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亞洲/口述
Phyllis/撰文
我叫徐亞洲（@演員徐亞洲），今年73歲了，是一名老年特型演員，大家都形容我是“外國人專業戶”。很多朋友可能不記得我的名字，但一見我的臉就覺得面熟。
我一共參演過150多部影視劇，《康熙王朝》裡的戈爾尼、《倚天屠龍記》裡的波斯使者、《新還珠格格》裡的郎世寧，都是我曾經扮演的角色。
我演老外算是本色出演，一般不用怎麼化妝。
人的外貌都是由基因決定的，我父親是中俄混血，母親是純正的俄羅斯人，所以我身上有四分之三的外國血統。不過奇怪的是，我們家兄弟姐妹五個，其他幾個孩子的中國血統也很明顯，唯獨作為老三的我藍眼睛、白面板、高鼻樑，完全像是一個俄羅斯人。
我小時候的照片，一頭小小卷毛，看上去就和中國娃不一樣。
說起我們家的經歷，離不歷史上“中東鐵路”的建造。當年，我爺爺在中東鐵路局工作，這條鐵路線從中國東北出發，綿延至西伯利亞，不僅串聯了歐亞兩片大陸，也將我爺爺這位山東昌邑漢子和一位俄羅斯女人連線在了一起。她，就是我的奶奶。
我爺爺奶奶究竟是怎麼認識的，老人們很少跟後輩提及，我只記得奶奶是個特別慈善，又很愛美的俄羅斯老太太，總會變著花樣給我們幾個孫輩穿好看的衣服。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青島八大關別墅群，家裡有兩臺相機，奶奶每到週末就會拿著相機帶我們去逛公園，拍好看的照片。每次走在路上，當地人總是對我們投來好奇的目光，她絲毫不在意，還把帶去的食物分給有需要的人。
我小時候（右一）和爺爺奶奶的合影。
奶奶一共生了兩個孩子，我父親是老大，他16歲就出來開車賺錢，養家餬口。那時候的年輕人能開車就挺厲害，他每個月掙75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養活了我們一家五個孩子。
我母親是1924年生人，來自沙皇時期的貴族家庭。14歲那年，母親跟著我姥姥來到青島，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我父親，兩個人自由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在中國過了一輩子。
小時候在家裡，長輩們會用俄語和我們交流，不過後來不怎麼用得上，等我長大就差不多忘光了，只剩下一口地道的“蛤蜊味”青島話。
左一是我，右邊是姐姐和哥哥，我們穿的衣服和其他小孩也不是一種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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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我們家從八大關搬到了海洋大學附近。那時候我很調皮，在學校裡又因為長相特別，沒少被同學欺負，心裡不服氣，我就和他們幹架，時間長了變得不那麼愛上學。
因此，當“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剛出來時，我特別激動，想著總算不用上學了，還能脫離家庭的約束，別提有多開心。只是那時，我和同行的其他10個人誰都不會想到，從經歷上山下鄉到成為插隊知青，我這一走就是十二年，青春全部捲入了這場浪潮。
那是1964年的9月30日，我們坐著汽車前往下鄉插隊的煙臺市海陽縣書院村。當年我還不到16歲，是一車知青中年紀最小的。一路上，我們這群天真爛漫的城市青年歡聲笑語，將農村想象成一幅田園牧歌的畫卷，任憑那輛解放牌卡車帶著我們盤旋過一個又一個山坳。
起初男孩們還會撥開車上臨時搭建的帆布棚子，好奇地向外張望，最終，所有人都伴著車輪的顛簸沉沉睡去。從小到大，我們誰也沒經歷過這麼遠的跋涉。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我們拖著滿身疲憊，在貧下中農震耳欲聾的歡迎鑼鼓聲中進了村，卻被眼前的景象和人驚得說不出話。
下車之後，面前是黃土翻滾的溝溝壑壑和破舊不堪的土坯房，一群青壯男子穿得破破爛爛，婦女兒童看上去也面容枯槁......村民們並沒有因為我長著一副外國人的臉就擁上來圍觀，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三里地外的一個村就有從俄羅斯嫁過來的媳婦，所以大家對我也見怪不怪。
海陽縣書院村，照片上的老房子是我當年住過的知青宿舍。
