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病逝於北京寓所。幾天後，她的骨灰被專機空運至上海，葬於萬國公墓。葬在父母身旁，是她生前的要求。對於這位20世紀傑出的女性，全國人上下以下半旗的形式悼念。
喪事辦完，工作人員開始整理她的遺物。在她書房裡大家發現了一個黑色角櫃，身邊的人說裡面都是夫人珍視的物件，但具體放的是什麼無人知曉。
開啟櫃子，裡面有幾本書籍，其中包括毛主席親自簽名的《毛澤東選集》。這是第一版，非常珍貴。
除此以外，還有一張紙片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它是一張16開的紙片，中間有一道摺痕，顯然是宋慶齡為了方便儲存把它對摺過。看著紙片，工作人員無不動容：原來，這是當年周總理在國慶二十五週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
整整7年了，她一直默默儲存著，就如同她始終珍視跟總理的這份友情一樣。
一：7年前的那場國宴，她帶病前往
讓我們把時針撥回7年前。那是1974年，周總理被查出患癌兩年後。這一年的9月27日，81歲的宋慶齡接到了中央打來的電話，希望她能出席9月30日舉行的國慶招待會。
此時的宋慶齡，其實已經極少再出門會客了。就在上一個月，她的面部神經出現了嚴重問題，到現在連眼瞼都是腫的。雖然國慶招待會是重要國宴，但按她此時的狀況來說，是該推遲不去的 。
但最後她還是決定出席，因為她從打電話來的工作人員嘴裡，得到一個重要資訊：這次招待會規模空前，會有國內外4500多人出席。透過這個資訊，宋慶齡判斷：久病多日的周總理，應該也會參加。
自從1972年被查出膀胱癌，周總理已經做了兩次大手術，但身體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解決。他現在到底怎麼樣了？這麼大的國宴他是否能參加？在接下來3天的等待中，許久沒見到周總理的宋慶齡一遍遍地思考。
9月30日晚，國宴如期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450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我黨各級主要領導，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以及柬埔寨、越南、緬甸等國的元首或代表。
那天，宋慶齡被安排在主賓席右側的第6個座位上，她早早地到了，默默地等著。“周總理來了”，突然人群中有人興奮地喊著，宋慶齡順著人群望去。
76歲的周總理，還似從前一樣穿著青色的中山裝，這是他最愛的服裝款式。他消瘦了許多，臉色蒼白，唯一不變的是他的背仍挺得跟年輕時一樣筆直。因此，看上去他仍是氣度非凡的。看到周總理出來，現場很多人都哭了，他們不清楚這會不會是總理最後一次主持國宴。
接下來，周總理發表祝酒詞。他的演講共持續了4分鐘，期間數次因掌聲太過熱烈被打斷。如今，這份珍貴的影片仍被儲存著。
祝酒結束後，很多人都去向周總理敬酒。他笑著，喝了幾杯。而一旁工作人員，則再三催促著總理回醫院。
其實對於此次周總理出席國宴，醫療組是有規定的，其中有一點就是：祝酒詞他只講幾句，後面由他人代替。只不過，總理沒有遵守。而“必須提前退席”這一條，也是他答應了的。
但大家不想讓他走，都圍了過來，以致工作人員不得不請求大家：總理的身體吃不消呀！希望大家諒解……
這一切，坐在不遠處的宋慶齡都看在眼裡。她很想上前去和總理說說話，但當天人太多，身體狀況又實在不允許她擠上前。
於是，最後她只能默默地帶走了桌上的一份祝酒詞，這是工作人員打印出來。他們生怕周總理當天不能說太多話，便提前打了文字版出來，放在每張宴會桌上，供大家檢視。
國宴結束幾天後，宋慶齡在給瑞士好友的信中，略顯欣慰地這樣寫道：雖然長期患病顯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極好的講演。
這封信寄出去僅一天後，宋慶齡接到了鄧穎超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說：
國慶宴會看到您在主賓席，很高興。外賓多，不便打招呼問好。回去累吧？聽總理講，看到您身體還好，很高興。
聽到鄧穎超這麼說，宋慶齡才知道原來那天周總理是看到她了的，而且回去還跟鄧穎超說起她。宋慶齡不無遺憾地回答：“本想見面談幾句，願望沒有達到”。淡淡地一句話，道出了宋慶齡抱病參會的一個重要原因：見見周總理。
鄧穎超的來電，顯然讓她更加慶幸此次自己的堅持參會。對這對老朋友來說，或許見一面，知道彼此都安好，已經是一種安慰了。
事實上，能認識周恩來，一直是一件讓宋慶齡覺得慶幸的事。
二：山河飄搖之際，他們相識併成為摯友
“在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鍊的領導人了。”
