漠、懦弱、沉默,這些特質讓我的事業面越來越窄,生活越來越不好。
再加上我重男輕女的思想,對兒子極其溺愛,什麼都想為他包管,操辦好。
我曾經對自己說,我要把童年缺失的一切都補給兒子,儘量滿足他提的任何要求,卻沒有對他足夠的管教。
這可能是中國一部分父母的處境吧,也是我心甘情願地為他付出。隨著我們年齡越來越大,兒子也逐漸懂事了,雖然成長得比較慢,但總歸慢慢成熟長大了。
他娶了一個好老婆,兒媳婦任勞任怨,對我們也特別好。可能是兒媳婦影響了他,再加上兩人也有一個聽話乖巧的孩子,最近幾年他開始發奮圖強了,做過快遞,跑腿兒,颳風下雪,風裡來雨裡去,從來不叫一聲苦。雖然掙的錢不多,也勉強能顧住他的小家。
我常常說,人一生的福分都是一定的,他之前享的福,要用後半生的辛苦去還。對於兒子的變化,做父母的除了欣慰還是欣慰。
通常我們晚上演出完回家都半夜了,夏天還好,冬天實在是難熬。沒有錢買汽車,就騎著摩托車下鄉演出串場。由於我年輕時練功留下了傷病,再加上冬天冷風吹,不到五十歲,我的左腿關節炎加骨刺,已經讓我疼得整夜整夜睡不著覺。
現在的我,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每天吃飯前先吃一堆藥,時不時頭暈心慌站不住腳,腿也疼得一瘸一拐的,一身病痛。
看著我的同齡人都在家安安心心地帶著孫子,我們卻還在外漂泊,靠一點演出費過活,想想曾經的榮光,和曾經逝去的無數機會,我心生悔恨,卻也不得不面對現實,儘自己最大努力,把眼前的日子過好。
希望我們老兩口還能再多唱幾年戲,能早點把房貸還完,這樣我們老了也能有個溫暖舒適的家。
唱了一輩子戲,演了一輩子別人的故事,到頭來自己的人生卻過得一塌糊塗。如果當初我的性格不那麼執拗,膽子再大一些,多一些正確的選擇,生活會不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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