進村第一晚，村民們甚至沒來得及給我們騰出住的地方，讓我們十幾個知青擠在一處原本用來存放棺材的屋子湊合一晚。這可把我們幾個小孩嚇得夠嗆，三五個抱在一起。房頂上的縫隙肉眼可見，屋裡不斷冒進來嗖嗖的冷風，我們一宿沒睡，同行的女同學嚇得一直哭，農民看實在沒招，回家扒拉了半天，帶著半袋花生米回來給我們，說“哄哄吧，別讓她們哭了”。
艱苦的物質環境讓我們心裡有點情緒，不過內心還是很火熱的，覺得我們應該到農村去勞動，跟貧下中農一起滾一身泥巴。書院村雖然窮困，好在土地肥沃，我們很快和當地人打成一片，什麼農活都學一點，挑糞、種地、燒磚、喂牲畜……幾乎所有能想到的農活我都幹了個遍。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送糞，將牛棚中一層層的牛糞起出來，裝車運到地裡。冬天的山坳坳裡，牛糞凍得跟鐵板似的，我們用鎬刨，用鍁鏟，摻著糞渣的冰花不時濺到身上、臉上，但誰也不在乎。
農活又苦又累，但我們勝在年輕，一上炕就能睡，第二天又精神抖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在勞動中，我們慢慢褪去了城市小青年的五穀不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都變得勤勞起來。並且，年輕人天性使然，年輕氣盛、幹活不服輸，時常還要比一比賽一賽。
重回海陽縣書院村，我和老鄉合了張影。
只不過，農活再苦再累還能忍受，但填不飽肚子的苦實在難熬，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再加上少年頑皮天性的驅使，苦中作樂的我們便打起了家禽的“歪主意”。
當時我和幾個人的房子住在河邊，總能看到有當地人養的鵝和鴨在附近喝水。要知道，那時候的我們天天窩頭鹹菜，肚裡沒食，口中無味，這幾隻大肥鵝可把我們饞壞了。但誰都知道，鵝在村裡可是一霸，用老鄉的話：“咱這兒狗都可以惹，但鵝不可以”。
鵝不敢抓，我們就盯上了鴨。一天農活後的傍晚，趁著鴨群游來喝水，我們幾個男同學三下五除二、輕而易舉地擒了一隻鴨。顧不上慶祝，一溜煙小跑提著鴨找了處沒人的窪地，生火、燒水、褪毛，神不知鬼不覺，美美地吃了一頓。後來回想起來，心裡真是內疚極了。
還有次村子裡死了一頭驢，聽說死驢肉價格便宜，我和另一個知青湊錢了1塊5毛錢，買了5斤驢肉做下酒菜。那時候能有肉吃是很幸福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去山上找花生，自己挖出來炒了以後下酒喝。
我從青島走的時候，一口酒都不會喝，但鄉下的日子確實無聊，年輕人總想找點事情打發時間，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喝酒。當地人以種紅薯為生，一年一個人能分1000多斤。那時候我們冬天吃紅薯，夏天吃紅薯幹，還把富餘的紅薯用來釀酒，我們常喝的就是這種紅薯釀的白乾。
當年和我一起下河抓鴨子的少年，如今我們都成了白髮老人。
當地農民特別淳樸，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沒有因為我容貌和別人不同而盤問我的身世。有位大嬸知道我們這些知青不容易，經常會在家裡做了好吃的招呼我們去吃。後來，我們知青都分散住進了當地村民家裡，我碰巧被安排進了那位大嬸家，生活上很受照顧。
時間在這座小村裡緩緩而過，時間到了1977年，距離我來書院村已經十個年頭，有不少人陸續返城，留下的人則大多感到精疲力盡，生活無望。那時候講成分，雖然我家的成分是工人，但因為我母親是俄羅斯人，被認為有海外關係，所以一直拖著沒有回城。面對這樣的生活現實，我困惑、迷茫，不知如何處理，覺得日子很不好過。
在這種巨大的孤獨與荒涼中，我的心態也發生了改變，常常迷茫地問自己，“真的要一輩子當農民麼？”無助的時候，我甚至想過要不死了算了。人在意志低沉的時候就會想家，我特別想媽媽，我媽從小對我特別好，我走以後她還偷偷地每月給我寄5塊錢。每每想到她，我就一個人偷偷抹眼淚，很想回家看看。
有天凌晨趁天沒亮，我在黑暗中踏上了去青島的路。從書院村回青島路途不算特別遠，兩地相隔100公里左右，坐汽車買票就是七八毛錢。但作為掙工分的知青，哪有那麼多閒錢，於是我選擇了更冒險的方式——扒火車。
我先走旱路進城到了萊陽，然後迂迴在火車站附近，守著鐵路上開往青島方向的列車，伴著著隆隆的車輪聲，我感覺自己像是鐵道游擊隊的勇士。幾次扒下來就駕輕就熟，我有時候扒貨車，有時候扒客車；有時候扒在裡面，有時候扒在外面；有時候扒在車皮上，有時候扒在兩車皮的連線處……