這是宋慶齡晚年，回憶和周總理初次相見時的一段話。
1924年秋天，26歲的周恩來從歐洲回國，在廣州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這一年，比他大5歲的宋慶齡是孫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當時，周恩來曾邀請宋慶齡到黃埔軍校講課，作為跟隨便孫先生南征北戰多年的才女，她當然是有這個資格的。而作為報答，宋慶齡和何香凝辦婦女講習所時，周恩來也會前去給進步女青年授課。就是在這段時間，宋慶齡見識了周恩來的才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宋慶齡果斷地站在了正義的一方，保護和救助了我黨的許多重要同志，比如保下陳賡。此後，她還透過自己的力量，源源不斷地為延安送人、送物。斯諾、白求恩等人能順利到達延安，都是宋慶齡從中斡旋。
這些事，一樁樁、一件件，都讓周恩來對宋慶齡由衷地敬重。周恩來很清楚：宋慶齡選擇站在反蔣的一面，就意味著她也站在了整個宋氏家族的對立面。從此，她將失去家族的依靠。
因此，周恩來一直想找機會親自感謝她。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終於找到了機會。那日，他和林伯渠等人要去廬山和蔣介石談判，途徑上海，便打算一定要登門拜訪一下。
上海地下黨的同志，提前把這一訊息告訴了宋慶齡，她顯得格外高興。過去的幾年裡，她一直跟周恩來書信往來。周恩來會告訴她延安的情況，缺什麼物資、需要什麼樣的宣傳，只要她憑自己的能力能做到的，她都會想辦法。只是兩人始終分處南北，一直難得相見。
因此，這次能跟周恩來見上一面，宋慶齡很期待。29號，周恩來等人驅車來到上海莫里哀路時，宋慶齡早早地在門口相迎。
這次見面，兩人談了很多關於國共如何合作抗日的問題。宋慶齡發現，當年黃埔軍校的那位年輕主任，真的成長了太多。也就是這次見面，為他們今後近40年的友誼奠定了基礎。
三：1949年周恩來力促宋慶齡北上
不管是在抗戰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宋慶齡付出了多少，別人可能不清楚，但周總理和毛主席是最清楚的。期間，她甚至抵押上海的寓所，拿出政府發的撫卹金借給毛主席。
所以1949年春天，全國解放在即時，周總理和毛主席便聯名寫信，邀請宋慶齡北上。當時上海還沒有解放，周恩來準備派可信的同志由香港取道，將密信交給宋慶齡。
在北上這件事，周恩來一直是很尊重宋慶齡的。明眼人都知道，宋慶齡在眾多民主人士團體裡，具備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她是我黨必須爭取的人物。但就算是這樣，周恩來仍叮囑送信的同志：
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唐突；
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加勉強。
很多人不明白周總理外交上的魅力在哪裡，總覺得他能讓人信服的原因僅僅是因為說話有水平。筆者要告訴大家，如果這樣想顯然就小看周總理了，他最讓人佩服之處始終是4個字：真誠、坦蕩。在對待宋慶齡北上的問題上，他亦是如此。
收到密信，宋慶齡頗為欣慰，但她還是表示：“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
宋慶齡會這樣婉拒，是有客觀原因的。當時她的福利基金會在上海，而且她本身也因高血壓需要長年就醫，在不能保證安全的情況下冒險北上，她確實是有較大顧慮。
第一次失敗後，邀請宋慶齡北上的計劃暫時擱置。直到1949年6月份，周恩來再次邀請。這一次，外部環境已經大為不同。此時大局已定，新政協籌備大會已經在北平開幕。上海也已經完全解放，我軍已經能保證宋慶齡北上的安全性了。
於是，周恩來便派鄧穎超和廖夢醒一起，前往上海親自勸說。與此同時，他還和毛主席各修書一封，以示誠意。其中，周恩來的書信內容如下：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籍穎超專程迎訝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僅從文字中，我們就能看出周總理對宋慶齡的敬重。他和主席的兩封信，顯然打動了她。隨後，鄧穎超便致電告訴丈夫，宋慶齡深受感動。但同時鄧穎超也表示宋慶齡“因在病中，不克長途旅行。”
事實上，當時宋慶齡確實身體欠佳。那時從上海到北平的火車不像現在這麼快，她的身體真的吃不消。周總理一聽說此事，迅速做出反應，他指示：
