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9年6月11日,各大報紙的頭條上都刊登著一張照片,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端坐在輪椅上,低頭和一個小女孩看畫報,和藹親切。
這位老人是賀子珍,小女孩是她的外孫女孔東梅。在照片上方所登“賀子珍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新聞,意味著在沉寂20多年後,賀子珍重新來到了大家面前。
一、毛澤東讚賞賀子珍:“你真是個特殊的綠衣使者”
井岡山地形複雜、易守難攻,歷來就是散軍、綠林的棲身之所。賀子珍就出生在這井岡山腳下。在英雄好漢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傳奇故事薰陶下,賀子珍每每看到百姓受欺辱、受壓迫的事情,心中的“俠義”之心就愈發強烈。
上學以後,賀子珍的眼界變得開闊,“俠義”之心逐漸演變成了救國救民的偉大志向和抱負。動盪的年代,革命是唯一出路。賀子珍果斷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
1926年未滿17歲的賀子珍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之後她擔任了永新縣的婦女部部長,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也都被選為了永新縣縣委委員。
“永新三賀”的美名得以流傳。賀子珍“神槍手”的稱號也是從這個時候傳出的。
事情發生在永新暴動之後,敵人浩浩蕩蕩來到縣城南門,絲毫不把農民自衛軍放在眼裡,架好梯子,就朝城樓上方爬。
但他們不知道,城樓上賀子珍正同赤衛隊員屏息凝神,就等著他們爬上來。
敵人馬上就要爬上來了,賀子珍看準時機,“打!”響亮的一聲,赤衛隊員們開始進行反擊。敵人很快就滾下了梯子。但有一些人仍在頑強抵抗。
一個人手裡拿槍,正小心翼翼地爬著,賀子珍舉起槍,朝他的腦袋就是一槍。這個下去了,又一個爬上來了。賀子珍再次拿起槍,準確地打到了他的頭。
敵人幾攻不下,終是落荒而逃。這支由十幾個人組成的赤衛隊大獲全勝,而帶領這支隊伍取得勝利的是第一次指揮打仗的賀子珍。“雙槍手”的稱號可能是誇張的說法,但她小小年紀在戰鬥中的機智、勇敢確實值得頌揚的。
1927年7月底,赤衛隊在敵人的圍攻下登上了井岡山。在上井岡山的眾多共產黨中,賀子珍是唯一一個女同志。
在井岡山,懷著共同的信仰,賀子珍同毛澤東結為了革命伴侶。她一面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一面積極做革命工作。
那個年代資訊閉塞,洞悉時局變化、瞭解最新資訊,報紙是必不可少的。在井岡山上的中國共產黨就像是“籠中鳥”,與外界隔絕了。因為敵人封鎖了一切訊息,尤其規定報紙不準透過封鎖線。
讀不到報紙的毛澤東十分焦慮,他曾派一個營打到軍閥、土豪的家鄉,以便收繳報紙。但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毛澤東還是常常沒有報紙可看。作為妻子,賀子珍因丈夫的苦惱而苦惱,作為一名戰士,她也希望毛澤東能夠得到更多外界的訊息。
於是她想方設法收集報紙。一些商人會到井岡山上販賣物品,賀子珍便透過他們,拿到了外界的報紙。“各種報紙都可以,要是帶來《申報》、《大公報》,價錢更高些。”
小商販要想帶著報紙穿越封鎖線也是很困難的,只有把報紙做成包裝紙的模樣,才能勉強帶上山。這種方式帶來的報紙,皺成一團,日期不連貫,訊息也是過去的。但賀子珍卻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撫平,儘量排好順序,再拿給毛澤東。
看到報紙,毛澤東露出了興奮的神情,他捧著報紙認真地讀了起來。一旦看到有用的訊息,他就笑著同賀子珍說:“真是撥開雲霧見晴天,天下大事盡收眼底嘍!”
賀子珍提供的報紙雖然殘缺不全,但是毛澤東還是據此做出了許多重要決策。
毛澤東在讀報時,會將重要的部分做記號,賀子珍就會把這些部分裁剪下來,再分類整理,方便隨時閱讀。剩餘的部分賀子珍也沒有浪費,可以用來寫字,也可以作為抽菸的捲菸紙。
1929年初,毛澤東帶領紅四軍作戰,與上級失去了聯絡,不瞭解敵人的情況,也得不到報紙。在路過瑞金時,毛澤東下令派一個班去搶報紙。
賀子珍主動請纓:“讓我跟他們一起去吧,我知道最需要哪些報紙。”毛澤東點頭答應:“行動要特別小心,快去快回。”
瑞金城內並沒大部隊駐紮,賀子珍和戰士們很快就進了城。他們來到了郵局,郵局內空無一人,只剩下四處散落的報紙。賀子珍激動地撲到桌子上開始挑選,戰士們也開始在地上、牆角上搜集有用的報紙。
一番忙活下來,他們得到了許多報紙,正當他們“滿載而歸”,卻發現郵局外面已經是敵軍重重。
賀子珍從容不迫,讓戰士先向敵人掃射,然後扔出幾顆手榴彈,在炮火的掩護下,成功逃脫。那些報紙也被完好無損地帶出了城。
毛澤東對賀子珍稱讚道:“子珍,沒想到你是這樣的機智和勇敢。你真是個特殊的綠衣使者!”
