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15大經濟體已有11個陷於停滯，中、美、印、韓憑什麼例外？

三十年來，日本經濟深陷停滯的“泥潭”一直都無法自拔，現在“日本化”的幽靈正在逐漸籠罩全球各大主要經濟體。2008年以來，除日本之外，全球15大經濟體中先後又有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等10個經濟體陷入了長期停滯，目前只有中、美、印、韓，這四個經濟體依然保持例外。

近十多年來，全球15大經濟體中除中、美、印、韓以外，其它經濟體以美元計價的GDP 都在徘徊不前，當然考慮到匯率貶值的因素，一些國家的GDP是在以十分緩慢的速度增長的。

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泡沫經濟”崩潰以後陷入了長期停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全球15大經濟體中又有10個經濟體陷入長期停滯，在遭遇新冠疫情衝擊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會不會有更多的經濟體陷入長期停滯呢？

“全球市場似乎即將迎來長期停滯，或說將變得‘日本化’。”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11月10日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舉辦的一場講座中如此說道。

“日本化”一詞一般是指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的組合。美國《華盛頓郵報》前專欄作家馬特·奧布萊恩於2016年在題為《世界經濟正在日本化》的文章中，將“日本化”的基本特徵總結為“三低三高”，即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高福利、高貨幣、高債務。

“日本化”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對於“日本化”問題產生的根源，主流的觀點有兩種，一種是貧富差距懸殊或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一種是人口老齡化危機。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認為，“……主要問題之一是儲蓄過剩，而缺乏投資。”這一觀點可以歸於前一種。

低通脹甚至通貨緊縮意味著供給大於需求，意味著生產大於消費。社會經濟存在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讓人很容易與貧富差距懸殊聯絡起來。

馬克思指出，過剩性危機產生的根源在於貧富分化，“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可日本社會的基尼係數相對來說並不大，幾十年來日本的基尼係數一直都不大，2019年日本的基尼係數為0.32，低於美國的0.48和中國的0.45。基尼係數是國際上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常用指標，也就是說從基尼係數來看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相對來說比較小。歐洲的貧富差距也要比美國小得多，但是歐洲國家已經陷入“日本化”陷阱而美國卻還沒有。

然而，日本和歐洲國家的基尼係數雖然較小，但是日本和歐洲的實際工資增長都已陷入長期停滯。日本的平均工資增長已經停滯了近三十年，近二十年來，歐洲主要國家的工資增長也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

工資增長長期停滯，科技進步、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所多創造出來的財富去哪兒了？不是被本國資本攫取了就是被外國資本所攫取！日本和歐洲的基尼係數小，有沒有可能只是因較高的累進稅率調節了一些過高收入，才導致基尼係數那麼小呢？

在凱恩斯主義視角下，經濟的增長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增長。工資增長長期停滯，消費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需求缺口”就會越來越大，潛在經濟增長率就會因此變得越來越低。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出口、投資和消費。當投資需求和外需的增長也不足時，經濟增長便會趨於停滯。

投資需求有可以分為私人投資需求和政府投資需求。私人投資需求的根本還是取決於消費需求，而西方國家奉行“小政府主義”，政府投資的規模一般很有限。

外需的增長與勞動力成本、科技發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關。隨著一國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成本會不斷上升。這與實際工資水平是否上漲並沒有必然的聯絡，美國底層的實際工資增長已經停滯了四十年，但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依然很高。科技發展水平相對下降，出口競爭力也會下降。

對於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在勞動力成本方面根本不佔優勢，一旦科技發展水平出現相對下降，外需的增長就會被削弱。如果再出現工資停滯，消費需求難以增長，私人投資需求也終究會難以增長。政府投資規模又受限於“小政府主義”和高福利支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都熄火了，經濟自然就會陷於停滯。

日本和歐洲的工資增長為何會陷入長期停滯呢？

主要緣於社會公共福利的削減和社會保障體系功能的弱化。

社會保障體系功能弱化的典型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很高，一些拉美國家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支出佔GDP 的比重甚至超過了20%，但是拉美卻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拉美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全形同虛設。

延遲退休年齡，降低公共養老金替代率等政策使得公共養老福利被大幅削減，養老等方面社會公共福利的削減和社會保障體系功能的弱化導致普通勞動者群體所能享受到的實際福利水平下降，實際福利水平下降導致普通勞動者群體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滿足程度出現下降，導致工資的邊際效用增加，從而導致實際工資率（單位勞動時間的工資）出現下降。工作時間在不斷延長，才使得工資水平不至於出現下降而只是趨於停滯。