可囑上海鐵路管理局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由浦口直開北平，並附餐車，大約三天可達。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親自為宋慶齡安排好住處。他指示婦女聯合會副秘書長曾憲植：在北平為宋慶齡秘密尋找住宅。房子找好後，他又親自去看了，覺得一切都合適後，他才給鄧穎超去電：房子已經準備好。
一切準備都做好了，一向低調的宋慶齡提了3點要求，其它兩點都很好辦到，無非是不舉行歡迎會和進京後允許她見一些老友。唯有這最後一點，卻讓人為難，她提出：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車站迎接。
從客觀角度來看，宋慶齡做了那麼大貢獻，不去車站相迎顯然是不合適的。於是，智慧的周恩來回覆：惟到車站接的人選望你來電告知，以便不太唐突。
這麼安排確實很高明，把選擇權給了宋慶齡，既尊重她，又不至於讓她下了火車覺得冷清。就這樣，8月28日下午，宋慶齡坐著專列到達北平，毛主席和周總理帶著同志們親自迎接了她。
除了同志們的熱情歡迎外，周恩來一項暖心安排讓宋慶齡頗為感動：她一出車站，就有一群兒童捧著鮮花簇擁上來。
這些孩子都是在保育院上學的孤兒。他們能健康成長和上學，正是因為當年海外華僑響應宋慶齡的號召捐了款。對於沒有親生兒女、一生致力於兒童福利事業的宋慶齡來說，這樣的安排無疑是極重要的。果然，周總理懂她。
四：晚年的掛念
進京後的宋慶齡當選為副主席，承擔了大量的國務活動，長期跟周總理、陳毅一起，出訪各國。於是，在外事活動中，世人經常能看到這樣一幕：和宋慶齡同時出席活動時，周總理總是特意讓她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面。這種情形，被記者們用相機一一記錄下來。
而宋慶齡對周總理的關懷，則更多地體現在日常生活裡。每次從上海回北京，她都會帶上一些小禮物送給他。
送的次數多了，周總理覺得過意不去，便告訴她：“不要這樣費心了！”宋慶齡對此的回答是：“這不是費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這樣的回答，讓周總理再也無法反駁了。
“安慰”二字，或許正說明了宋慶齡的真實想法。晚年的宋慶齡身邊再無親人，兄弟姐妹早已把她當成了家族的叛逆者，不願跟她往來。對她來說，小5歲的周恩來是同志，更是能完全信賴的親人。
也正因如此，1972年周總理患癌的訊息傳出後，她的擔心都寫在臉上。她很想經常去見見他，但卻始終找不到機會。於是，才有了1974年她去參加25週年國宴，並默默收藏總理祝酒詞的事。
見不到面，宋慶齡只能想別的辦法關心他。有一天，79歲的她不知從哪兒聽說吃新鮮魚有好處，便硬是求工作人員在家中的池塘裡為周總理打一條魚。
工作人員一下網，就捉到一條大草魚。她高興極了，連忙讓秘書馬上送到中南海。當天下午，她就收到了總理辦公室的回覆：魚收到了，周總理表示感謝。
宋慶齡是個知識女性，她知道什麼是科學，但在周總理患癌這件事上，她總是願意相信讓他吃好一點一定是有益的。所以在總理最後的日子裡，她就一直忙著收鴿蛋，因為她聽說總理已經很難進食，只能勉強吃一點鴿蛋。
可惜，1月初的北京城，要找到鴿蛋談何容易。宋慶齡自己也養鴿子，但到了冬天也下不了幾個蛋。派去市場找的人，又說根本買不到。她心急如焚，讓工作人員翻遍鴿舍，才勉強湊夠了5枚。
她如獲至寶，騰出一個放禮品的小盒子，然後又把這些蛋一個個用紙巾包墊好。她甚至不放心工作人員去送，派養女隋永清親自去。隋永清出發前，她千叮萬囑：一定不要碰壞了。隋永清後來回憶稱：我很多年沒有見過她那麼著急。
可惜，當隋永清風塵僕僕地趕到醫院時，卻沒有見到周總理，連鄧穎超也無暇出來見她。她只能把鴿蛋交給警衛，便回家向宋慶齡覆命。
對於這一異常，宋慶齡在此後的幾天裡一直惴惴不安。3天后，她收到了周總理病逝的訊息。那一刻，她情緒失控了。
病魔纏身的她，不顧身邊人相勸，被秘書攙扶著來到醫院見總理最後一次。告別室裡，站都站不穩的她，細細地端詳著瘦得僅有60多斤的老友，潸然淚下。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秘書經常看見她一個人獨自坐著，流著淚自言自語：“國家少了一個好幫手，一個好幫手呀！”
一年後，一篇由宋慶齡撰寫的《懷念周恩來》得以發表，她寫道：他英勇善戰、勤勤懇懇、堅忍不拔、滿腔熱情地為人民操勞一生……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也因病離世。人們在她的遺物裡，發現了那張儲存了7年之久的祝酒詞。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帶病上臺祝酒的周總理、在臺下看著老友的宋慶齡，都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但筆者相信，他們這份偉大的友誼會被世人所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