賀子珍笑著說:“我有什麼,在那個時候,只是一心想帶著報紙衝出包圍,就顧不得什麼了。”
的確,賀子珍為了革命可以什麼都不在乎。報紙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是那些機要檔案了。在紅軍的第三次反“圍剿”中,一顆炸彈在賀子珍和另一位女戰士身旁爆炸,千鈞一髮之際,賀子珍將檔案箱死死地護在身下。
幸好賀子珍沒有受傷,也保住了檔案。當她們追趕上隊伍,見到毛澤東時,賀子珍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不光人回來了,檔案箱也帶回來了。”
二、戰爭生涯,磨練了她堅強的意志
敵人對紅軍進行了五次“圍剿”,前四次都取得了勝利,但第五次卻以失敗告終。1934年10月,紅軍踏上了長征之路。中央批准隨部隊出發的女同志共有30人,賀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她被編在中央紅軍幹部休養連,因為即將上路的她已經是第四次懷孕。行軍打仗環境艱苦,賀子珍每次生產都不能得到很好地休息,也未能及時補充營養,因此她的身體很虛弱。
漫漫長征路對賀子珍來說也是一個挑戰。但在隊伍裡她堅決不要特殊照顧。她和其他戰士一樣,保管著三四副擔架。到達宿營地以後,她也不休息,安排食宿、為戰士們燒熱水、給醫護人員做助手給受傷的戰士換藥……
營地裡到處是她忙碌的身影。戰友們心疼地說道:“賀大姐,你都這樣了,別做了,去歇會兒吧。”賀子珍不以為然:“不累,我做得還沒你多。”
說完又忙碌起來。等到該做的事都完成了她才去休息。
1935年2月20日,毛澤東運用他卓越的戰術,指導紅軍第二次渡過赤水。敵人被搞得暈頭轉向,不清楚毛澤東要幹什麼,亂了陣腳。這一仗,紅軍取得極大的勝利。
當勝利的號角吹響,賀子珍也誕下了一名女嬰。頭上有敵機嗡嗡作響,地上有敵人圍追堵截,情況危急,又找不到合適的生產地點,最後戰士們將賀子珍轉移到相對隱蔽的窩棚裡。
敵機在窩棚上方不斷地盤旋,有幾顆炸彈在距離窩棚不遠處接連爆炸。守在窩棚外的戰士們都提心吊膽,生怕發生意外。過了一會兒,一聲嬰兒的啼哭傳來,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賀子珍和毛澤東的前三個孩子出生後的命運幾乎相同,他們都沒有陪在父母身邊,不是被送給老鄉撫養,就是夭折。這第四個孩子也“在劫難逃”。
相較於送出第一個孩子時流露出的不捨和傷心,此時的賀子珍很平靜,她從懷裡掏出4個銀元,連同孩子一起交給戰友,虛弱地說:“她是人民的孩子,把她交給人民撫養吧!”
但下一秒,她突然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大喊:“讓我再看一眼孩子!”“來不及了……”
戰友的話消失在此起彼伏的炮火聲中,賀子珍沒能夠多看看孩子,記住她嬌小的模樣,就與她分別了。
淚水浸溼了她的軍裝,她以為自己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分離,但十月懷胎,骨肉至親,她又怎能忍受親眼看著孩子一次次離開的痛苦。
革命是為了更多的團聚,讓更多的孩子過上好的生活。早早參加革命的賀子珍明白這些道理,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革命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不能倒下。
於是賀子珍強忍著悲痛,以堅強的意志繼續踏上了征程。
一個月之後,賀子珍的身體漸漸恢復,但她卻去“鬼門關”闖了一回。那天,隊伍行進到了貴州盤縣地區,休養連的戰士們準備休息,轟炸機的聲音就從遠處傳來。
大家立刻隱蔽,可還沒來得及找到藏身之處,就已經有3架飛機飛到了他們頭頂。賀子珍原本已經藏好,她一抬頭,看到還有戰士在到處跑,便大聲喊道:“還有傷病員沒有隱蔽好,大家趕快隱蔽他們!”說著就衝了出去。
當她跑到一位傷員面前,敵機便俯衝下來掃射投彈,情急之下,賀子珍撲在了傷員的身上……
總衛生部的李芝醫生趕到時,賀子珍倒在血泊中,遍體鱗傷。一番搶救,賀子珍活了下來,但是身體裡卻留下了17處彈片。
這些彈片伴隨了賀子珍的後半生,融入到血肉中,成為了她身體的一部分,甚至是靈魂的一部分。戰爭中遺留的創傷令她疼痛難耐,也恰恰是這樣的痛苦在提醒著她,她曾為新中國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每一處傷口都是一枚閃爍著光芒的勳章。
1937年賀子珍和毛澤東的婚姻走到了盡頭。這位從不怕吃苦的女戰士,陪著丈夫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卻在紅軍達到陝北,形勢相對穩定的時候選擇了離開。
性格影響命運,骨子裡的倔強使賀子珍以不滿足當前的狀態,她需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去做更多的工作。同時她和毛澤東之間也有了矛盾,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賀子珍義無反顧地去到了蘇聯。
人活在世總是會面臨許多選擇,不同的選擇會迎來不同的人生走向。賀子珍的選擇改變了她的後半生,多年之後無論是後悔還是遺憾,在當時這都是她認為的最佳選擇。如果再給她一次重來的機會,她還是會這麼做。
三、1979年賀子珍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激動地說:“沒想到組織上還記得我!”