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其所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通常是供大於求的。由於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工資水平往往被限定在一個工資的效用稍稍大於勞動的負效用的水平。工資的邊際效用增加，勞動者承受一定勞動負效用（出賣一定勞動力）所能獲得的實際工資將會減少。

事實上，據經合組織的統計資料，從1997年至2017年的二十年間，日本的時薪下降了9%。在歐洲工資增長停滯的背後，由於收入差距在擴大，除高工資層級外，其他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可能是負增長的。

因消費需求的嚴重不足導致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因而導致了低通脹。為了提振通脹，各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實行大規模貨幣放水，依然無法提振通脹，導致了高貨幣和低利率。

工資增長的長期停滯導致貧困問題越來越多，救濟性福利支出也因此越來越高（高福利）。為了彌補因消費不足而產生的“需求缺口”而擴大政府支出導致了政府的高負債，高福利也導致了高負債，高負債又影響了政府投資規模的擴大，這也導致了低增長。

中、美、印、韓四個經濟體為何會成為“日本化”的例外？在遭遇新冠疫情的衝擊以後，哪些經濟體容易走向“日本化”呢？

目前經濟尚未陷入停滯的中、美、印、韓四大經濟體，美、韓是發達國家，中、印是發展中國家。美國是老牌發達國家，韓國是新晉的發達國家，同樣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相對發達，印度經濟則要落後得多。

在疫情發生以前，中、美、印、韓四個經濟體中，美國經濟的基本特徵最接近“日本化”。“日本化”的“三低三高”，美國滿足了“二低三高”，除了經濟增長率相對較高之外。

美國擁有金融霸權，依靠債務經濟模式美國可以獲取大量的不勞而獲。美國的科技水平依然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這對美國的外需提供了一定支撐。可以說，支撐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金融霸權和科技的領先地位。

美國印鈔（發行債務）刺激經濟增長，向外輸出美元，給世界各國創造需求，世界各國出口商品給美國，所得美元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和其它美元資產，美元迴流美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就是印鈔，付出的就只有一張張花花綠綠的紙，而世界各國付出的是“真金白銀”來支援美國經濟增長。

只要世界各國需要美元進行國際貿易結算，需要美國刺激經濟增加外需，需要儲備美元扺抗外部金融風險，美國就能夠依賴債務經濟模式薅世界各國的“羊毛”。

由於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幾十年來，美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是由少數富裕階層的收入增長所支撐的。社會貧富差距愈是擴大，美國對債務經濟模式的依賴性就越強，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可持續性就越弱。隨著美國債務經濟模式的不可持續，美國經濟大廈將會轟然崩塌。

疫情過後，如果美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下去，美國經濟將很可能完全走向“日本化”。

韓國經濟研究所的一份新報告顯示，韓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的8.3%，下降至近年的2.2%。若以這種退步速度，未來10年，韓國潛在增長率甚至有可能降至0%。

韓國是高收入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已經毫無優勢，其佔具國際競爭優勢的無線電通訊裝置、面板、石油產品等產業又遭遇來自中國的有力競爭。

去年韓國經濟出現了1%的負增長，今年韓國的經濟增速在逐季度下降，三季度經濟增長僅為0.3%，而目前韓國國內又通脹高企，這就限制了經濟刺激政策實施的空間，韓國經濟前景堪憂。

如果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擴大消費、擴大內需，疫情過後，韓國經濟也很有可能將會完全陷入“日本化”陷阱。

中國在出口方面，相對發達國家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相對其它發展中國家具有規模效應優勢，中國在科技方面也在快速趕超西方國家。

中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這一點是西方國家的“小政府”所不能比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實際工資長期保持了高速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78～2018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年均實際增長率為7.7%。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實際工資增長率應該也不會差得太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資增長速度要稍落後於經濟增長速度，1979—2018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為9.4%。

一直以來我國的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架馬車都十分有力，因而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的高速增長。

近些年我國外需的增長出現較大壓力，疫情發生以來，由於中國的疫情得到了迅速有效控制，出口出現了強勁增長，不過隨著全球疫情的逐漸控制，各國因防疫而採取的封鎖管制措施一旦解除，我國的出口增長又將會承受較大的壓力。

當前我國正在紮實推進共同富裕，隨著共同富裕階有效推進，我國社會經濟中存在的生產大於消費的矛盾將會逐漸被消除。近年來我國經濟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資本供給過剩問題、勞動力供給過剩問題，將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國內大迴圈中消費環節的梗阻將會完全被打通，整體經濟效率將會得到顯著提高。隨著共同富裕的推進，我國經濟將迎來一輪新的高速增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