發現這件事可行後，每每想家我就偷偷扒火車逃票。當時對我們知青也沒有管得特別嚴，我就這樣又撐了幾年，熬到1978年底，回城的事終於有了轉機。有天我收到一封調令，組織上要派遣我去青島交通局當臨時工。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我母親找到青島外事局，再輾轉勞動局去協調幫忙，這才允許我回城。
我年輕時的樣子，當年的好多老照片都在後來搬家中搞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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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時，我已經是當地最後一位知青，能回城心裡非常感激。雖然已經30歲了，但我還年輕、體力好，想到未來能有個工作自食其力，我覺得生活又有了希望。並且，基層的艱苦生活極大磨練了我的性格，什麼苦活累活都經歷過，幹什麼都不在話下。
回到城裡後，我被交通局分配到煤場當裝卸工，每天和煤炭打交道，每個人一天少說要運三四十噸煤。而我在農村喝酒的習慣始終沒改掉，後來果不其然釀了一場大禍。
有天晚上我和煤場司機喝酒喝得爛醉，在開車回家路上，司機竟然一不小心把車徑直從鐵路橋上開了下去，直直翻進了河裡。那場車禍過後，我雖然保住了性命，但頭上縫了一百多針，在醫院裡躺了四個多月，還因為傷到了食慾神經吃不進飯，一吃飯就頭疼。
母親擔心我再這樣下去命都沒了，再次輾轉找到青島外事處求援，最後透過省廳特批，先是把我轉院去濟南治療，最後又送到了上海華山醫院腦外科。母親一直陪我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我總算調理好了身體。
老人們總說“福禍相倚”，這在我的人生經歷中也大抵應驗。我在上海華山醫院治病的那段時間，認識了一位從北方來看病的哈爾濱女孩，同是異鄉漂泊人，我們聊得很投緣，後來這女孩就想著，把她姐姐介紹給我認識，再然後她的姐姐就成為了我的愛人，我們1981年正式結婚成為夫妻。
我和妻子、女兒的全家福。
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還不止這場相遇。治病結束後我回青島休養，誰也沒想到一次上街買菜的功夫，竟發生了改變我人生下半場軌跡的大事。有天下午，我正準備出門買菜，迎面走來一位穿軍裝的男士，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看他一直在打量我，心裡正覺得奇怪，沒想到他先喊住我，冷不丁問一句：“你想拍電影嗎？”
當時我們家住在青島歌舞團附近，眼前這哥們兒就是青島籍的原八一製片廠主任，正要去歌舞團找他愛人，當時八一製片廠在籌備拍攝一部影片，需要外國人，他看到我藍眼睛、高鼻樑，一頭黃卷發，於是主動找了過來。
在那個年代，來中國的留學生很少，更別提有外國演員，看到我的模樣他非常希望我能加入。但我心想，電影裡的外國人全都沒好人，那可不行。對方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猶豫，就動員我回去再想想，可以找天去他家裡喝酒。 後來在老哥的一番遊說下，我開始了演員的第一次嘗試，這一開頭就再也剎不住車。
在電影《夜幕下的哈爾濱》中和副導演的合影，那時我入行不久。
剛開始的時候，我接的都是不需要臺詞的群演，大多是出演美國大兵之類的角色。那個時候大家特別認真，把每一部電影當作藝術來對待。即便是像我這樣沒有臺詞的小角色，也需要全程跟著劇組，到體驗角色的真實生活。
1979年的《飛虎》是我第一部參與群演的電影，我扮演聯合國38軍中的一員，我們這群演員像真正計程車兵一樣在軍事基地生活，在張家口待了四個月。那會兒全是這種抗美援朝的戲，我們拍戲也沒有片酬，一天三毛錢補貼，拿著全國糧票，自己帶飯盒去打飯。劇組也沒有場工，有什麼活兒所有人都一起幹，所以大家在一塊非常開心熱鬧。
拍攝戰爭片時我和其他演員的合影，所有人都穿著軍裝。
1982年的《戰地之星》是我第一部擔任主要角色的電影，在這部講述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中飾演一個美軍上尉。雖然導演魏龍是我的山東老鄉，但最初接到邀請的時候，我心裡非常忐忑。
之前我演的角色大多是不需要臺詞的群演，而這次戲份重、臺詞多，我的青島口音又很重，普通話都說不好。那時候拍片都是用膠片，一條片子沒用好，就等於浪費好多錢。我既要考慮普通話發音，又擔心表情不到位，心理負擔特別大。