在蘇聯漂泊十年,賀子珍受盡了苦難。1946年她回到了日夜期盼的祖國。
在哈爾濱,賀子珍去到了市總會機關黨支部工作。“今後我的黨的組織生活就在這裡啦。”她熱情地同大家說。面對新的工作,賀子珍充滿了激情和活力。
在工人學校,賀子珍認真聽取了關於工人學員的文化水平、政治覺悟、年齡、性別等資訊。工人們來自哪些企業,在學校學習後對工作有哪些幫助,她都一一做了解。之後她又協助學校教導員做學員的工作。
隨著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的解放,賀子珍又去到了杭州工作,擔任杭州市婦聯主席。
這位曾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女英雄,此刻工作起來卻有一些力不從心。她病倒了。上海的環境舒適,便於療養,於是她定居在上海,住在哥哥賀敏學家中。
圖 | 賀子珍(第一排左一)和賀敏學(第二排左一)等人的合照
上海市四川北路慄陽路的盡頭,有一座三層樓房的院落,四周綠樹掩映,安靜整潔。賀子珍常常站在樓上看著窗外發呆,自從生病以後,她很少出門,常常獨自待在房間讀報,她甚至能夠將報紙的內容一字不落的複述出來。這是她當年作為“特殊綠衣使者”鍛鍊的能力。
受到身體和環境因素的影響,賀子珍在回國的20多年裡,並沒有什麼工作可做。1976年10月,她得到了可以恢復工作的機會。她對女兒李敏說道:“我可以乾點工作了,哪怕是寫寫回憶。”
時間在賀子珍的身上留下了痕跡,此時的她已經是一位年逾花甲、白髮蒼蒼的老人。可她還想要繼續工作,為國家的建設貢獻力量。
於是她去福建找到了哥哥,同他回憶起了當年一起鬧革命、一起奮鬥的日子。
回到上海,賀子珍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量,她對未來充滿希望。然而命運和她開了一個玩笑,一覺醒來,她發現自己的身體失去了知覺,左邊的胳膊和腿都動不了了。
醫生的診斷像一盆冷水澆滅了她對工作的熱情,由於中風,她的左半身癱瘓,以後的日子只能在輪椅上度過了。
賀子珍還沉浸在痛苦中,另一個不幸的訊息讓她更加難過。她患上了糖尿病。
在華東醫院,賀子珍情緒低沉,不願與人多做交流。她多麼想再為國家多做一些事情,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可身體上的不允許,她也無能為力。
正當賀子珍在醫院裡鬱鬱寡歡之時,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五屆二次會議傳來了好訊息,她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即使不能再工作,賀子珍為新中國做出的貢獻也沒有被大家忘記。在這次會議中,賀子珍的老戰友提出:賀子珍是婦女界中參加革命最早,也是參加井岡山武裝鬥爭的女紅軍戰士,又曾是毛澤東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響力,建議她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這個建議得到採納,賀子珍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上海市委的領導專程到醫院看望了賀子珍,並告訴了她這個訊息。賀子珍拉著領導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我的心情太激動了,感謝黨和國家,沒想到組織上還記得我!”
受盡了苦難的賀子珍終於看到了光明,她又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想要養好自己的身體。“我還要工作,你們幫助我恢復健康,我也要同你們一起去努力把身體搞好。”她充滿信心地對醫護人員說。
賀子珍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她每天積極配合醫生做康復治療,還努力活動肢體,即使是全身出汗,也堅持著沒有放棄。
1984年4月初,75歲的賀子珍又住進了華東醫院。她的體溫持續升高,出現了便血癥狀。4月19日,經過一晚上的搶救,賀子珍沒能甦醒,永遠地離開了。
關於賀子珍的後事,鄧小平做出了指示:“我們中央的領導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4月25日,賀子珍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送來了花圈,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內的各個黨政機關也發來了電唁。
當天下午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賀子珍逝世的訊息刊登於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華社對她做了最為公正的評價:
賀子珍同志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艱苦奮鬥的一生。