電影《戰地之星》宣傳資料，我（圖3-中）飾演美軍上尉。
魏龍導演看在眼裡，把我叫到身邊：“彆著急，不要去演戲，你就當作聊天”，慢慢在他指點下我才進入狀態，後來陸續在八一製片廠拍了近十部電影。那一年是1983年，我從沒有臺詞的小群演轉變為操著一口青島話出鏡的反派，當年22歲的劉德華剛簽約TVB不久，鄧超還是個4歲的娃娃。
我16歲進農村，後來再也沒有機會讀書，而拍戲這段職業生涯，在歷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廣度上，讓我重新獲得了被滋養的機會。
比如我參與的電視劇《為了一句話》，它的劇本來源於劉震雲的獲獎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內容的架構有點像《紅樓夢》或者《清明上河圖》，從全景式的角度呈現近現代中國人的流離人生，同時又包含了種種社會生態中的大人物小事件、小人物大事件，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和觸動。
我在電視劇《為了一句話》中，扮演義大利牧師詹善樸。
我在劇中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一位剃頭師傅，他自己花錢蓋了個教堂，後來把教堂改成了學堂，期間因為生活不順遇到了新的變故，他就騎著腳踏車出去，邊剃頭邊傳教。
後來我們幾個主創在北京吃飯，李雪健、朱媛媛和辛柏青他們都在，當時我就問劉震雲：“老詹傳了一輩子教，為什麼只傳了8個徒弟? 這不應該啊”，劉震雲回答說：“這是一種信念和精神，哪怕沒有教徒，也要繼續傳教。” 這番話聽得我很受觸動。
因為長相寬厚仁慈，我經常在電影中扮演外國牧師的角色。
做演員，很多時候也需要這種精神。出道40多年，我一共拍了150多部戲，國內的大牌演員基本上都合作過。在這些演員中，我和港臺的演員合作比較多，劉德華、梁家輝、陳小春、王祖藍……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為什麼都非常聊得來？是因為都很敬業，彼此對待工作的態度很一致。
2016年，拍攝香港導演王晶作品《王牌鬥王牌》時，和劉德華的合影。
有位好萊塢演員就曾給我上過一課。原本到了拍攝後期一些單人鏡頭的機位，其實就不需要搭檔出鏡了，但這位好萊塢演員卻堅持從頭到尾和我對戲，他說“我們拍戲是用眼睛交流，我給的眼神和替身給到的感覺不一樣”。每場戲拍完，不管是大主演還是小角色，只要是他搭檔過，這位演員都會和對方擁抱，表示感謝。
有趣的是，剛開始到了現場，他怎麼都不相信我是中國人，一個勁說“你肯定是歐洲人，你騙我”。最後我從口袋裡揣出中國身份證，他才相信。因為我不會英語，我倆就準備一人帶一個翻譯，我說一句，翻譯說一句。
我經常會和一些外國藝人合作，這是和阿根廷模特馬賽樂的合影。
拍戲四十多年，該體驗的我都體驗過，如今我年紀大了，因為身體原因，現在基本不怎麼接電視劇，偶爾幫朋友忙拍電影和廣告，還去一些傳媒學校新生們講過課，基本上已經迴歸了我想要的平淡生活。
平時我就待在青島陪家人，每天出門散散步，回來以後看看電腦、看看書，有時候打打撲克什麼的玩玩，生活雖然比較單調，但我很享受退休生活。偶爾會和愛人一起，去女兒那兒幫忙帶帶孩子。
我和外孫女的照片，小小年紀的她已經和我一起拍過商業廣告。
基因這個事情真的特別神奇，我女兒今年臘月生的二胎，那孩子特別漂亮，還長得和我小時候很像，出生就是一頭小卷發，被朋友們說像秀蘭·鄧波兒。今年春節的時候，我還和家人開玩笑，一定要活著看到兩個外孫女都結婚，等那一天我來給孩子們當證婚人。
1949年，我在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出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從下鄉當知青，到回家鄉青島當演員，有了家庭，直到退休，這一輩子也沒什麼太特別的。
現在七十多了，我就希望繼續平平淡淡地走下去，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成就感，我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賦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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